书 评 I 希珀《乐园之丘》:性别的降格、反叛与调和

希珀在该文本中，所研究的是神话与谚语背后的叙事权力。比如库尔德的俗语：做一天男人比做十天女人好。这种口头传统反映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如何形成？对女性负面观点的思维模式如何调整？千百年固化的性别偏见如何改变？女性从有权到无权的漫长历史中，那现在的她，位置在哪里？

希珀追溯女性权力在历史化的进程中，如何步步失权？她的梳理很难不令人想到福柯式女性主义的视角。希珀说“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观察过去和现在的方式。”这就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

福柯深埋蒙尘的隐秘档案，希珀将深具历史化的神话与谚语收集。她循着福柯众多质疑中有关女性的质问，试图追溯女性权力诞生的谱系。她考察某种恐惧，提出在某种历史化的进程中，男性对女性权力的控制，是源自于对女性的恐惧。操控源自恐惧，恐惧转化暴力。而暴力使沟通断裂，性别的鸿沟就像宇宙的红移一般。

一、降格

暴力的起始就是贬低的话语。当这种话语被内化，特别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凝结成的历史合理性的正义中，这种暴力便显得理直气壮。比如米什莱在1862年的《女巫》中，他考察到“在1300到1600年，对女巫的审判不曾改变。比如在1513年，日内瓦，3个月内，1天要烧死约5名女巫。”

教会对女巫审判时总带有先入为主的定论，即女人生性轻浮，意志薄弱，容易被诱惑，受淫欲的驱使而走上歧途。但这只是托辞，实质上他们害怕女巫的能力，她有半疯半醒的神通能力，她有独自怀胎生育的能力。米什莱说当教会忙着讨论天使的性别问题时，女巫却投身现实，创造了化学、物理学和数学。例如颠茄就是女巫的发现。

而这些神话的能力足够动摇教会的权力。女巫身份的神秘感导致教会的恐惧，恐惧生成暴力。女巫在历史中所遭受的，恰与希珀该文本梳理的论点具有一致性。权力机制不允许这样的能力被女巫控制，于是暴力消除的原因是:要将这这些神秘的能力收归己有。

就像希珀说的，上帝母亲变成了上帝的母亲。这就是教会最终确定的上帝的性别。这就是当时权力机制所要告知人们的知识，却将知识的来源锁成秘密。这就是希珀在该文本中认为的：“女性的秘密”被男性窃取了。权力垄断了知识，知识产生了话语的权力。

即如希珀所说的:“在起源神话中，拥有创造力的母神是自主创造生命的身体，一切新生命从她的产道中爬出，没有男性参与。后来，母神从所有地方消失，她被另一个自主的生命创造者取代，即男神。”这就是希珀所认为的神话叙事在抹除女性对文化的影响上扮演重要角色。

即使到了18世纪，人们仍在相信男性的精子里似乎存在一个完整的小人。这样的观点可以将女性的繁殖力移权到男性身上。直到18世纪末期，卵细胞的被证明，造成了学术界对精子和卵子谁对胚胎贡献大的激烈辩论。这场辩论也是权力导向的争执。这依然是那种取代的延续，生育的能力由男神替代母神的诸多神话叙事的科学化努力。

二、反叛

权力在性别上的偏向与维持，纵然是达尔文、弗洛伊德、福柯，他们试图深挖人类性别的差异时，这种偏向就像潜态本质一般存在。

达尔文挑战了上帝造物论，触怒了教会的权威。他后来的性选择论，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表象道德渐趋一致。而这种表象道德，福柯在《性经验史》的开篇发了出郑重其事的揶揄。

福柯认为在女人歇斯底里化的过程中，作为只构成女人身体的性，它把女人的身体整个纳入到生育功能之中，不停地借助这种功能的结果来干扰女人的身体。在这里，歇斯底里被解释成性的相互作用。这是福柯对弗洛伊德的规范化意愿的反叛。

希珀在该文本中发现的大多数创世神话中，人们对性的乐趣缺乏兴趣，其中主要的信息都与繁殖相关。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在赞美繁殖力和受孕，性被简化为繁衍后代的手段。神话隐匿了性，而又强调必须繁衍。要明确意识到的是，人类的性脱离原始的生育目的，才是晚近的20世纪中期的事情，即避孕药的发明。在此之前，社会的表象道德是:最好毫无欲望，而又子孙满堂。

希珀从女性视角切入，发现很多神话叙事有着相同的主题，即女性造成混乱，然后男性来创造秩序。混乱的女性首先是自体的混乱，即歇斯底里的女性，缩小到家庭中，就变成了不受控制的妻子。

福柯认为歇斯底里的女人这一形象，在医学的历史中被当成优先需要被认识的对象。尤其是心理医学。而这，正是弗洛伊德试图解释一切的起点。当他提出阴茎嫉妒的解释时，他将根由追溯至性别诞生之初。弗洛伊德认为小女孩因为缺乏阴茎而感到自卑。

但后来，卡伦霍妮针锋相对，用子宫嫉妒来反叛，说明男性对孕育能力的嫉妒，即怀孕和哺育、子宫和乳房。卡伦霍妮指出了弗洛伊德的盲区。但这或许是作为男性的弗洛伊德故意规避的，他故意忽略了早年潜心的社会性别视角，逐步扎入到从生物学中循证心理学的诸种证据，似乎誓要寻觅并在心理学中证明达尔文一笔带过的雄性优于雌性的论点。

这种性别差异就是希珀循着福柯的反叛策略强调的，认为通过对神话的重新讲述，现有的权力关系一遍遍被确认。很多神话由于其规范功能，夸大了两性间的不同和据此发明的规则。希珀试图努力让读者明白一个真理:我们深陷的文化传统比我们能意识到的更加紧密。

三、调和

希珀质疑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生物学令很多事情变得可能，而文化起的是限制或阻止的作用。”而显然的是，这种限制与阻止在性别领域里是失效的。文化在拉大差异，而非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总是在矢志不渝地拉大差异。比如巴别塔，就像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情人一样，持续导演着两性沟通的无效。

希珀在该文本中强调弗洛伊德将小女孩怨恨母亲将她不完整地（阴茎嫉妒）降生的根由，源自弗洛伊德无意识里的子宫嫉妒。这近乎形成了生物社会学的跨时空的学术争执。但确实，当精神分析涉足男性的女性向异装癖时，弗洛伊德的理论偏向似乎就找不到合理的支点。

在女权主义对峙弗洛伊德的理论之前，福柯就已经在弗洛伊德强大的权威理论中，努力突围着。福柯发现了弗式性压抑中的性生产。福柯认为：不存在一边是权力的话语，而另一边是与它相对的其他话语。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

所以，对于为控制女性而生产出的话语，确立其能神秘的具有惩罚的能力，是使得女性沉默的技术。但要识别出话语里的生产要素，就要求女性要有勇气现身说法，不断言说。即希珀强调的，为了懂得现在，我们需要理解过去。必要的时候，需要像女巫一般的异端者，需要在“不”里洞察出“是”的反叛者。

最终，希珀也像卡特的《萨德式女人》的文本结尾一样，一笔带过了希望两性调和的愿景。但是，刹那的文字并不能消解掉两性在历史化中漫长的对立、矛盾、痛苦以及无能为力。基于此，希珀在该文本最后的一句话，更像是一声叹息:“我有这样的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