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日志摘录 E.O.Wright

3月26日

如果可能的话，我当然想进到立法院议场，看看里头的情况，与那里的人聊聊。当时出入已遭到严格管控，因此花了一些功夫安排。警方对人数进行监控，把会场内的人数控制在一定数量，除非有人得到特许………

会场内的场景感觉十分戏剧性丶气氛紧张，令观看者感到有些兴奋，与2011年占领威斯康辛州议会大厦的运动截然不同。在威斯康辛的运动中，虽说议会大厦被占领，但主要占据的是圆形大厅这块公共空间，而不是议场本身。我不认为有关当局会容忍抗议群众占领议场。但在这里，被占领的地方是议场。由于国民党籍立法院长的默许（至少在刚开始时），这项举动便被允许，但学生显然觉得警方随时有可能冲进来架走他们。因此，他们把椅子及其他家具叠起后捆绑起来，形成巨型障碍物。除了一个出入口外，其他每个通道都用这样的方式堵起来，有些障碍物上还坐着人。墙上贴满了布条及海报，但整个会场不像在威斯康辛的圆形大厅那样，具有节庆般的气息。人们也很疲累了，许多人已待在这里一个星期，有些人还要坚持下去。一度短暂听到音乐，但也仅有几分钟而已。我与一些学生及几位记者交谈。有人问我愿不愿意站上发言台，对着所有的学生讲话。事前在电子邮件中，有人已提醒我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至少有两个人告诉我，这么做会有风险，因为全国媒体都在那里，包括电视台记者也在拍照。或许最后什么事也不会有，但考虑到当时紧张的政治局势，当局可能会有动作，我可能会被要求离开台湾。然而，他们的邀请颇具吸引力，情况似乎也没那么糟。只是，来台湾之前，我已决定不采取这类公开露面的举动，毕竟我对情况真的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最终我拒绝了。但我私下确实有与一些学生及记者谈话。他们问我关于威斯康辛抗争运动的事，我提了一些显见的相似点及差异。显然，两者都高度重视民主的保卫，这也成为运动的导火线。但是，在威斯康辛，参与的群众很多元，包括劳工、学生、退休人士，以及一些未直接受抗争议题影响的人，而在这里的运动似乎完全由学生主导。这里似乎也牵涉许多暧昧模糊的现实政治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驱动着这场抗争，不同的人告诉我的论点相当不一样……

3月31日

晚间，我再回到立法院。当天下午，雨断断续续地下着，所以立法院前群众的人数变得较少，但仍有数百人同时还能听到演讲及音乐演唱。立法院内的情况看起来差不多，但可能多了些海报及装饰……我被询问想不想以研讨会相互讨论的形式与学生碰面。结果，有人宣布我是谁，大约十来个学生靠过来谈论。

我告诉他们一些关于真实乌托邦的研究计划，以及民主对于想像一个人类能在其中更加蓬勃发展之世界的重要性。然后，我提供了一些关于威斯康辛及台湾抗争活动的观察：两者的核心关怀都是民主的问题；在真正发生之前，都无人预料到抗争活动是以这种方式及强度出现；学生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然而，两者间也存在重要差异：参与威斯康辛抗争运动的人，从年龄及阶级来看，涵盖的层面非常广，而台湾的抗争者主要是学生；威斯康辛的抗争者占领的是议会大厦，而不是立法议场，大多数时候，人们可以自由进出被占领的空间；但在台湾，出入占领空间的行动被严格限制据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些关于议场内世界的有趣讨论。

「我们在这里创造了我们自己的社会。」一位年轻女性这么说：「它就是一种真实乌托邦，你不觉得吗？」我回答，这类自力打造的微型社会，确实有乌托邦的一面，人们在这个独特的世界中体会到的连带及社群经验，将会影响他们离开这里以后发生的事。我接着说，不过这里只是个暂时的社群，它的需求及问题都很简单，所以从可适用到其他脉络的模式角度来说，它并非真的是个「真实乌邦托」。这样说来，这里像是场美妙的夏令营，身历其境的人们体验了彼此互惠的精神及同志情谊。这确实将产生影响深远的记忆，召唤出我们生活中大多时候缺乏的某种乌托邦感受。

当中有几个学生问我，对于接下来他们该怎做，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说我不太能建议些什么，但可以提出个问题让他们思考。其中一个问题是，该如何结束这样一场占领行动。这就有点像在问「在不可能达成所有诉求的情下，何时及如何结束一场工人罢工」这样的问题。

