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错位的洪水：巴基斯坦洪水与全球南方的气候灾难

北涝南旱，泄洪，转移，重建 。这一套刻骨铭心的语言背后不仅是一时错位的洪水，也是愈演愈烈的全球气候变化和僵化而粗暴的思考和管理方式。也因此，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北国的故事，在2022年也因季风降雨经历历史级大洪水的巴基斯坦，错位的洪水同样昭显了从灾区到全国再到世界生态格局的多层面裂缝。本文是作者在2022年深入信德省的苏库尔灾区后写下的手记和分析。穿行在重建的茅草棚，随意搭建的灶台，简易的婴儿车，还有当作船的床之间，他发现，传统的生态人类学仰仗的地方知识 -社群柔韧性-在地能动性等概念在错位的洪水下略显苍白。气候变化是一个抽象而让普通人感到无奈的词。如何以民众具体的灾难和重建经验为中心，在灾难的错位中重构认知、权力和责任的关系是气候变化时代的灾难人类学所要面对的任务。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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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孙博文

编辑 / 毓坤

1. 灾难的伤口与愈合的政治 
2022年的巴基斯坦洪水虽然已经退去，但洪水撕开的伤口和愈合的政治远未结束。洪水自2022年6月14日爆发，截止到10月，已造成1739人死亡。此次洪水是由比往常更严重的季风降雨和冰川融化所引起的，所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巴基斯坦2010年的特大洪灾。8月25日，巴基斯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8月29 日，巴基斯坦气候变化部长表示该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已被淹没，影响了3300万人。巴基斯坦政府估计，全国各地的洪水造成的损失达300亿美元。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世界各国、企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向巴基斯坦伸出了援助之手。

尽管得到了各界的帮助，但洪水灾害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仍在持续。直到2023年，灾后重建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大多数人已返回城镇或村庄，尤其是开伯尔普什图省，过去一年来，居民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成功修复了大部分水井和供水系统——他们在七条主要河流上安装了预警系统来监测水位，并正在制定季风应急计划，以尽量减少生命损失和财产损失，除此之外，被洪水冲垮的河岸也得到了修复和加固。但是还有更多消极的问题和隐患风险依旧存在。2023年7月25日至30日期间，巴基斯坦西南部信德省以及开伯尔普什图省因季风暴雨和山洪爆发而遭受破坏，其他省份也都受到了影响。截至2023年8月5日，灾害已造成7个省份196人死亡、283人受伤。这极大减缓了2022年洪水灾后重建的进度。此次巴基斯坦的洪灾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此其治理和恢复也是面临很大的挑战。首先是气候变化，2022年的洪灾后是2023年的洪水，那之前是破纪录的南亚热浪。其次，随着洪水趋势逐渐扩大，救灾行动逐渐展开，不仅暴露出了巴基斯坦在经济政治以及抗击风险等方面的问题，也使得诸如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的气候问题也备受关注。巴基斯坦在全球碳排放份额中仅占1%，但依旧还要同其他发达国家一同面对气候问题，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此类国家无法承担生态建设和灾难预防等问题的巨大成本，以至于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在包括2022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巴基斯坦也屡次敦促发达国家履行气候融资承诺。

在人类学的灾难研究中，南亚提供了来自全球南方的范本。金·福顿（Kim Fortun）的经典著作《博帕尔后的倡导》（Advocacy after Bhopal: Environmentalism, Disaster, New Global Orders）中聚焦探讨了1984年印度博帕尔化学物质泄漏事件后历时甚久的责任追究与环境倡导。这一被广泛视作20世纪最严重的工业生态灾难发生在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属下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UCIL），设于博帕尔贫民窟附近的一所农药厂发生异氰酸甲酯（Methyl Isocyanate）泄漏。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其瞬间死亡人数为2,259人，后续死亡人数上万，因事故伤残者人数在55万8千人以上。博帕尔灾难没有空间、时间和概念的边界，贫穷、社团主义、官僚主义和贸易自由化共同造成了博帕尔的可怕损失。灾难发生后开展的一系列诉讼像一场漫长的球赛，球员是印方、美方、资方、劳方、地方和中央，彼此权责是法治场上的皮球，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在法律环境专家政治的困局里逐步成为观众。而打破球场规则的还是他们，是诸如博帕尔毒气影响女工联合会（Bhopal Gas Affected Working Women’s Union）每周六在公园上的集会，博帕尔信息与行动小组（Bhopal Group for Information and Action）所设计的明信片，还有这些行动的折损却造成的扯动。是这些田野里 有声有色的广义的倡导（advocacy）而不是ppt式的政策报告，使得灾难并没有随着毒气的消散或洪水的退却而褪色为法律档案中抽象而苍白的纸张，而是不断扩展概念感知和伦理的边界。在此，人类学家的民族志需要的不仅仅是自反性（reflexivity），还有能随着边界扩展而不断追问灾难的递归性（recursivity）。

