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参政：当女权诉求遭遇选票政治，她们一边利用“父权红利”，一边突破传统性别角色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上官乱
原文发布时间｜01/12/2024

自从2016年蔡英文成为华人社会第一位民选女性总统之后，2020、2022乃至2024年几次选举，台湾女性候选人的比例都逐次上升，关注的议题也更多元。今年，不仅参选立委的女性候选人比例再次破纪录，更是有两位副总统候选人是女性：民进党的萧美琴和民众党的吴欣盈。但是，经过采访和观察后，我们又可以发现，今年的女性参政有很多新特点：经过了MeToo运动之后，候选人的性别议题更多元了；更多的小党大力提名女性候选人，挑起了女性参政的大旗；但面对激烈竞争，在性平主张和选举目标之间，很多女性参政者又不得不做周全和妥协……

这是否意味着台湾的女性参政和民主多元有了的新景象，或者说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呢？

“既然我就是‘父权红利得利者’，那就好好运用它”

在台北最艰困的选区之一南港和内湖选区，有三个女性立委候选人：国民党的李彦秀、民进党的高嘉瑜和基进党的吴欣岱。吴欣岱作为台湾基进党声量最高的分区候选人，因为个人形象突出，理念清晰，和媒体声量大，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明星。接受笔者采访那天，她刚刚录制完政论节目，带着抢眼的妆发，在竞选办公室准备下一个行程。

她在社交媒体上从不吝惜发布“着装清凉”的照片，还经常穿短裙“扫街”（街头拜票），甚至和网红一起唱歌、创作MV。在自己的竞选总部办公室开幕那天，她还率领团队大跳韩国女团舞，唱台语歌。像她这样“张扬”的女性候选人，今年很多，当然也会引发争议。比如民进党候选人黄捷，前不久因为扮演大热的网路动画《山道猴子的一生》里性感的重机骑士女主角，被政治对手大批物化女性。但是很多外型条件突出的女性候选人，并不因为争议而放弃通过形象被看到的机会。吴欣岱说，去年她看见一位女性议员候选人，竟然穿女仆装扫街，“但是我看出她一脸的不情愿，哈哈，肯定是幕僚告诉她，这样会有票。”

“（对于合理地运用外貌优势）我不会有愧疚感”，她同时也坚定说。她很清楚，外型抢眼，加上充满理性光环的医师身分，自己就是“父权红利得利者”，在选战中好好运用红利，也没什么不妥，反正每个人都在这样做。只有当选了，才有权力提出自己的理念，改变社会。如果自己的外型可以赢得声量，转化为选票，何乐而不为。毕竟台湾基进党目前政党票还没过5%，所以她必须为自己和政党赢得声量。

在决定参选立委之前，她曾是理念尖锐的女权主义者，一直担任基进党的性别部主任，关注的性别议题很广泛，甚至不乏“免术换证”这样的小众议题。但是自从参选立委之后，她不得不因为选民的期待而做妥协。小党的资源少，委托民调公司做一次民调要20万台币左右，为了每次民调都能看到些许乐观的变化，她不得不在运用外型优势，和保持克制、避免攻击性之间，小心地取舍，因为如果太冒进，又可能丢失女性的选票。“女性太了解女性了，”她说。她不得不在“父权红利”和选民印象之间小心周旋，避免过线。

但是她发现，女性除了外型，还有一些特质也是争取“父权红利”的利器，比如向男性“示弱”。她知道一位女性参选人，外型不是很出挑，但是很善于把握分寸，精道地“撒娇”，或者委屈流泪。“这真会换来党内前辈和选民的心疼”，她甚至开玩笑，“如果有一天竞争对手在媒体面前哭，我也只能跟着哭了。”

“流量时代，大家就喜欢看女人吵架。”她表示，并不喜欢迎合这种“女人互相扯头花”的刻板印象，因为选举应该通过扎实的政见来对垒，但是每次她的竞争对手说了什么，媒体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请她回应，尤其期望看到她激烈的批判对方。如今，她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心地求存，慢慢地从不适应，到学会运用规则。

那么传统大党的女性参政者是怎么想的呢？       

于2020年九合一大选当选的民进党桃园市议员黄琼慧，今年没有参选立委，但是她成天奔波于每个党内立委候选人的造势活动现场，利用自己的人气，为同仁助选。同时，她还是赖清德女性后援会“信赖姐妹会”的桃园地区负责人之一。

她认为，MeToo运动之后，民进党内部的性别环境改观很明显，女性更敢于捍卫自己的身体自主权，拒绝性暴力了。在她看来，黄捷cosplay被指责的事件很无聊，那是一场很特别的活动，该漫画原作者也在现场，再说那个女性角色原型充满自主和独立的意识，没什么不好。“我觉得选民现在越来越聪明，不会被对手带风向”，她说。因为民进党内部，性平议题早已不需要刻意强调。党内提名的不分区立委名单有很多女性，占比远超过保障名额。而分区立委名额，按规定需要经过党内初选，这时候主要就是看民调，拼能力，并没有太受性别因素的影响。“在党内，女性只要够强，不用考虑性别问题，”她认为。