我被问道：「有没有办法可以有尊严地离开这栋建筑物？如果我们不能达成诉求，也不能放弃，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觉有愧呢？」另一个人又问：「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一切真的存在任何意义吗？」多么沉重深刻又动人心弦的问题：如果你输了，那么抗争的意义何在？

对于这些问题，我有两个回应 ：第一，成败的认定，部分取决于你们如何看待这场抗争。这是场孤注一掷的抗争，其意义仅在于是否能打败服贸协定吗？它唯一的目标，就是挡下这个协定？或者，这只是长期、结果尚未可知的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阶段，为创造更民主及人道之台湾的奋斗过程的一部分？这场抗争是否为无限期延伸至未来、迄今仍未知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插曲？如果这是个漫长的过程，那评估你们成就了什么及何时该结束眼下这场行动的方式，就与把它仅视为孤立事件迥然不同。如果这真的是个促成社会变革的长期计划，那么你们眼下已达成了可观的成就。你们改变了你们自身：这一点至关重要。你们站了出来，向世界——以及你们自己——宣告，一个能挺身参与的公民就该像这样。这也是为何学生在抗争运动中，如此活跃的原因之一：他们正处在找寻「我是谁」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生命阶段，而采取行动支持社会正义及民主，便是他们创造自我的一种方式。同时，你们正在协助改造台湾的政治文化——你们正在打造「何谓认真看待民主这件事」的理想典范。些都是强而有力的意象，将伴随人们长长久久。它们会成为共享记忆的一部分继而成为共享记忆的一部分，继而成为共享期望的一部分。 这也是为何历史记忆在政治上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不只是个人的记忆，而是共享的记忆，能在未来不同的脉络下，帮助我们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

因此，从这些向度来说，你们已达成了可观的成就，当你们确知不可能实现所有的要求时，结束抗争行动便不再意味着抗争失败了。不过，如何离开、如何把事情做个结束，仍是待解决的问题。在许多文化中（这涉及我第二个论点），这么做格外困难，因为「荣誉」、「面子」这些概念很重要。离开被视为「退缩」且是不名誉的，而非仅是认识到眼下这个时刻，抗争运动的潜能已耗尽。爱面子的问题可能成为致命的陷阱，引导人及运动走向自我毁灭。

当然，结束占领行动的后果必须要详加考虑，这一点很重要。会担心这么做是否降低了一场政治运动的信用，这也很正常。但是，担心面子问题又是另一回事了，我认为面子问题是一个政治文化中不可欲的元素。

「但如果你离开了，你或许将永远会有一种自己原本可以做得更多的感觉。」我说。不确定性永远存在。当工人罢工进行到一定阶段，有些人可能觉得再持续下去，也争不到什么东西，但其他人或许觉得如果再坚持一个月，就有可能会赢。重要的是，我们得思考、讨论这些问题，如此才有可能取得共识。

「暴力的问题呢？采用暴力，是正当的吗？」当然，这可以算是所有问题中最难回答，也叫人最忧心忡忡的一个。我解释了为何我强烈支持非暴力的原因，但这不是说什么破坏都不能做。我认为关键恰恰在于这场抗争行动的观众是谁。在威斯康辛的抗争运动中，观众是威斯康辛的广大州民，抗争人士希望扩大公众的支持，并在相关议题上教育大众。这是他们特地使用不易留下痕迹的双面胶带来张贴海报的原因之一。州议会大厦占领活动中，人们高喊的一句口号是：「这是谁的议会？我们的议会它的名字是？人民的议会。」我告诉他们，当我去雅典针对占领行动进行演讲时，在场的运动者说，如果他们占领政府大楼，他们会用喷漆在墙上涂鸦，并打破窗户，好让他们的敌人付出更高的成本。他们抗争的观众是「敌人」——即政治上及阶级上的菁英——并非一般大众；而抗争的目的，是迫使「敌人」为减少抗争产生的成本而做出让步。我说，暴力因为会破坏一般大众的支持、使局势走向极端而使让步更难产生，所以到后来经常会反噬运动。但另一方面，上周在行政院发生的暴力行动，或许加速了协商姿态的出现，使周末的大型集会成为可能。总之，这些议题总是很难简单明了地说清楚。