伊斯兰堡Akhter Hameed Khan资源中心主任法耶兹·巴吉尔（Fayyaz Baqir）在2010年巴基斯坦受到洪水灾难时表示低估了洪水的侵袭能力；人们似乎看的更多的是负面的报道和影响，并没有看到很多民间青年人士积极抵抗灾难进行自助的报道，而人类学学者对此也只是停留在了寻求帮助的地步，并没有做出更多的分析【1】。这是因为以往的灾难人类学中容易过度强调地方本土的系统恢复能力和地方能动性，但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错位性自然灾难（比如今年中国爆发的“北涝南旱”）。加上第三世界国家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往往涉及跨国地缘秩序的政治经济限制，富有能动性的在地民众也往往会陷入窘境。本文基于对巴基斯坦田野调查以及口述访谈的了解和相关文献的阅读，对此次洪水灾难的原因、影响和灾后重建等方面进行分析，希冀也能给气候变化下同样受灾的地区带来启发。

2. 洪水之后的苏库尔 
2022年9月初时，洪水灾情的高峰期虽然已经逐渐好转，但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依旧十分堪忧。信德省的苏库尔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原先的居民住宅区已经被洪水淹没，而也并非所有居民都能领取到帐篷，居民只能寻找到较为平坦且没被洪水淹没的区域搭建草房居住。但季风气候依旧不减，白天气温依旧是高温炎热，晚上时候会下雨，这对于草房来说是一种噩耗。可以说居民完全是“逃难”被迫迁移，也没有携带很多生活用品。部分有年幼孩子的家庭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把布料系在临时搭建的床下，暂时充当“婴儿车”。日常的生火做饭也是十分简陋，使用路边捡到的石块作为炉灶，树皮干草作为燃料，用简陋的锅做饭，很多时候每天只能吃一顿。洪水的袭来已经为本身穷苦的家庭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更是没有钱购买食品，而这些家庭大多数都是“大”家庭，往往一家有若干个老人和3个到5个不等的孩子。条件简陋自然不必多说，饮食更是不再讲究，水源和物资的缺少也使得卫生情况不再那么重要，尽管苍蝇在刚出锅的米饭上爬附，人们也是随心所以对它们摆摆手，抓起米饭往嘴里噻。

物资的发放和救助中心一般设立在医院里，从附近的墙壁上可以看到洪水退去的痕迹。医院聚集了医护人员、志愿者、政府工作人员和等待领取物资的灾民。物资的发放是通过提前给每户受灾家庭准备的票据，根据家庭成员、受灾情况、缺少的紧急物资等方面作为依据发放，例如一户人家人口较多，则可能会分到较多一些的食物，一户一家急需某些药品，则也会在票据上给予备注。医院附近的砖墙房屋虽然比草屋结实，但已经破旧不堪，很多房屋的庭院里堆满了被洪水冲洗后的残留物品。因此，志愿者或者政府工作人员也会在物资来之前走访各家，来判断各户的情况并分发票据。当人们看到挂有巴基斯坦和中国国旗的救灾物资车出现时，眼睛里是充满光的。他们不约而同排好了队，也配合工作人员整理发放物资。现场也有专人为大家鼓舞精神，也有警察协助维护秩序。

就笔者2022年在苏库尔所见，灾区最为缺少的是食物、水源和帐篷，其次是卫生防护措施。而这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通往灾区的路程较远，部分道路也被洪水淹塌，奔赴灾区救援也是一条较为艰苦的路。

