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 - "Sparks" 《星火》 第一部 过去

惟有这片土地，才算得上坚固，才能承载记忆带来的沉重负担。

----马萨·蒙吉斯特 《影子国王》

第一章 介绍 记忆的风景

中华大地的板块构造给这块硕大棋盘带来高山大河和无数记忆。印度板块从南部挤压欧亚大陆板块，创造了喜马拉雅山脉和巨大的青藏高原，从而把这个国家几乎同大陆的其它部分隔绝开来。缓缓扩散出来的更多小型山脉起伏错落，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岸边，如同广袤大地隆起高耸的脊梁。深谷中孕育出宽阔的河流，从西部高原奔腾而下，直至大海。对于在山川大河中徜徉的旅行者来说，不管你朝哪一个方向行走二百英里，都一定会被自然屏障阻挡（注1）。许多人都以为中国是一个高度匀质的国度--持续千年的文明历史、超过百分之九十一的汉族人口--但是地理告诉我们另一种真实：一堆完全不同的地区拼图，各地气候迥异、语言不通、文化传统和历史差异更大。

为了征服这片苍莽大地，中国人民把它变成了一块画布。几千年来，他们把所思所想刻在藏身的岩石和峭壁上。经过时间长河的洗礼，几乎每一处山川河谷都有自己的神话、传奇、战斗、屠杀和美丽的传说故事。千年以来，旅行者们每到一处，都会写下自己的奇思妙想，并雕刻在附近的岩石峭壁之上--这些古代的涂鸦把历史带入了日常。

其中的一些涂鸦不仅仅是自我吹嘘的笔记：我来了，我存在；我牛逼，我读过史书；我不同与庸众，我想法独特。某些精妙的词句也增添了景点的风貌和意义，帮助未来的旅行者在碑刻铭文中与过去对话，用新的方式理解历史。这一点不同于现代情怀--自然环境只有保留原始状态才能被视为真实。的确也有中国作家抗议过泛滥的碑刻铭文，但对大多数人来讲，这很少被看作一种冒犯。反之，与过去对话增进了对现在的理解。

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武汉上游一块俯瞰长江的赤红色岩壁。公元208年到209年的冬天，一场决定性的水战在此展开，对阵双方是军事独裁者曹操和抵抗侵略的小国联军。处于弱势的一方运用奇妙的战略取得了最终胜利，使得赤壁之战的知名度可以和西方人记忆中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媲美：一场光彩夺目的胜利阻挡了豪强的霸业（当然，和所有的历史一样，真正的故事要复杂的多）。

这个景点变得很有名，但它成为朝圣之地，是因为八百年后公元1082年苏东坡的到访。苏东坡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也是当时国家的官员。他因为对抗暴政改革而被贬官，穷困潦倒住在离赤壁不远的农庄。某个夜晚，苏东坡和友人泛舟江上饮酒作乐，高谈阔论之余路过了赤壁。到家后，他写了一首诗直抒胸臆。过了一阵子，他再次游览赤壁，又写了一首诗。

这两首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不仅因为诗作的文字优美，还因为苏东坡是个大书法家。奇迹般地，其中一首苏东坡用毛笔亲手写就的诗词，历经千年至今存世，成为中文世界最珍贵的艺术作品之一。在苏东坡游览的若干年后，赤壁悬崖上建造了庙宇来纪念他，还建起了存放他诗词碑刻的凉亭。

文字和书法让诗人出名，但正是诗词的内容本身激发了人们的思古幽情。苏东坡评论的是一场古代的战斗，但他诗词的意味是永恒的：人民反抗暴政的正义性。

读者们会想到曹操的落败、正义一方如何赢得战斗，但也会想到苏东坡本人也是因为挺身抗议而遭贬谪。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念--最终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正是这首诗的中心，当然还有被贬官的郁闷、挣扎和孤独。诗中并没有直接谈及这些，苏东坡感慨万千，也表达自己并未屈服。

在第一首诗中，苏东坡诉说自己的不安：顺雄阔的长江而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他提到了夜空中的繁星，还说自己面向首都，他的诗也是对皇帝的恳求。