4月1日

从周一晚上起，我多次回想那段我在立法院议场里与学生们约莫一小时的谈话。他们在一起的经验，带给我张力十足的视觉印象：坐在地上、紧挨着彼此以便听到对方说话、在一面上头展示了所有立法委员大头照的看板之前，与议场内的其他空间以某种结构相隔开。那些学生大多身穿黑衣，这似乎是这场抗争的「官方」颜色；我穿了一件蓝色衬衫。

我强烈地感觉自己「身在那里」，深觉与他们的对话相连结，而我想他们也都全神贯注于眼下情境，聆听我要说的话。在这类情境之中，新的想法及构想，会在说与听的过程里迅速浮现脑海。我总是说，我的想法是在教学中形成的，因为当你真的想帮助他人理解时，你表达想法的方式会有助于想法的创生。这里的情况甚至比教学时更具互动性：真正连结的过程，让每个人都共同参与了想法的创造。不过，在这场会面中，我感受到另一些东西。我六十七岁，而与我一同讨论及思考这些抗争、奋斗及其意义的这些人，大多只有二十几岁。我以不同方式思考这些议题约有五十年了，而在其中日日夜夜花许多时间，在与社会正义及如何使世界更美好的相关广泛范围下，思考各类想法。因此，像眼前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将我思考的一切带入了这场会面。我也持续被要求做一些“长者”总被要求做的事：提供因着我较年长且（或许）「较有智慧」的这个事实而得以归结出的某种指引……关键不仅在于拥有很多知识并言之成理，也在于能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中分辨出哪些较为重要，并在考量眼下的脉络后，赋予这些知识适当的意义。当然，这绝不是说光是年纪大就能保证胜任。年纪大也可能让人不知变通、沦为教条主义、害怕新观念——像俗话说的，「老狗玩不出新把戏」。不管怎么说，我这里想表达的是，这场会面对我来说极具感染力且人感动。

我与占领立法院的学生讨论的议题，与「真实乌托邦」的概念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抗争行动理解为，自过往以来、贯穿现在、直到不定的未来的时间长河内，为争取转型而抗争的历史里的一段段篇章，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你想往哪去，必要有一个尽可能愈清楚愈好的愿景——不只是你在某场抗争行动中立即的诉求而已，还得包括你一直试图打造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抗争行动几乎都是因反抗某事而触发，抗争的诉求基本上围绕在反抗某种特定的伤害。然而，在这些诉求背后，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愿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问那些参与抗争的学生——包括在立法院里，或是在其他演讲场合中参与讨论的——他们对于台湾未来的愿景是什么？在他们想要参与创造的世界中，核心的理念又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和我对谈的学生都难以给出清楚的答案。相较于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更清楚意识到自己反对什么。

真实乌托邦提供了思考以下这个一般性问题的方法：如何将解放性的理念，连结到在这个世界中实现这些理念的任务。这项表述包含两大概念。首先，真实乌托邦的概念，是逼近让世界更好之实际行动方案的一条途径。想改善世界，透过减低伤害的改良式改革是一种方法，而透过真实乌邦托则是另一种；在真实乌托邦里，我们试着在当前这个世界中打造新制度及关系，这也预示了我们想实现的未来世界蓝图。第二，真实乌托邦是一种思考如何争取社会正义的方式：真实乌托邦的努力试图拓展特定社会空间，以便让那些预示未来的解放性替代方案，能在其中萌生并蓬勃发展。策略性的愿景是，从长远来看，这类空间的拓展具有侵蚀支配性制度之权力及重要性的潜力。

本书尝试厘清这个促成社会转型的宏大取径，为「如何挑战并改变做为一经济体系存在的资本主义」寻找答案。如今资本主义更严重地伤害人们的生活及环境的健康。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个难以改变的自然力量。有些社会民主派希望透过政府决定性的规范举措，来化解资本主义的伤害效果，但资本全球化及金融化已大大损害这种驯服资本主义的愿望。至于透过革命骤然取代国家权力、以强制的方法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并以解放性替代方案取而代之，这种消灭资本主义的雄心壮志已难取信于人。然而，这些并不是促成转型的唯二逻辑。真实乌托邦为人们指出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不同路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的空间及间隙，打造替代资本主义之方案，同时竭力捍卫并拓展这些空间，借此侵蚀资本主义。

Erik Olin Wright

美国威斯康辛州麦迪逊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