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

中東與兩岸

當“武漢加油”槓上“風月同天”:文化的歇斯底里能有多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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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當頭,雪中送炭最是可貴。2月初以來,日本地方政府與機構便相繼為武漢送來捐助物資,不只行動迅速,也誠意十足,每個物資箱上都貼了詩詞-“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等,引經據典之餘,更顯中日交流的歷史縱深,堪稱國際援助最暖心範例。

然而這本是美事一件,但中國大陸的輿論、學界與官媒卻相繼發出靈魂拷問。首先是“論讀書的重要性”等圖刷爆了朋友圈,其大意是調侃日本對中國古詩如數家珍,反觀央視與人民日報卻只會說“武漢不哭”、“武漢加油”,顯得不如日本有文化;不久後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韓晗也發表文章《為什麼別人會寫“風月同天”,而你只會喊“武漢加油”?》,表示“我們的修辭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若再不創新,中國人幾乎喪失了會說話的能力”。

然而,社會上也不是沒有反駁聲音,例如《長江日報》在2月12日便出了篇網路爆款文《相比“風月同天”,我更想聽到“武漢加油”》,提出:“我聽到14億顆心靈碰撞的聲音,這讓我瞬間感受到,我是置身在一個巨集偉的集體之中,這個集體有一顆強大的靈魂”;但此文之所以爆款,卻與文中某些內容招致批評有關,故其現已緊急撤下。

事到如今,焦點已從物資捐贈變調為“中國與日本到底誰更有文化”、“中國為何不如日本有文化”,甚至引爆“風月同天”與“武漢加油”兩派支持者論戰。往復之間,不僅日本尷尬,也意外使中國的文化精神隱憂暴露殆盡。


疫情下的詩詞外交


若由日本本身的文化傳統觀之,其打從平安時代開始,便有贈物附詩歌的傳統。而此次舉措,無非就是其本著自己的文化習慣,在行國際援助之餘,善體中日文史脈絡,故能在風霜滿天時,暖手又暖心。

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為例,其出自《全唐詩》的《繡袈裟衣緣》,作者則是崇敬佛教的日本長屋王。當年其命工匠造千件袈裟,佈施唐朝僧人,件件都繡了四句偈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鑑真和尚得知後大為感動,遂東渡日本,弘揚佛法。上述記錄雖未必符合史實,卻足見中日文化交流之盛,也體現漢字文化圈的長久羈絆。

無獨有偶,日本NPO法人仁心會聯合日本湖北總商會等四家機構,也向湖北捐贈3800套杜邦防護服,包裝紙箱上就附有“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乃出自《詩經·秦風·無衣》;舞鶴市馳援大連的物資上,則貼了:“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是出自王昌齡的《送柴侍御》;富山縣給遼寧省的馳援物資上,則貼有“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這首原創中文小詩。上述舉措既盡到援助義務,也有外交與宣傳效果。

此次詩詞外交之所以能成功,一是日本本身的詩歌文化相當豐富,並有贈詩傳統;二是其深知中國為漢字文化圈的核心,故而在詩詞上能收心領神會之效。但這恰恰也是引發此次爭議的原因-日本詩詞用得太好,結果意外暴露中國自五四以後不斷失血的文化傷口。


“風月同天”何以成了“不共戴天”


此次事態之所以白熱化,在於不滿“武漢加油”被當成中國沒文化的鐵證,而選擇正面對決硬槓者,過於急切要證明自己的論點,結果舉例失當,不僅貽笑大方,還產生了高階自黑的效果。例如《相比“風月同天”,我更想聽到“武漢加油”》便提到:

“抗日戰爭的年代,多少詩人、詩句,抵不過毛澤東同志的一篇《論持久戰》”

以上可謂完全舉錯了例,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全文近五萬字,且當中不乏“機械論”等哲學用語,絕非一般人能秒懂的文章,倒是“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敢教日月換新天”等詩句才更膾炙人口。