船行途中，苏东坡的友人哀悼命运的不公。虽然历史名人曹操曾和周瑜在此会战，但他们两人固然一世之雄，也不过“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但苏东坡不同意这个观点。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注2）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对于苏东坡同时代的人，诗的政治意味显而易见。为官追求的利益不可能长久--就如不停流逝的河水，又像逐渐消失的月光，日渐式微--但他追寻的价值是永恒的，就如河流永不会干涸、月有盈缺但永远发出光辉。这样的评论如此直白，当苏东坡把赤壁赋发给朋友时，他还加上警告：“写了太多抱怨和危言耸听之词........请阅后即忘，勿传他人。”（注3）

如今，赤壁是中国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人们不再搭乘一叶扁舟，而是坐在大型游轮上，还可以在途中大快朵颐享用丰盛的自助餐。到此一游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因为每个此生必去景点的攻略清单上一定有赤壁。

大部分游客都是为了仰慕苏东坡。他们会联想到他被贬谪，会联想到曹操的傲慢，会联想到那么多画家在峭壁上对苏东坡的描绘，由前人的抵抗想到自己对威权的斗争。思绪万千的游客们，有些人沉默了，有些人若有所思频频点头，也有人吟哦着诗中的词句，同时观赏着突出的山岬和巨大的赤壁二字--这两个朱红色的大字是十五世纪时为了纪念苏东坡而铭刻在悬崖石壁上的。

在中国，历史和道德密不可分。史家的传统任务就是要对王朝和统治者作出道德评价，部分是为了给后人留下记录，但也有部分是为了针砭时弊。所以苏东坡引用曹操的典故，绝非仅为纪念一场古代战役。唯一的解释就是要臧否当时的皇帝--和曹操一样，是一个将要被打败的霸主。

这样的史观让史家既当法官又当陪审员，一面收集证词一面宣判统治者的命运。如果一个王朝以德治国，那么从史家的角度就该千秋万代。但如果政府鱼肉百姓、君王不能勤政、灾难此起彼伏，那么必然在史上留下骂名并丧失其“天命”。这会导致统治者的两种反应：要么秉公执法希望带来成功和历史的赐福，要么打击异议者从而再无人挑战统治的合法性。

这一来史家就成了高危职业。最著名的案例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被施以宫刑并遭囚禁，因为他挺身为一名被冤屈的官员辩护。司马迁本该自杀，而不是带着伤残的躯体和巨大的屈辱苟活。他活下去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要写一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通史。司马迁树立了历史写作的标杆：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规避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假装写的是游记，在某景点游玩，顺手涂鸦。这些游记中的佳作，就像苏东坡的诗一样，不仅仅影射了政治批评，还探索了自然的无穷无尽、生命的荒谬和现实的不堪。

几百年来，这些凭吊记忆的场所一直都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景观。对于入侵者、外来统治者和分裂者，这终究是一片有着绵延数千年记忆的国土。部分原因是，在中国，历史的存在和现实无可分割。用西方的对照物来比喻，就像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欧洲文明，它们使用相同的剧本和文化参照物，并被移植到相当于美国大小的地理区域。想象一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可以阅读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大部分现代欧洲国家语言，而且这些时代的著名景点--雅典神庙、罗马斗兽场、沙特尔主教座堂、奥斯维辛集中营--都位于美国境内。几千年来的著名作家--荷马、简·奥斯汀、萨福和海明威--也都曾住在这里，并造访过这些景点，并把他们的所思所想铭刻成了碑文。

这给中国当下发生的事件带来无法承受的重压。这个国家不管到哪里，都有古代的遗迹。过去的永远都不会真的过去。但这厚重的历史也让人民更有力量。既然古人敢仗义执言，那我为何不能？如果我身陷囹圄和苦难，如果我被禁言和羞辱，这难道不是一直在反复发生么？不要忘记一个事实，最终人民缅怀和纪念的是司马迁和苏东坡，而不是残害和诋毁他们的统治者。

