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科学传播与沟通：专家，官员，发言人与制度

作者：邢麟舟

首发墙内，某些问题谈得不够深入，见谅见谅。

在此前我的一篇文章《科学的“捧”与“杀”》中，我探讨过科研活动和科学知识生产中的政治、社会和权力因素。结合此次疫情来看，关于疫情的科学知识主要需要通过以下步骤来传达到民众耳中：首先，科研活动要形成科学事实；其次，科学事实要能够传达到各种政府、权力机构——也即有关部门——处，且后者决定要对这些科学事实进行公布；第三，有关部门要进行科学沟通，将这些科学事实传达，“转译”给民众（当然，有的时候这一步是由医疗自媒体完成的，但它们的权威性显然不如有关部门，甚至它们可能会传谣或被认定“传谣”）。这三个步骤中每一步都会受到政治、社会和权力因素的影响：从第一步开始，科研活动的渐进性、模糊性和科研人员的社会属性就会让科学事实的形成产生各种“麻烦”；而第二步则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各种非科学因素的考量（具体是什么大家都懂）。今天我们暂且抛开前两个，来探讨本次疫情中有关科学沟通的问题——科学沟通受到什么社会、政治和权力因素的影响？什么是好的科学沟通，又如何做到好的科学沟通呢？

一、“反面教材”：“宠物传染”和“气溶胶”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我个人认为可作为反面教材的案例。

第一个反面案例是“宠物传染说”。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李兰娟在接受白岩松电视采访时，发表了关于宠物传染病毒可能性的观点。观点发布后，各地民众和基层组织开始疯狂盲目跟风弃养，甚至出现了大规模扑杀宠物猫狗等惨无人道的行为。

让我们暂且不要指责群众的“跟风”和“愚昧”，看看李兰娟院士的一番解释为什么能造成这样的影响。李院士和白岩松原本的对话是这样的：

白岩松：有网友提问，人会传染给身边的动物吗？他担心宠物再传染给别人。

李兰娟：在现在这样传染病流行期间，（宠物）自己的主人要对宠物加强管理……如果你的宠物到外面去跑了，或者接触到疫情了，或者接触到有感染的人了，宠物一样的要监控起来。

白岩松：也就是人有可能传染动物的，对吗？

李兰娟：因为这个病毒是在哺乳动物中间传播，所以我们对哺乳动物也要加以防备的。

纵观以上问答，白岩松很显然希望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答案：人到底能不能传染宠物。然而李院士根本没有就此问题进行回答，而是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内容。什么“传染病”啦，“接触到疫情啦”，“哺乳动物啦”，让人云里雾里。经过仔细阅读、回顾，阅读理解好、有一些科学素养的同学能得到的结论就是，对于人和宠物之间能否互相传播，专家并不清楚，也无法确定，主任只是在告诫大家看管好宠物。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直白的答案——白岩松作为采访者，语气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他自然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在科研活动未有确定结论的时候，直接承认“我们暂时不确定”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为什么要说一些诸如“这个病毒是在哺乳动物中间传播”这样模棱两可，又引人恐慌的答案呢？非常时期，任何不严谨、画蛇添足的“专家意见”，都可能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丢弃猫狗带来的狂犬病、皮肤病隐患，扑杀宠物带来的各种人道、心理、卫生问题等等，都可能让脆弱的抗疫形势雪上加霜。考虑到央视节目的权威性和李院士本人的地位，这样的采访显然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其答案也是很不合格的，这与WHO清晰明了的提示相形见绌。

第二个“反面教材”是关于气溶胶传播问题的。2月8日下午，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卫生防疫专家强调，目前可以确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播途径主要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此后，专家又补充了一句，所谓气溶胶传播是指“飞沫混合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吸入后导致感染”。

对于这样的解释，恕我只能给0分。我本以为，在“所谓气溶胶传播”这一句之后，专家会对气溶胶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为什么进行一番解释，没想到专家却剑走偏锋，说“气溶胶传播”就是“通过气溶胶传播”，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幸好，随后医疗自媒体们对如何形成气溶胶、气溶胶感染的可能性，乃至如何预防气溶胶进行了解释：

https://think.sina.cn/doc-iimxxste9991700.d.html

内容较多，截图不太方便，各位请自行取阅

当然，这一切似乎不重要了。因为2月9日，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新的解释，气溶胶传播“尚待明确”。中央和地方听谁的？我也迷茫了。

以以上两个“反面教材”为例，我们似乎可以总结一下不成功的科学传播与沟通的一些特点。首先是语言不够简单明了，经常使用各种医学术语而不加解释，令民众，尤其是缺乏一定科学素养和信息检索能力的民众困惑。其二是信息不够清晰，总是将一些科研中常用的定语堆砌在想要叙述的科学事实前——这固然是科研严谨性的体现，但在科学传播与沟通的要求下，有时一个简明扼要的定语或一句简单的“不知道”，可能更有效率。第三是口径不一致：这当然代表着科研活动本身的模糊性，但科学传播与沟通的要求是传达信息使人相信，而卫健委也绝非简单的科研机构，所以这样的口径不一致是极为严重的问题。

