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在臉書和油管管理"運動公社"。

(反)壓迫與體育運動:愛爾蘭的故事

(原刊於2020年11月20日香港《明報》

近年由10 月底到11 月中左右,英格蘭的職業足球隊都會讓球員穿上印有紅罌花(red poppy,亦有人譯為「虞美人花」)的球衣上陣。這朵紅罌花的意義,在於向歷年陣亡的英軍致敬。位處香港的我們也能在11 月初見到皇家英國軍團(香港及中國支部)在賣旗時段義賣紅罌花。為何紅罌花在這時段有較高的曝光率?因為向陣亡英軍致敬的主要日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1 月11 日。

在英格蘭當職業足球員的,大概僅有麥堅倫(James McClean)長期拒絕穿上印有紅罌花的球衣上陣。麥堅倫生於愛爾蘭北面的德里(Derry)。德里這個地方很特別。法律上,它是英國治下北愛爾蘭的一部分。但幾年前筆者到當地一遊時,在市中心見到的都是愛爾蘭共和國旗幟。因為在這座城市,傾向主張愛爾蘭全島統一的天主教徒是佔多數的。自1998 年各方簽下和平協定後,北愛大致是和平的。但望向主張維持英國統治的新教徒區,也見到有人懸起米字旗,兩派可謂壁壘分明。乘坐火車到當地時,報站系統還要用兩個名字來稱呼該地。因為親英派傾向用倫敦德里(Londonderry)這個名字。我在火車上遇到有人問職員,到底火車的目的地是德里還是倫敦德里。職員一臉尷尬以「都是一樣」回應。


德里的最大景點,是Bogside 地區的塗鴉。Bogside 是天主教徒聚居的地方。1969 至1972 年北愛武裝衝突的高峰期,當地居民屢次以路障阻止英軍及偏袒親英派的警方進入該區。「你正在進入自由德里」(You are now entering free Derry)就是最具標誌性的塗鴉。對麥堅倫在內的德里天主教徒而言,1972 年1 月30 日發生的事,至今仍是無法抹去的傷痕。為了抗議英軍未經審訊就長期拘留涉嫌是愛爾蘭共和軍成員的人士,德里民眾當日和平示威。但英軍卻對遊行民眾開火,造成14 人死亡。一直到2010 年英國官方的調查報告出爐,確認在英軍開火前,根本就沒有示威民眾擲石或者投汽油彈,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才為此事致歉。而當天有份開槍的士兵中,僅有一人有機會面對刑責。在這個地區長大的麥堅倫,實在難以向英軍致意。即使他每年都因為拒戴紅罌花上陣而被球迷喝倒采,甚至收到死亡恐嚇,也沒有妥協過來。

麥堅倫在專心踢足球前,其實是參與另外一項運動的。這項運動也叫足球,但玩法與我們常見的足球有頗大出入。這種足球盛行於愛爾蘭,由蓋爾運動協會(GAA;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負責管理,所以英語世界多稱之為Gaelic Football(蓋爾式足球)。「蓋爾」是指愛爾蘭的原住民。當源於英格蘭的現代運動在19世紀傳到愛爾蘭,但又遇上正在興起的愛爾蘭民族主義時,GAA 就以推動「本土」運動為宗旨在1884 年成立。蓋爾式足球是GAA 旗下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它的賽例,是為了與足球和欖球這些「英式」運動作區別而制定的。曾有一段長時間,GAA 不但禁止有英國軍警身分的人參加GAA(2001 年廢除),甚至連參加「外國」運動的人都禁止參加GAA(第27 條;1971 年廢除)。所謂的外國運動,其實只包括那些英國人的運動,如足球和欖球等。1938 年,時任愛爾蘭總統的Douglas Hyde 就因為出席了一場愛爾蘭對波蘭的國際足球賽,而被撤銷GAA 贊助人的職銜。

