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跑出来的“胜利”

疫情尚未结束，但是胜利的信号已经开始放出来了，专家谈拐点，媒体谈体制优越，政府谈集中力量办大事。抛开前期的延误导致病毒的大面积传播的话，面对数字如此庞大的感染群体，政府的封城、行政单位的隔离、网格化管理、医疗队支援、省对市承包式对口医疗援助等等，都确实起到了相应的作用。这种强力的行政能力和动员能力在处理这种流行病危机时似乎处处都显示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想必接下来，必定会产出一系列媒体文字、学术论文来讨论中国模式在这次疫情中所体现出来的优越性云云。

如果在此次疫情中，前期的拖延和后期的救援只能功过相抵的话，那看四川大地震后各地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似乎更能体现这种优越性。当时的灾后重建工作采取的依旧是对口包干救援的模式，这也让很多受灾严重的地区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家园重建工作。

前现代时期的疫情出现，对于政府的行政能力往往是极大的考研。一场瘟疫的出现，往往会毁灭一个城邦、终结一个帝国，甚至抹去一个时代。去年参加一场会议时一个学者试图论证瘟疫尤其是鼠疫对于草原帝国的毁灭性打击，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欧亚草原。他试图将欧亚草原上的许多的政体和历史事件的不连续性归之于鼠疫。这看起来似乎是最为方便的解释，但他抹去很多学者的诸多努力，最后在会场上甚至有人报以嘲笑的态度。

然而进入现代以后，现代的卫生制度对人对身体带来了诸多规训，也自然渗入尽了社会体制当中，这一点已有诸多研究。同时，流行病的出现和应对也在上影响了社会管理制度，换句话说，瘟疫规训着人类社会。而此次传染性如此强的新冠病毒，更是刺激着社会产生新的应对管理措施。这种应对措施不仅仅是在病情爆发时候的隔离与救助活动，还有在病情并不严重地区的管理活动，以及在复工复产时候如何实现定点输送工人。诸如此类，如果能够跟”中国模式“联系到一起来研究倒会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最好是能够将其与其他国家的应对措施做一个比较，那就更有意思了。

最后回到题目上来，我以为，疫情之中，无论何种体制，都会有尽职尽责冲在最前线的医疗人员，这是因为他们的专业他们的职业精神。无论何种体制，都会有小心翼翼做好防护的工作的普通民众，这是因为他们趋利避害的求生能力。与体制相关的是背后的资源调配，包括医疗资料和生活物资等等。但是我在疫情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辛苦忙碌、维系着整个社会隔离的快递小哥与外卖小哥，如果没有他们，所谓的隔离所谓的网格化都无从谈起。这个群体让我敬佩与感激，也让我们看到了民间自救能力和社会活力。曾经的宣传语中有提到的淮海战役是一场”独轮车“推出来的胜利，是老乡们的独轮车为当时的解放军提供了粮草与补给。今天如果疫情最终过去，我想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这一批为了普通民众提供补给的外卖小哥与快递小哥，这场胜利是他们用电瓶车跑出来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