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山

非大师风范,非鸡鸣狗盗之辈,非庸碌无为之徒,中山大学法学书生,摩根士丹利小喽啰

萧红:百唤无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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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悲情…

香港,北纬22度左右。

呼兰县,北纬43度左右。

萧红,1911年出生于呼兰县,1942年死于香港。单从她的生卒年的地点就能客观的感受到她生命的颠簸。

1940创作的《呼兰河传》,在当时的小说主流界被认为不合时宜。

落寞的萧红在南方细致地回忆着她童年在呼兰河小城里的人和事。

这里没有跌宕的叙事,荒凉是主题词。萧红努力地在雪虐风饕的世界里寻觅温和的阳光。

面对萧红,我的微笑总是难言牵强,当时的她,亦然。

萧红的时代,是一个女性意识刚刚在中国崛起的时候。这时,想要突破自我的女性活在了矛盾中,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萧红的生命体验大多是寒冷、饥饿和穷困,她生命里渴望所有的阳光除了那总是短暂的爱情,大部分或许留在了写作之中。

当时的社会普遍处在男权话语体系里,女性的写作是唯一可以展现自我、突破束缚的缺口。

在《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的死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笔凸显了萧红的自我反抗意识,大段详尽的跳大神描述,将呼兰县人的无知与愚昧推到了巅峰。

之前呼兰河路口的大泥坑就已经昭示了呼兰县人愚昧的本质,人们只是惶惶地看着这个可以淹死人的大泥坑却没人去想到要填一下。

美国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集体无意识的映射。呼兰城下的罪恶,亦然。

对于这座城的无知,萧红直接叙述:“呼兰河这地方,倒是太闭塞,文化是不大有的。”

而萧红的反抗正是在大家都无知的情况下,她说:“她(小团圆媳妇)没病,她好好的。”

当那个贫穷总爱抱怨的有二伯参加完小团圆的葬礼后,萧红这样描述道:“关于埋葬团圆媳妇的经过,却先一字未提。好像他们两个是过年回来的,充满了欢天喜地的气象。”

团圆媳妇本来好好的,她的死是集体无知的狂欢。


我们参加葬礼不也是这样吗?


死,是陌生的。死的故事会变得熟悉,一旦熟悉之后,我们也只当它是故事听了,听一个新鲜,盼一个热闹,而后的寂静是该吃吃,该喝喝。


在萧红这部著作里,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家是荒凉的。”


萧红自己说:“我懂得尽是些偏僻的人生。”


就像《呼啸山庄》里的凯瑟琳说:“从原来的世界里放逐出来,成为流浪的人。”


我想萧红之前从呼兰城出走,全城人认为她离经叛道,就像书中的小团圆媳妇被视作妖怪一样。很难讲小团圆与萧红谁更幸运,一个偏于选择承受,直到无端被折磨致死;一个偏于选择反抗,直到庸医误诊,寂寞不甘地离开。


某种意义上,她们都是反抗的人,但都是被动的。


而反抗的人,都是相信未来的人。


但未来是美好的吗?


萧红对于呼兰城里的人的未来有过这样的描述:“是凡过去的,都算忘记了,未来的他们也不怎样积极地希望着,只是一天一天地平板地、无怨无尤地在他们祖先给他们准备好的口粮之中生活着。”


所以,当时那座城里的人对于未来是无所谓期盼的,更别提期盼的对象了。


当我赞叹着萧红能够在如此战乱纷飞、颠沛流离的生活里还能有这般细致的回忆时,谁又能想到她当时是多么渴望着一份安宁与美好,换言之,就是如你我现在日日夜夜的安好。


但萧红一生漂泊,渴望幸福而终未得到。


《呼兰河传》里有着萧红难言牵强地微笑,毕竟那里有过她的祖父,有过她短暂的无忧自由的童年。不过,童年里她所证见的呼兰河这座小城里的人们,在萧红成年后的回忆和笔触里,是无知和可怕。


在书中,萧红在尽量涤荡着悲伤,勉强地微笑,过后在萧红的烟气里恍惚看见她清瘦的脸和听到她阵阵的咳嗽声。


她写卖豆腐的、卖馒头的、卖麻花的、卖黏糕的……在写买粉条的时候,如此说道:“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以怎么样?人生苦多乐少。”

第三章写祖父与后花园的时候,往上挪了一点点;第五章写小团圆媳妇之死往下移了一点点,真正在悲伤线上的,必然是作者心境在作品处的投影,第一章结尾处这样说道:“风霜雪雨,受得住的就过去,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就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这句话,简直是萧红对于自己今后路途的悲伤的预言:

萧红一生穷困,看不起医生,所以她一生的肚子疼、头疼都不知道是什么病。甚至后来的死于的肺病,都不知道是起于何时,因何而起。大多情况下,都是萧红自己扛过来的。最终受不住了,寂寞不甘地死去。

歌德的《浮士德》里有句话:“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呼兰城因萧红而增补了几分名气。

但萧红的坟墓不在呼兰城,在香港的浅水湾沙滩上。

生死异地,无法落叶归根。她无疑是恋家的,但家的荒凉是她记忆里最为凝重的词。

萧红一直惦念着家乡,她问:

“有二伯是怎么死的?”

“老厨子还活着吗?”

“那个磨房里磨官的第二个孩子怎么样了呢,长大了吗?”

“街坊邻居还是那么愚昧吗?过得好吗?”

……

萧红一生,她的问题总是得不到回应。后花园里祖父逝去之后,萧红便无所依傍地在漂泊。离家出走,被动怀孕。她与下一个男人结合的时刻总是怀着上一个男人的孩子,她的爱总在错位,或者被错位。在战火中兜兜转转。旅居日本或许是她期望得到的安宁的时刻,但也是最孤独的时刻。她疯狂地写信给她的男人,但一切都已然衔接不起来了。

归国是为了奔赴曾以《生死场》的序言拔擢了萧红的声名的鲁迅先生的丧,用细致俏皮的回忆填充进她的悼念散文中。这俏皮是独特的萧红面对生存困境时的黑色幽默,诸如《苦怀》一类的小诗。

后来是婚姻,再次的婚姻,然后仓促中被误诊,然后在永诀的时刻失去了声带。

这无法发声像巨大的隐喻将不可承受的美在靠近深渊的处隔开,他者的叫喊也终得不到她的回应了。由死亡横亘成的奇特的平衡带来了某种勉强的公正。

曾记得,戴望舒写过一首短诗叫《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我每次看到她的肖像时,她的微笑总是带着她身后荒凉的身世,使我总想对这世界质问的更多,更多。

所以萧红的创作心境是在悲伤线上的一点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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