现在和过去不同的是广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仅仅是中国历史长篇的又一个章节。现代官僚主义政权深入到每一处山乡僻壤，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变革横跨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1949年共产党上台后。自1921年成立后的三十年，党内历经各种清洗、肃反和运动然后才建政。通过四年内战击败国民党时，这个组织具备高度纪律性，由一群经过战火洗礼的军人领导，并矢志暴力革命。他们有能力推行一些倾向性非常明显的政策，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好的一面，但几乎所有政策都是自上而下命令式的、完全强制性的。

喧嚣的中心是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性格：捉摸不透、反复无常、冷酷无情，时而会臆想自己是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至尊。在毛近三十年的统治下，中国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把正常的社会关系砸得粉碎。国家发动的暴力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便1976年毛死后，相对温和的领导人执政，这个国家依然充斥着骚乱、镇压、对不同政见人士的迫害和对少数民族的残暴政策。

从最早期开始，中国的领导人就试图把历史掌握在手中，方法就是讲述神话故事：共产党是依靠人民支持夺取了政权；饥荒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新疆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的民主斗争是外国势力在推动；政府在处理新冠疫情初期爆发时很负责任。不露痕迹的潜台词：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从混乱和分裂中解救出来。任何其它版本的历史叙事都是禁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基础神话，但是在中国，因为没有独立的公共机构--媒体、大学、政党--所以要挑战官方的版本变得异常艰难。

共产党的神话统治了中国的教科书、博物馆、电影和旅游景点，并且是中国领导人的一贯作法。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把控制历史叙事作为最重要的国内事务。他关停了几十家非官方刊物和博物馆，关押所有反对官方版本叙事的人员。这些去除记忆的行动重新编织了国家的集体记忆，并成功说服了大多数中国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党还是实实在在为民众谋福利的，那些反对派往好了说是不切实际，往坏了说就是叛徒卖国贼。

为了反驳压倒优势地位的国家叙事，现代的司马迁和苏东坡致力于史诗般的斗争，以记录当代中国的历史全貌。即便在被许多局外人视为“完美独裁”的时期，这些独立写作者、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仍在创作：政府导致了饥荒、政治运动、大屠杀、病毒爆发。他们的目标是挑战、动摇并争夺国家的叙事版本。明知胜率不高，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因为他们相信历史终究会揭示出真相。

其中许多人从2000年代开始这项工作，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开放时代。它不是共产党治下最开放的时间段--自由春风吹拂的八十年代才是，彼时领导人甚至可以谈论自由选举。那些迎风飞扬的日子被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粉碎了，这发生在持续数周对腐败的和平抗议和对更加开明政治体制的和平请愿之后，全副武装的军队进入北京和其它城市，屠杀了几百名学生。此举开启了政府至今还奉行的游戏手册：严苛的政治控制搭配快速的经济发展。

跟八十年代相比，2000年代也许更重要，因为新技术的应用让许许多多人真正参与到全国性的对话中。经济改革让人们可以自由迁徙，也让人们有富余的财力去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对某些人，是漂亮的汽车和海外旅游。对其它人，可能是追索家族历史和社会问题。互联网开始普及，政府还没搞明白如何控制它。记者和活跃人士趁虚而入，发表了大量的博客，很多官员的渎职行为也被曝光。

地下历史学家一直在探索1940年代以来党史中的黑暗角落，数字科技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可以重见天日，并透过社交媒体、博客和传统媒体渠道传播给千百万读者。纪录片电影节给使用数字技术的作品增加了曝光度，比如用廉价手持摄像机给党的乱政的幸存者做访谈--只要极低的成本，就能对一党执政的政体有效性提出质疑。

这一段相对自由的时期在2000年代末结束了。不能简单的把它归咎于习近平2012年的上台执政，在此之前，对这些批评者、公民中的发声者，风向已经逆转了。2008年，党逮捕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因为他组织要求温和政治改革的和平请愿。次年，政府判处他十一年徒刑。2010年，许许多多著名政府批评人士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关闭。2011年，最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被关闭了评论功能。