3. 漏水的粮仓 
巴基斯坦南面领海，东西两面以及北方与诸多国家相邻，加之南面瓜达尔港的重要性也使得其成为了南亚地区的咽喉。在北方部分地区属于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段，因此气候常年寒冷，也有冰川覆盖；而南部沿海地区常年温暖；内陆地区气候不定，常年炎热干燥，雨季集中在每年的6月到9月，且降雨量较少，每年最少仅有10英寸，最多不会超过150英寸。近些年由于全球变暖影响，北部地区冰川出现大范围融化，而巴国全年平均气温也有所飙升。原本是春季的三月至五月气温高达40℃，2022年巴基斯坦除了北部地区以外，大部分地区在四月至九月时都处于高温天气中，在五月南部城市卡拉奇更是达到了日平均50℃的高温。巴基斯坦约占总面积的26%土地用于耕种，并由世界上最大的灌溉系统之一灌溉。最重要的农作物是棉花、小麦、水稻、甘蔗、玉米、高粱、小米、豆类、油料种子、大麦、水果和蔬菜，它们合计占农作物总产值的75%以上。与全世界标准产量相比，这些数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仅仅能够巴基斯坦本国人维持。北部山区、南部沙漠和西部高原种植稀少。而旁遮普邦和信德省北部的印度河流域拥有肥沃的土壤，使巴基斯坦能够在通常的气候条件下养活其人口。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天气模式，特别是降水。由于全球变暖的加剧，使得气温上升，地表蒸发增加，导致大气中水汽浓度增加，从而导致更大的暴雨。这可能会在山区下雨时引发毁灭性的洪水。同时，强季风引起的山洪通常会影响旁遮普省和信德省，而山洪引起的洪水往往主要影响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俾路支省和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的丘陵地区。大多数洪水发生在夏末季风季节的几个月，但也可能由于夏季高温引起的冰川融水而发生。随着气候变暖，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巴基斯坦北部有三座山脉，即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和兴都库什，已知的冰川有7253个，仅吉德拉尔河谷就有543个。这些冰川为河流提供了该国75%的储水供应。由于气候变化，巴基斯坦的冰川正在快速消退，特别是那些海拔较低的冰川，包括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气候变化也增加了巴基斯坦冰川涌流和冰川湖形成，特别是在喀喇昆仑山脉。在过去的50年里，该地区的冰川表现出不规则的行为，缺乏稳定性，对人类生命、基础设施、财产和生计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喀喇昆仑地区。

巴基斯坦在1999年至2018年的世界上受极端天气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排名第五。巴基斯坦的经济十分依赖农业，温度的任何变化以及供水和季风气候的变化都可能对数百万人的生计造成严重破坏。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影响加剧了该国本已严重的贫困和粮食安全问题。1998年至2018年，巴基斯坦共发生152起极端天气事件，9989人丧生，经济损失38亿美元。

4. 错位的灾难感知 

大多数具有较高灾害风险和潜在灾害风险的地区都处于不发达国家中，而妇女、青年、老年人和穷人是最弱势和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巴基斯坦是面临气候灾害风险最高的九个国家之一（2019年全球和平指数）。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以独特的方式感知气候影响。虽然有大量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但缺乏当地的视角，以及不同看法和经验研究【2】。巴基斯坦的地理景观多样，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巴基斯坦，洪水和其他灾害的风险和脆弱性非常高。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基础设施和预警系统不足的高风险地区，那里识字率低，贫困水平高，社会安全网很少，政府和社区各级对灾害预防和准备的认识很少（Sayed&Sayed，2014）。

笔者日常所生活的地区位于旁遮普省拉合尔市，这里虽没受到灾区影响，但作为核心城市，有许多来自各地工作的人，其中就包括今年和往年受到过洪水灾害地区的人。通过和他们聊天可知，在巴基斯坦的一些地区，特别是信德省和旁遮普省，人们对“气候变化”一词并不熟悉，即使翻译成乌尔都语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吉尔吉特、罕萨和吉德拉尔的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个词，也能指出其原因，如燃烧化石燃料和森林砍伐。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可归因于教育水平和所受的灾害经历。他们也觉得，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民认为，人们最密切相关的是高温压力，而不是降雨或洪水，这也使得绝大多数人民降低了对风险的感知。高温已被证明降低了巴基斯坦的农业产量（Rasul et al，2011），并降低了农业和非农收入（Mueller et al，2014）。在干旱地区，高温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有时甚至会导致生命损失。随着高温越来越常见，人们开始采取预防措施(如保持水分充足，避免白天外出)以防止出现生命损失。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也受到了高温压力的影响。在2015年的高温天气中，仅卡拉奇就至少有700人死亡。

巴基斯坦所面对的气候性问题不仅仅有洪水，还有普遍的高温以及干旱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影响，这些普遍存在和不随自然规律变化的气候问题使得相关风险预知失效。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加剧了干旱事件及其相关影响的频率、严重性和持续时间【4】。干旱在巴基斯坦是一种常见现象，已知每十年至少发生三次。从2000年初开始，该国的严重干旱主要影响了信德省和俾路支省。干旱往往会加剧像巴基斯坦这样经济依赖农业的半干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干旱会引发过度的移民，并导致饥荒和死亡。然而在巴基斯坦的一些地区，过多的降雨导致了洪水，而在其他地区，却没有足够的降雨。