此外同篇文章還意外扯上“奧斯維辛”,更講得不清不楚,導致許多讀者誤以為作者將武漢比做“新的奧斯維辛”,自然憤怒不已。其實《長江日報》本能用持中的角度,寫出一篇平衡自貶與崇外風氣的好文章,沒想到卻硬捧武漢加油、引據失當,反令對立風氣更加嚴重,社會也因此更加歇斯底里。

由歷史角度觀之,革語言的命無對錯可言,但我們也需正視自己付出的代價-那就是在普及文化的同時,被迫與部分傳統斷裂。平心而論,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文白互融,寫出天然去飾、直指人心的作品?不少人仍陷於邯鄲學步的困境,進退失據,接著就是原地打轉。黨八股那些生硬堆砌的文句,不正是調和失敗的典型範例嗎?

自五四以來,中國社會底層精神崛起,逐步挑戰上層勢力,知識分子話語權不再,傳統文化也因而喪失統攝力,淪為被革命的物件。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鄉土革命文學成了新主流,中國的政治語言也在“不斷革命”、“階級鬥爭”等主旋律下,日漸青春化、底層化,甚至無可避免的民粹化。

而當傳統文化秩序被革命顛覆後,文化看似已成功大眾化和民主化,實則日漸激進、空洞,這種文化激進主義走到極致,便成了文革。然而隨著文革的評價下降,社會風氣似乎有所變化,但傳統文化的角色卻依舊尷尬,一派人仍視其為腐臭糟粕,一派人則將其捧上神壇高位。這兩種情緒無關對錯,但問題是社會對此缺乏中庸的調節力道,於是雙方漸行漸遠,各自走向形式主義的極端。時至今日,這道革命傷口仍刻在中國人心坎上,此次詩詞事件便為案例。

韓晗教授認為“武漢加油”代表中國修辭與審美的墮落,並列舉“全面推進”、“切實抓好”等黨八股式用詞加以批判;龍應臺則將戰線擴及文明層面,認為“武漢加油”是整個中國社會集體心靈貧乏、粗暴所致。果不其然引發強烈反彈,許多網友開始把“風月同天”打成“風花雪月、布林喬亞式的封建騷客之語”;相比之下,“武漢加油”則成了十四億人民的集體共振。

然而綜觀兩邊的論點與依據,其實各有荒謬處。吹捧“武漢加油”者,用據失當;而認為“風月同天”勝出,並藉此自貶中國沒文化者,則首先就沒釐清狀況:“風月同天”是日本人說給中國聽的外交話,這種詩詞外交中國過去做得夠多了,例如2014年習近平訪問首爾大學時,便在演講中引用了“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以期中韓關係邁入新境界;此外日本應對國內賑災時,政府說的也多是“加油”二字,這點與中國的“武漢加油”並無二致,原因無他,簡潔有力,共凝士氣。

且光憑此次詩文事件,未必就能證明日本的古文程度壓過中國。原因在於,這些古詩詞大多出自在日中國人-“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是由日本漢語水平考試事務局的中國員工提議貼上;“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則由在日中國留學生建議印上;“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源自恰好在舞鶴市港口振興國際交流課參訪的中國員工;“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則出自富山縣經貿聯絡官孫肖。換句話說,日本雖有贈詩心意,但還是請教了中國人,一來是想避免誤用鬧笑話,二來也是希望能更妥適地傳遞心意。

革命後的中國文化界,至今仍未走出不斷鬥爭的革命語境。故而有人看到“風月同天”就自卑,進而掀起一陣“自己沒文化”的反思朝;有人則一見反思就要鬥爭,並認為“武漢加油”才是語言的最高境界。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真正的文化人,應可視不同語境與場合,自如運用不同風格的語言。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面對日本時不妄自菲薄,也在討論文化議題時不歇斯底里。


原文發表於2020年2月15日《多維新聞》、2020年2月14日《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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