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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毒攻击的对象是人，是无差别攻击，但是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的人群对于病毒的攻击产生不同的反映。当然，传染病毒的攻击也不会因为人群的组织结构是否是所谓“民主”而产生变化，尤其是当病毒是很强传染性的病毒时。当我们去考察人类对流行病毒所做出的反应是否有效、是否成功时...

当下举报盛行，但是往往视野多集中于网络上所谓“小粉红”的举报活动，高校学生对老师的举报活动，似乎是这些90后00后是举报活动的核心群体，是因为对他们的洗脑教育造成的。实际上，举报活动实际上只是在家长型政府下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已，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大约三年前，儿子出生后不久，我和爱人都手忙脚乱，感觉严重睡眠不足，其它事情更是停滞不前。在和一位老先生通邮件时，我大约抱怨了一下由于生小孩，论文的事情进展很慢。老先生回复我说：fatherhood pastes very fast。从此之后，我牢牢的记住了这句话。

傍晚接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坐在自行车后座的儿子突然很认真的问了我一句： “爸爸，你在哪里工作啊？” 啊，儿子开始问我这么严肃的问题了，看来要来一场男人之间关于职业的严肃对话了。我捋了捋思路，想着可能会发生的对话场景，回答道： “爸爸在xx大学工作啊！

贴 一． 当我从费城辗转赶到爷爷家时，爷爷正仰坐在大门口的椅子上，傍晚的阳光斜着从门里照进来，照到了爷爷的身上与脸上，这让爷爷原本已变得十分瘦削的脸显得似乎有些光泽了。爷爷过完年后身体便一直不舒服，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也在父亲的极力劝告之下前往医院检查，在医院便被检查出是胃癌晚期，并已经扩散到了肝脏。

疫情尚未结束，但是胜利的信号已经开始放出来了，专家谈拐点，媒体谈体制优越，政府谈集中力量办大事。抛开前期的延误导致病毒的大面积传播的话，面对数字如此庞大的感染群体，政府的封城、行政单位的隔离、网格化管理、医疗队支援、省对市承包式对口医疗援助等等，都确实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变得不爱思考了，其中一个表现是我不喜欢进行过于严肃的讨论。我可以进行学术讨论，可以进行文本讨论，但是当我面对公共议题时，我却不想进行严肃的讨论了，我有点失去了兴趣。这里的公共议题不仅仅是针对我身边的，中国的，还包括国外的，甚至所有的。

数十年前，央视大裤衩意外着火，消息最先在微博上出现，之后成为一场网络盛宴，热闹非凡。当时有幸参加了一场曾经的南周记者安替的沙龙，大谈网络2.0，大谈这种人人参与互动式的网络技术将会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之后不久，阿拉伯之春，北京也有人号召茉莉花革命，外媒兴奋不已，长枪短炮去采访，结果无一人现身。

一场疫情，世间百态，群魔乱舞。坚信的更加坚信，彷徨的更加彷徨。说话的人很大声，似乎掌握了真理。沉默的人更沉默，已然厌倦了纷争。蹒跚前行，秃鹫却早已盘旋，等待分食。要记住什么，要忘却什么，谁又在哀嚎。讲自由的要将威权毁灭；讲威权的要将自由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