习强化了这些打压的举措。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不容许对毛时代提出任何质疑。他在2013年1月提出，共产党的统治分为两个时期（注5）：前三十年（基本上就是毛统治的1949到1976年）和之后经济改革的三十年（从1978到2012年，邓小平和他指定接班人统治的时期）。习说，不可以接受一个时代而批评另一个时代。换句话说，你不能歌颂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而批评毛时代，反过来也不可以。你一定得全盘接受。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套逻辑苏东坡非常熟悉，习声称，任何对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质疑都意味着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为了解释历史的重要性，他引用了十九世纪诗人龚自珍的词句。那时中华河山刚刚沦于异族，龚自珍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注6）。习警告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刚解体的前苏联，但绝不会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必须保证官方版本的历史入脑入心。

为实现这个目标，习关闭了独立刊物和电影节，并加大了异议者获取信息的难度。他治下的政府大规模扩建了历史博物馆和相关红色景点，重拍了史诗历史影片，还重新修订教科书。集大成者是2021年重新编纂党史的纪录片，这在党的百年历史上是第三次。

对这些努力的解读之一，他们就只是精力过剩--连篇累牍搞意识形态控制并没有太多必要。但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即便是独裁者，他拥有的政治资本也是有限的。他们肯定会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习的其它重大政策都是为了应对能切实威胁他统治的风险：他搞反腐运动是因为腐败已经失控，而且还能借此清除政敌；他对香港的镇压，是因为这个言论自由的堡垒出版许多地下图书和杂志；他瞄准民主政体的台湾，因为台湾有力的驳斥了共产党制造的神话--只有威权体制才能有效治理中国人民。同样，他对控制历史如此关注，是因为他相信如果丢掉了对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将给共产党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威胁。

尽管政府一再管控，独立的声音仍在持续。2016年，我参加了一个口述史的工作坊，结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朋友，他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记录家庭和社区（我在本书第二部分结尾处有一个短文“拍摄中国的村庄”就是描写这个工作坊）。哪怕其中许多人身处险境，他们至今仍然很活跃。大多数曾经可以放映他们影片的场所已经消失，但这只会让他们的努力显得更为可贵。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在激励他们继续，是什么让政府的打压阻力重重。还有比如地下历史期刊《记忆 Remembrance》的编辑们。到2023年初，该杂志已经跨过十五个年头，成功出版了330期。

我在中国时候也长期接触过一些宗教社团，在那里有类似这样的人群。基于信仰的群组和地下历史学家一样，试图用解决内部问题的方法让中国更好--不安和良心的阵痛永远 不会消逝。对于踏上宗教之路的人们，信仰先拯救他们自己，才能拯救国家--信念就是中国需要道德革命来重建更公正的社会。对于非官方历史学家，信念是道德社会不能构建在谎言和沉默之上。

当我采访过越来越多的地下历史学家们之后，我意识到这不是一小撮不切实际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奋斗和努力--这并非一个政党或者协会，也没有章程和成员名单。党的安全机构可以轻易捣毁这类机构。这是非机构化的但同时又是由共同信念和信仰凝聚在一起的，并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规模如此之大，可以毫不夸张的称之为一场运动。日积月累，他们创造了关于共产党乱政的共同记忆--我会在第七章介绍相关内容。

至关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对地点有着神话般的迷信。他们当然知道赤壁和苏东坡，基于党建政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他们也创造了新的记忆场所。和古人一样，他们也在这些记忆场所留下了各种记号：墓碑、碑文、或是刻上他们名字的石头。

许多类似的记忆被勤奋的政府官员抹去了。但和苏东坡一样，今天的评论者们创作了许多艺术作品--电影、书籍、短文、诗歌--可能被压制但无法被删除。他们被广泛传播，其中很多取得了神话般的地位。即使被禁，作品在虚拟世界仍在流传，并被很多中国人熟知。他们代表了更加开放、更加人道的中国，这个中国一直都存在，人们也一直在为这个中国拼搏奋斗。

屡屡都有陌生人告诉我，某个他们认为的，这场现代运动的发源地。他们一直会绕回到中国最西部直到青藏高原。在那里，地理环境导致了毛时代一些最严重的过激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很早就开始去探索中国当时的新专制体系。这些人已经去世很久，甚至被遗忘了几十年，但中国的电影制片人和地下历史学家复活了他们，造就了反历史叙事的传承，正是这种传承让我们有了今天的各种故事，也寓示着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