真正多元时代来临？女性候选人在小党中百花齐放

正如黄琼慧所说，民进党作为一直高举平权价值的大党，在今年上半年遭遇MeToo事件之后，已经迅速做调整，女性提名人也比2020年明显增多，单是不分区立委就有17名女性。在区域及原民立委候选人中，民进党71位中女性占了31位（43.7%）；而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牌大党，以男性文化占主导，没有过度强调平权，但68位中女性也占21位（30.9%），也比2020年增长了不少。柯文哲的言论一直被认为有“厌女”倾向，但令人意外的是，民众党的区域立委中女性比例反而是三大党中最高的，民众党11位中女性占7位（63.6%），当然可能因为他们的总提名人数很少。而成立于2019年的政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今年首次提名立委参选人，10位皆为女性——因为党员都是已婚女性和母亲，包括已婚女同志。她们集中于关注性平、儿童权益、弱势群体、新住民、文史议题，提名的参选人中还有已婚同志女性。

这正是今年大选的一个巨大特点——小党百花齐放，而且重用女性候选人。

在各党的性别平等意识上，也可以看到不少进步。就在2020年12月，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出席助选活动时，还说“女人拉票，可以拉到客厅，可以拉到房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曾讲“男人以天下为家，女人以家为天下”。民进党元老辜宽敏也说过：穿裙子不适合做三军统帅。

但是在最近的政见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警界出身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说，自己几近大半辈子住在女生宿舍，自己是从骨子里面、打从心里清楚明白一件事，身处女性团体当中，“对于女性只有尊重，你才有生存之道。”

柯文哲虽然总是失言，但是，他也提出希望改善职场的“性别歧视”、男女同工不同酬，以及改变女性因为生育而失去职业发展机会的问题。似乎为了挽救他的厌女言论形象，在柯文哲和吴欣盈的网路营销文案里，还会强调两者性别互补。

赖清德在MeToo运动中的行动果决让人印象深刻。在关于女性权利方面，他强调，将启动“性别平等教育2.0”，推动多元全龄性别平等教育；缩短不同性别的薪资差距，并建立友善育儿社会环境，支持“双就业、双照顾”，让女性职涯发展不再受限于家庭照顾责任。 而且他的搭档萧美琴，不仅有外交背景和民意代表经验，也有相当的平权经验。

对于老牌大党的父权文化痼疾，年轻小党似乎比较容易避免。吴欣岱就讲到，因为基进党创党人都是男性，所以起初基进党内还是会存在无意识的父权思维，但是随着她和更多女性党员加入后的努力改造，现在党内整体性别平等意识比较浓厚。

女性参政人在平权诉求与选票政治之间的妥协和拉扯

台湾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当女性获得权力，必然会遭遇反挫。蔡英文当选时，曾有声音说女性不适合领导台湾，其中一个原因是女性无法平衡事业与家庭，但是蔡英文是单身女性，于是质疑的声音又变成没有结婚生育就无法共情大众。这种莫名的矛盾，体现了女性参政的常见困境。在现在的女性候选人身上，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矛盾。

首先是身体自主权。民进党立法委员赖品妤喜爱cosplay，但是在2020年接受民进党征召参选新北市第十二选区立法委员不久，就遭到了攻击。她早前拍摄的性感泳装照被挖出来，还被指控疑似性交易。经过这几年女性参政者们不断强化身体自主权的宣导后，这种偏见已经明显变少，但是比较隐性。比如，有些人不会直接针对女性参选人的穿着，却会暗示其目的是吸引“猪哥票”（猪哥：好色的男子）。

这一点或许不准确。就在笔者采访吴欣岱期间，正好有一个男性支持者来到竞选办公室，进行小额捐款。我问这位支持者，吴欣岱的外貌形象到底有没有吸引他的支持，他说，其实并没有，他支持的是吴欣岱的理念。

还有一些单身女性参政者觉得自己没家庭，可以全力投入工作，是参政的优势。但事实上拥有孩子的候选人有时候反而更具有优势：她们会打出妈妈牌，谈教育、谈社福，透过男性无法经历的经验优势，争取选民共鸣。

这一点，吴欣岱也很有感触。

一直倡导女性能力，喜欢单打独斗的她，有一次无意中发现了，母亲身分成了她的优势。她有一对儿女，自从参选以来，就很少陪伴他们。有一次突发奇想，干脆带着孩子一起去菜市场扫街，这样不仅可以陪伴孩子，还可以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没想到取得意外的效果，大家觉得母亲的角色很给她加分。

当然，这些身为母亲的候选人，也会面临一些选民的疑惑：你能否平衡工作与家庭，同时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和优秀的民意代表。但是对于男性候选人却不会有这样的要求。结果就是：虽然大家声称不看性别，只看能力和政策，但实际上对女性的要求更高。选民期许的女性候选人，似乎需要随意转换的身体和心理界线。

