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

姐姐怀孕六个月时，我问起胎儿的性别，她说是女孩。我有些羡慕地说：“真难得，我身边很多朋友家都是男孩呢。”

姐姐告诉我，大姨听闻不太高兴，更想要男孩。我问为什么？姐姐说大姨觉得女孩长大要来月经，将来还要结婚生子，“太受罪。”

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只说，“女孩也不一定要结婚生子。”

姐姐生产那天，大姨陪床，看到女儿痛苦的样子，发了一条朋友圈：“真后悔把你生为一个女人！”在那句话里，我看到了心疼，也看到了对自身性别深藏的敌意，因而感到难过。

大姨的不满不仅在胎儿的性别上。姐姐的这桩婚事来得突然，像是一种迟来的叛逆。家里人知道消息时，姐姐已经怀孕了。婚礼匆匆而就，大姨、姨夫对女婿一无所知。姐姐的丈夫有婚史，带着一个前妻留下的孩子由母亲照顾，对自己母亲动辄发怒，后来有了新生儿也鲜少参与照料——这都让大姨非常愤怒。大姨来照顾姐姐月子后，某天这位丈夫大发脾气，任小孩哇哇大哭也不管，家里吵成一团。大姨让我有空时安慰姐姐，又向我吐苦水：“她谈恋爱、怀孕、结婚都没事先和我商量，有了结果才通知我们，我很生气。”

那句话让我心头一动。对于大姨来说，看到姐姐如今的生活，像是在印证她从前把关的“正确”与“必要”，也是在感叹姐姐的“自作自受”。当她表达爱的时候，也表达责备与施恩。她对姐姐说以后再也不会来加拿大，姐姐可以回国探望他们，但他们不接待她的丈夫。姐姐和我谈起家中的矛盾时，对我说，她觉得对不起大姨。我却在那一刻有些理解为什么姐姐直到要结婚才告诉家人，也包括我。

我和姐姐的生活轨迹很接近。童年时，我们的父母都处于一场糟糕的婚姻中，家里时常吵得昏天黑地。那时，我常和姐姐一起去与她生父出轨的女人家里做客，和她的女儿一起尴尬地玩耍，并时不时发生矛盾。大姨家里只有我们俩时，她哭着对我说，她的生活就是歌里唱的“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我能做的只是和她一起哭。我们有着共同的秘密，有着亲缘的联系，我们之间的亲密不需要任何外在事物的维系。

小时候我总觉得姐姐生活比我幸福。大姨再婚嫁了一位好丈夫，对姐姐呵护有加。姐姐借着特长去过很多地方表演，是见过更大世界的人。姐姐的人缘很好，长辈们都更喜欢她，因为她乖巧嘴又甜。姐姐大学毕业就直接出国了，比我早好几年，她出国的时候，我还从没想过自己也可以出国读书。如今，我们却都已在异国成家生育。

姐姐并没有大姨想象的那么乖。大姨对姐姐恋爱严防死守，但我知道姐姐高中、大学谈过好几任男友，大姨对此一无所知。而姐姐出国后，大姨开始催促姐姐谈恋爱、结婚，恨不得绑着姐姐去相亲——姐姐的恋情曾让我很困惑。姐姐的每一任男友，包括一位差点结婚的男友，在我眼里都是轻浮、难以担起责任的人。早早生活独立的姐姐似乎在感情关系中从未成熟过，每次她在感情中遇到困惑，总是寻求我的意见。在姐姐顶着大姨的催婚压力与谈了几年的前男友分手时，我还悄悄松了口气，心想总算分手了。然而我们隔了许久再打电话时，她已经怀孕了。

有时候我想，我们曾经那些一谈几个小时的越洋电话，那些我梳理她感情经历的谈话，那些我表达的关切与爱，是不是也带着给她压力的优越感和无形的责备？可是我很快又看到自己想法的自以为是，大姨也好，我也好，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为另一个人的生活“把关”，或是觉得自己决定了对方的人生？这是姐姐的选择，不管好坏，作为家人，需要做的只是无条件的支持，而不是告诉她，你的选择糟透了，都是你的错。更何况，侥幸的人去细细分析遭遇不幸的人如何造成了自己的不幸，是一件既残酷、又狂妄的事情。

前一阵朋友说起自己为一位女性好友担忧，感到无能为力，似乎只能眼看着她作出不利于自己的选择。那位女性好友意外怀孕，担心孩子存在健康缺陷，想把胎儿流掉，但在丈夫扣押证件、全家人劝说之下，她渐渐地觉得不论自己做什么都会被家人责怪，“省得他们以后说我做的决定都是错的，那就听他们的。他们高兴就好。”在友人提到的经历中，我看到了包丽曾说的“分不动了”，也看到了姐姐经历了催婚后沉默的突然决定。如果我们不能在相似的遭遇里看到人们共通的困境，也就很容易去谴责个体意志的脆弱或品质的缺陷。那从不是简单的“所托非人”或“她太没主见”的问题。

回顾这一切，我意识到，我和姐姐的人生轨迹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们的内心早已分隔在两个世界了。姐姐依旧认为婚姻、生育是女人生命中的必经之路，即使她知道自己所遇并非佳偶，但因为年龄的焦虑、家人的施压和成长环境里潜移默化的观念，她终究会踏入婚姻。她所面临的“感情问题”，是一个庞大的、充满精神虐待的社会中的常见问题：来自国家、上级、老师、父母、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操控无处不在，处处是对个体意志的打压与羞辱，女性处于权力的弱势中更常常接受着各种性别规训。人们不需要参加PUA课程就可以从生活中习得精神操控的话术与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识别真挚的、健康的爱呢？如何识别来自家人和爱人的精神暴力呢，尤其是这操控中有时还带着一丝真实的爱？

我没有成功地将姐姐拉到“我的世界”，朋友也没有成功地劝说女性友人作出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我想，其实她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遭遇着什么，但与一段关系、一整个关系网、甚至一部分自己割裂的代价太大了，太痛了，没有任何一个外人能代为承受那些代价与痛苦。

看到姐姐夹在大姨和丈夫之间左右为难，看到她疲惫地问我照顾婴儿的各种问题，我还是常会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钝痛，一种对时间飞逝的惊诧与绝望；想起我们在一起吹泡泡、喝汽水、在海边游泳、谈起未来时充满希望的样子，想起我们曾经无限接近的生命轨迹。我只能给她爱，更多的爱——侥幸走进更开阔世界的人，有责任拉起更多人的手，一点点地把她和她们身上的枷锁打碎，哪怕有生之年无法填平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