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觸及兒時創傷、成長壓力、家庭關係與學童自殺問題，最後一項尤其是近年頻繁出現、揪動人心而未能好好處理的社會現象。由於擔心引起漣漪效應，在媒體上談及自殺一向存有禁忌，這也是我擔心之處。我在台北也向卓亦謙及盧鎮業坦言自己的擔心，而卓亦謙則直言（他應該想過這個問題千百遍了），他認為不討論才是問題的根源，不討論才會令事情變壞。

有些人認為好的電影（或者藝術一般）應該令觀眾產生共鳴，讓他們沉浸在「虛構」的電影世界裡，得到某種情感上的宣洩。有些人則認為好的電影反而應該拒絕觀眾的代入，強調作品與他們的距離，從而引發觀眾的思考。對我來說，《年少日記》（下簡稱《年》）這部作品同時做到了藝術這兩面功能：既讓觀眾哭成淚人又讓引起很多關於教育、家庭與創傷的反思。

《年少日記》由一封沒有署名的遺書開始，上文未有提到遺書，因為遺書必需與「年少」合併討論才有意義。當鄭有俊希望查出誰寫遺書時，有一幕課室場景是很震撼的。鄭有俊站在課室面向學生，鏡頭不斷轉換到不同學生的臉容上，有的憂愁，有的面無表情，有的不知所措，同時由學生讀出遺書內容，看來每位學生都有自殺的可能！這些學生不是「少年」嗎？為何都不甚快樂呢？

《年少日記》裡的學生遺書，寫道存在了無意義，死去以後也很快被遺忘。然而，電影或許告訴我們，「死不是生的對立，而是它的一部分。」生與死、我和你並非分隔開來，死者的重量，會由生者承擔，成為生者的一部分，並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下去。電影中有不少鏡頭，時而有陽光透進來，只因卓亦謙希望借電影給予觀眾一抹光，「即使拍死亡，也不一定要陰陰沈沈，也有溫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