更重要的是，就算成功当选，依然会面临党团内部无处不在的、隐形的父权规则。据BBC的报导，目前的主要政党内部环境还是男性为主的，偏阳刚的，男性之间的社交日常，这里都有，比如，喜欢把对性别的冒犯被当成是幽默和权力。还有人一到选举，就会把女性候选人或者女性助理，默认为老板或者男性候选人争取选票的物件。有的候选人女助理就表示，自己跑行程时，会被少数男性趁机吃豆腐。就连现任议员、立委也难逃此劫，在新闻报导出来的案例中，议员游淑慧、钟沛君，立委范云都遭遇过性骚扰。而在2023年上半年发生的MeToo运动，也揭示出，在政党内部，由于选举或者团结需要，女性其实很难讲述自己遭遇的性暴力，“大局为重”是她们的头号紧箍咒。但是这些积习在me too运动之后，有了一些观念的改变。

女权运动与政党政治共舞，以及选举制度改革后的女权新探索

其实今天台湾女性参政者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过去几十年并不陌生。

根据《当代台湾女性参政研究》的论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吕秀莲为首的体制内精英和主流知识分子，开始引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实践上，他们偏好提倡文化、温和理性、党派中立的运动策略，成立基金会，通过体制内运作，让很多改善女性处境的法案生效。

到了90年代，因为台湾社会民主转型，以顾雁翎为首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基金会式的半体制内女权运动的局限性，开始和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伴生成长。这时候的女性诉求更多，她们拒绝传统女性形象，寻求新的价值。女权主义阵营也开始分化，同性恋女性主义和异性恋女性主义的差别开始显现。更显著的是，性骚扰、性侵犯等过去被认为私域的问题，被大家提到公共领域，进行反思和讨伐。这当然会遭到社会反扑，甚至有不少知识分子觉得女性主义是在骚扰校园，破坏公共秩序。这促成了女权主义者们在1994年5月22日举行“522女性连线反性骚扰大游行”，在这场游行中，来自中央大学的教授何春蕤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体现了妇女运动因为世代差异而呈现多元和异质，也拉开了妇权派和性权派的分野。

以何春蕤为首的运动者鼓励女生穿漂亮来游行，并要求社会保障妇女人身安全的夜间大游行，“夜行无罪，妖娆有理”，而此时因为陈水扁要求提前取缔公娼制度，促使性权游行开始和公娼运动合流。可是这无法得到主流女权派的认可，他们认为性权派的诉求不食人间烟火，脱离群众，最终可能会导致整个女权运动不断小众化，无法再和社会展开对话和沟通。逐渐地，阵营之间对待政治的不同态度也导致内部龃龉不断，甚至分裂。

随后，因为台湾开始政党轮替，妇运开始和政党政治关系密切。大家意识到，女权运动可以借由民主投票，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地位。而民进党的草根性和进步价值天然容易获得妇运的信任，所以早期，6成以上的妇女运动认同民进党和本土政权，直到现在，这种局面依然很牢固。

但是在选举文化中，女权运动者们需要面对新的趋势。陈水扁当选前，几位主打妇女权益诉求的台北市议员女性参选人纷纷落选。让女权运动者们开始思考，到底应该如何让妇女政策吸引选民；又该如何用共识替代冲突。那些尖锐的或者小众的诉求，慢慢地被策略性地收敛起来。这些女性进入政坛后，大多不会刻意彰显自己的性别因素，她们往往把自己的女性政策诉求以温和方式提出来，并会广泛注重女性权益、民生议题和弱势群体的议题。比如今年民进党的副总统后选人萧美琴，在做立法委员的时候，就率先提出过同婚合法化的提案。

但自2008年起，立法委员人数从225席减至113席，同时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全国73个地方选区一区一名，加上平地及山地原住民选区各选出3席、共6席立委，剩下34席不分区立委则根据政党票得票比例（得票率须达5%门槛）做分配。这意味着，过去的妇女保障名额在地方立委选举上自动失效，只有在不分区立委中，才有保障名额。此时，妇运和多元化力量更边缘化，女权运动者过去依靠自身影响力获得提名的优势不再广泛有效，因此不得不依赖政党提名。而妇运与政党紧密捆绑之后，首先遇到的就是男性为主的党团文化，于是前述的所有问题和矛盾，似乎都有迹可循。

另外，随着台湾政党政治的两极分化，女权运动者在依靠政党提名之后，也往往会因为考虑政党利益，有时候不得不让有利于政党的主张优先于女性平权的主张。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性平方面比较前卫的主张，慢慢地在小党候选人中得到更多突显。

那么，愈来愈多的女性参政，到底对推动台湾社会进步有多大的作用呢？学者曾以“描述性”或“实质性”的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女性政治人物如果能真的替女性或弱势者发声，那她可说是一个实质性的代表，否则只是一个描述性的代表，一个选举政治下的“花瓶”。所以，这些女性民意代表参政后，到底会为台湾政治多元和性别平等带来多大效应，还要看她们之后的实际行动，而这正取决于现在这个探索阶段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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