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一个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的笑蜀：一个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的自白

深圳南边的问题上，我的中学群基本沦陷，但大学群还算好。印证知识程度和信息摄取量确实影响三观。中学群对周带鱼和李世默几乎没有免疫力，大学群却几乎没有鱼、默的市场。可见对国人认知不能一概而论。

但中学群多数人，人并不坏，人都挺好的。而且也并不坚定，无非因信息不对称所限，缺乏自主判断能力，只能随大流、随风倒。哪天信息不对称改变了，出现新的风向，他们马上又会倒过来。即便少数不易改变者，也没典型意义，重庆至今仍有怀念波督者，又如何？波督危难时，他们可曾为他们敬爱的波督站出来振臂一呼？说白了，这种随大流随风倒的所谓大多数，关键时刻的作用几乎归零。

我从来不相信变革必须所有人或多数人都觉醒才能发生。而认为寄望于所有人或多数人根本就是虚妄，虽然我也从来不相信小圈子，不相信没有一点社会基础的极少数人能包打天下，不相信有救世主，反而对一切自命先知的救世主抱有本能的警惕。我从来坚定地相信关键少数，但有个前提，关键少数必须具有规模意义。如果把这国家比作股权极度分散的公众公司，具备相对规模的关键少数，其关键时刻的能量，相比几乎归零的随大流随风倒的大多数庸众，无疑具有压倒性优势，无疑可以决定潮水的方向。他们主导的改变才是健康的改变，成本最小的改变，最有希望走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年循环。

因此，关键问题并不在大多数庸众政治上的糊涂，而在于能否找到具有相对规模的关键少数。这具有相对规模的关键少数其实已经存在，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他们，能不能跟他们良性对话、良性互动。一句话，能不能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在他们中建立信任、建立共识、达成默契。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这几乎是我毕生的信念，毕生的工作。这也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话语方式。不谦虚地说，我认为我已经尽可能地接近了我的目标，仅举一例：《先声》和《真相》两本书风行二十年，其对传统意识形态之颠覆性，可说是坊间公认的。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我认为我的尝试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这是我的信心所在，所以后来我才会被屏蔽那么久、那么彻底，而这屏蔽反过来，更印证了我的努力是对的，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为什么我始终谨慎乐观？原因在于此。我从来不寄望于大多数庸众，大多数庸众之庸，对我没任何杀伤力。我不会因此而绝望孤愤，破罐破摔。对我来说，这都在意料之中，再正常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在中学群，我几乎零发言，我不去尝试改变我所不能改变的人，何苦来哉。他们多数是好人，可以一起吃吃喝喝，一起怀旧，但国事免谈，他们也听不懂，徒伤和气。我的兴趣，我的努力，只在影响有影响力的具备相对规模的关键少数。这点上，我起了该起的作用，做了我认为对的事、该做的事。我本来就是普通人，能做的事极有限。能做成那些事，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期。在我来说，很可以满足了。一直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一生坎坷，但在你脸上，看不到半点受害者的痕迹？答案就在这里。

 这就是我的改良主义，我的改良事业。说到底，都是为了改良水土。我一直被指控为改良主义代表性人物，在改良水土的意义上，这指控可能并没有错，只不过应该在改良主义代表性人物最后，加上“之一”二字。因为所谓代表性人物并非我一个，而是所在多有，我显然并不孤单。改良水土很难，很慢，但总得有人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附：浅议横炮

一、老友谭作人论横炮：

二、某资深良心犯论横炮（2015年3月25日）：

 社会运动始终是个多选题，是在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之间，在多元整合协调之中的动态随机过程。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在高度动态之中不断改变，去接近人们的期望，这就是社会的“进步”的运动。

所以，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对抗与妥协，协调与整合过程。只有希斯毛反人类力量的所谓革命，才是单极发动，暴力取胜，实现个人目的。现代社会运动中，一切行动者都是一个决心、多种准备的程序设计及推进者，都是追求实质正义，也遵循程序正义的二元论者。

在与当权者的对抗和对话中，行动者往往是两手论者，即以两套以上的预案，去应对当权者的强势。……对如此浅显的道理装作不懂，把亦此亦彼的战术动作，理解为非此即彼的战略目标，以打破“虚假希望”为名，污名化公知和所谓理中客，对所有的合作与抗争行动下手，在战士背后放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一种卑鄙。

民运中常见的横枪斜炮冷枪冷炮，尤如战场逃兵施放的烟雾弹，除去暴露枪手的幼稚人格和怯弱外，似乎还可以预留一条：别有用心。

三、我论横炮(2016年10月3日)：

不同意胡适唯一说。梁启超两方面成就都不在胡适之下。其他都同意。其实并不存在革命改良之争，渐进激进之争，这都是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合力还是非合力之争，多元还是一元之争，先射大雁还是先抢大雁肉之争。(注：此段是本人对萧瀚《也谈胡适之》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