二、正面案例：钟南山院士的受访片段

说句实在话，本次疫情中科学传播的正面案例实在不多，但我们仍然在经验丰富、老当益壮的钟南山院士的受访记录中找到了只言片语。多的不分析，简单的一句“肯定人传人”就已经碾压了所有其它的科学传播案例。1月20日，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钟南山院士非常掷地有声地给武汉肺炎下了界定：由于已经发现医护人员感染，这个病“肯定人传人”。

这句话很简单，但也很容易分析出个微言大义。与以上“反面教材”相比，钟院士的用语非常通俗：他没有再揪着什么“有限人传人”和“持续人传人”的科学术语或文字游戏，而是用了一个谁都能听懂的“肯定”。其次，“肯定”一词毫无修饰也无需修饰，直接确定一个事实，也给了民众清晰的指示——现在起接触任何在疫区逗留过的人员都有可能患病。最后，钟南山院士一锤定音，没有任何其它级别、其它部门的专家出来表示反对意见，也不存在从官方到自媒体的“辟谣”。当然，与其说没有人对钟院士给出的信息表示反对，不如说各方都在等待钟院士来第一个发布这个消息。

三、成功经验：为什么他可以？

那么我想问，为什么钟院士可以？根据“语言简单明了”，“信息清晰”和“口径一致”三个原则，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

首先，钟院士在受访时语言风格一向很接地气。这一方面是长期以来的语言习惯，另一方面也显然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结果。钟院士自2003年SARS抗疫以来，一直以雷厉风行，直言不讳，使用简单语言的风格著称，而这一定程度上也是SARS以来其长期处于各种传染病防控一线所积累的经验与“训练”的结果。

其次，作为卫健委高级专家，防疫抗疫一线的专业指挥官，责任感必不可少。这样的责任感会驱使专家对接受采访和发布信息十分谨慎、准确，生怕引起连带混乱，故而进行充分准备。

第三，钟院士在传染病防治科学界、卫健委内部以及民间都有极高的声望与地位。早在2003年的SARS防疫工作中，已经年逾花甲，担任多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钟南山冲在一线，为防疫抗疫立下汗马功劳，声名鹊起，为自己奠定了中国传染病防治界不可撼动的地位，也在普通民众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钟院士的地位，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在科学界来看是权威的，在民众看来，是“管用”且必须接受的。而在相关部门来看，他传达的信息是必须重视的，或者我们再说得直白一点，反对他所传达的信息，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宣传混乱。

以上三点，是钟院士得以进行高效、准确的科学传播与沟通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些原因都是可遇不可求。钟院士是经验丰富、有威望的科学家，而他的民间形象更掺杂了“负责任的官员”乃至“青天大老爷”的成分。他是抗疫英雄，是一位年事已高但精力充沛的老人，更是家世显赫，深受普通民众和文青青睐的民国世家子弟。他的人生经历、身体状况、科研积累、通过抗击SARS等疫情积累的经验与形象等，都太过难得。

四、根本途径：建立高效的科学传播与沟通机制

钟院士的特殊地位与经历决定了他在科学传播与沟通方面的巨大优势，但这样的优势却无法被系统性地复制。已经84岁高龄的钟院士，在遇到下次类似疫情（但愿不会有）的时，又能否在此冲上前线？抱着这样的依赖心理是不够的。解决类似社会突发事件中的科学传播与沟通问题，根本的途径仍然是建立优秀的机制。

以笔者的知识水平和文章的篇幅，显然是无法深入探讨这种机制的，但我们不妨根据上文提到的几个方面进行一些思考。

简单明了的语言，清晰准确的信息，这两点可以说是进行科学传播与沟通的基本要求，也是看似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要求。达到这两点，需要大量的训练。类似卫健委这一类具有科研性质，但主要负责与公共利益相关事项，由科学家/官员组成的部门中，成员需要进行科普、受访方面的培训，也需要在出现突发事件是时刻做好受访准备，不可如李兰娟院士一般仓促上阵。

除此之外，我认为打开转换门，多多培养、吸纳既熟悉科学知识，又熟悉传播学的人才进入这类部门，建立成熟的发言人制度，也是一个有效途径。在当下的卫健委中，能兼顾行政责任与科学研究两方面工作的专家成员已是不多见，再让六七十岁的老专家们训练自己的口才，兼顾科学传播的责任，也并不完全现实。专业的事，专业人做，科学研究与科学沟通在一个部门内共同发展，两手兼顾，可能要比强人所难，一味让某些无法胜任沟通工作的专家强行学习要更有成效。

然而，口径一致就不那么容易做到了——实际上，简单明了的语言与清晰准确的信息也不容易做到，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些技术性的解决方案。非瞒报的口径一致需要科学家、官员优秀的道德品质与素养，也对监督制度，尤其是舆论监督与信息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论上，科学家/官员应该一心一意搞科研，做科普，严谨地进行科学知识生产，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科学传播与沟通。有了这一共同目标，即使科学结论尚有争议，科学家/官员也可以以清晰明了的语言和诚恳的态度澄清实际情况，自圆其说。然而这一共同利益出发点却不可能凭空产生：真正能对这一共同目标进行约束的是来自内部（党与机关）和外部（媒体、舆论、民众等）监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