GAA 本已是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旗幟之一。它的總部Croke Park 更因為100 年前一宗血案而令它儼如愛爾蘭民族主義聖地。1920 年11 月21日,正是愛爾蘭獨立戰爭期間。當天早上,愛爾蘭共和軍發起行動,企圖肅清身處在都柏林的英國特工。該行動造成16 人死亡,包括10 名英軍。同日下午,一場蓋爾式足球賽在 Croke Park 舉行,吸引了約5000 名觀眾到場。英軍聯同警察被派到Croke Park,據說原意是要搜查在場人士。但當天卻有警察向人群開火,14 名平民因而死亡,最年幼的只有14 歲。罹難的包括參加比賽的球員Michael Hogan。今天Croke Park 的Hogan 看台,就是紀念他命名的。

回顧以上兩宗同被稱為「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的慘劇,不是為了說明面對「紅罌花」時,英國人和愛爾蘭人的視角完全不同。蘇格蘭足球隊些路迪(Celtic)原由愛爾蘭移民組成。創會百多年後,些路迪仍是不少愛爾蘭天主教徒支持的球隊。該隊球迷之中,還存有不少同情愛爾蘭統一運動的聲音。些路迪球迷曾抗議球隊將紅罌花印在球衣上。因此,近年些路迪已不再讓球員穿起印有紅罌花的球衣上場。但今個月初,領隊連儂(Neil Lennon)出人意料地佩戴着紅罌花在後備席督戰。和麥堅倫一樣,連儂也是北愛爾蘭出生、長大的天主教徒。而且原是北愛隊長的他,因為受到死亡恐嚇而提早結束其國際賽生涯。向連儂發出死亡恐嚇的,很可能是北愛的親英武裝組織人員。

雖然一些些路迪球迷為連儂戴上紅罌花一事大為失望,但連儂沒有解釋他為何要這樣做。事實上,他大概也沒有義務解釋。一些為連儂辯護的些路迪球迷則提出一個事實:為英軍執行職務時死去的,其實有不少愛爾蘭人。就算是愛爾蘭民族主義已當道的20 世紀初,仍有大量愛爾蘭人參加英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英軍服役的,包括了最少百多位冒着被GAA 開除會籍風險的GAA 成員。 GAA 創辦人之一的John McKay,他的兩名兒子在一戰時都曾為英軍效力。由此可見,愛爾蘭民族主義跟英國的關係,絕對不是「反英」那麼簡單。

如果愛爾蘭人不一定要反英,英國人也不一定要為英國國族主義搖旗吶喊。上兩次英國大選帶領工黨挑戰保守黨的郝爾賓(Jermey Corbyn),本來就傾向以佩戴象徵和平的白罌花(white poppy)示人。到當上工黨黨魁後,郝爾賓才因輿論壓力而戴上與英國國族主義緊緊扣連的紅罌花。

對紅罌花的意義,在不同社會長大、生活的人或有不一樣的詮釋。但既然愛爾蘭天主教徒可以主動佩戴它,英國國內也有人提倡以白罌花紀念所有戰爭受難人(而不止是紀念陣亡英軍),紅罌花相關爭議所引伸的問題,就不應該是「你是誰?」更重要的問題是:「你主張什麼?」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吸引力,來自其針對英帝國主義的反壓迫主張。而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最大污點,不是那實質上是壓迫其他體育運動參加者的GAA 第27 條規定,也不是愛爾蘭內戰的恐怖和愛爾蘭共和軍那些導致平民喪生的襲擊行動。今天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最不願提的,應該是二次大戰期間愛爾蘭共和軍對納粹德國的態度。本着「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既然納粹德國跟英國開戰,當年愛爾蘭共和軍選擇了跟納粹德國分享情報、為納粹德國的惡行塗脂抹粉,甚至表態歡迎德軍來「解放」愛爾蘭。

假如當年英軍沒有抵住德軍的攻勢,或者愛爾蘭真的可以統一。但那個管治愛爾蘭全島的傀儡政權,就很可能成為壓迫者,要去捕殺島內的反納粹左翼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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