传统生态人类学往往强调当地人能更好地感知当地气候，这也是在地社群面对灾害的“韧性”（resilience）的基础。不同，不论从巴基斯坦复杂的气候条件复杂多变，还是从地方人群对气候问题和灾害问题的认知和处理方面，可以看到，专注于地方的“韧性”似乎在此处显得微不足道了。当然，干旱、高温以及全球变暖都是诸如巴基斯坦此类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碳排放受害者”的产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又该如何还需更深层次的探讨。

5. 洪水的影响 

1、农业与生计方面

洪水对农作物、牲畜、灌溉系统和基础设施的破坏是巨大的，尽管由于农业生态和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地区的破坏程度有所不同。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农业集中在印度河流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灌溉网络，通过广泛的运河系统进行灌溉，通常补充地下水。洪水对这些地区的主要季风季节作物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受影响的地区和作物包括旁遮普北部的水稻，以及旁遮普南部和信德省北部的棉花。在巴基斯坦北部，人民的土地是他们生计的来源。许多人民生活在远离主要城市和商业区的偏远地区，因此种植作物是维持生计和赚取收入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当洪水侵蚀土地时，他们唯一的生存和生计来源就受到了威胁。

除此之外，也存在一些地区虽然与灾区相邻，但并没有受到洪水影响。笔者曾前往开伯尔-普什图省的Mansehra市进行过茶业的考察，该地靠近克什米尔地区，与喜马拉雅山脉相邻，降雨量充足，作为巴基斯坦最重要的茶产地之一，巴国在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茶的种植和生产主要用于本土消费，对外出口仅占很小一部分。而在洪灾来临之前，巴基斯坦官方呼吁群众减少茶的日常消费和使用，旨在减少进口贸易为缓解经济压力，这对将茶视为生命源泉的巴基斯坦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巴国内的茶生产倍感压力。因此，虽然洪水并没有为茶园的种植带来直接的影响，但不排除未来政府在茶业上面的投入会因为灾后重建而减少，这对于本身适合茶叶种植地区少的巴基斯坦来说并非乐观，更况国民茶叶的消费量依旧占据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比重。

洪水也间接导致了海平面上升。巴基斯坦是最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国家之一，其1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据计算，巴基斯坦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平均上升速度约为每年1.1毫米。卡拉奇海岸的海平面上升导致了索马尔等村庄的海岸侵蚀，当土地由于盐碱化而不再适于耕种时，该地区的许多人转向了捕鱼。然而，海洋入侵和过度捕捞现在也威胁着渔民的生计。

2、情感与迁徙

虽然身体上的痛苦更明显，但情感上的创伤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通过对以往遭受过洪水袭击的巴基斯坦人（现居住在拉合尔）访谈了解到，洪水可能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以至于他们或他们的家人想要远离家乡到受到洪水侵害可能性较小的地区生活，即便是缺少就业机会、生活困难也依旧愿意。相比之下，拉合尔要比伊斯兰堡的生活成本要低，因此在拉合尔也聚集了不少流离失所的人群，当然不排除政治经济因素。在拉合尔街边乞讨的老人或孩子，甚至是特殊职业者都有所谓的“帮派”，他们会结合自身的“特点”作为乞讨的噱头，收入的金额交付组织，而组织可为他们提供住所和饮食。通过对拉合尔街边乞讨人员的观察和沟通中得知，他们有部分人是由于灾难失去亲人或残疾，也有一些是因为吸毒或老龄化问题而不得不选择这种“行业”。与那些曾经身处气候变化前线的人交谈，揭示了许多气候带来的苦难和创伤。它会造成长期的恐惧、深深的悲伤、对过去的怀念和安全感的丧失，以及对现在生活的无奈。

迁移是人们用来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生计选择丧失的一种常见的适应策略。短期移民可以帮助应对由于气候压力和其他干扰造成的临时生计不安全感。这种季节性或临时性的迁移在塔尔沙漠很常见。然而，当人们无法适应当地环境时，他们就被迫永久迁移到其他地区，以寻求更好的生计机会。在克蒂本达尔、吉德拉尔和吉尔吉特的许多地区都观察到由于天气灾害而造成的永久移徙和流离失所。低收入国家的许多人缺乏成功移徙所需的资源、能力、支持和网络。随着气候变化给自然资源带来更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将被迫生活在具有严重宜居性问题的地方。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有办法搬到适合生存的地区【5】。

3、动荡的政治

2022 年 8 月，在一次救灾行动中，六名巴基斯坦军官在直升机坠毁中丧生。巴基斯坦当局在早期调查的报告将坠机归因于恶劣的天气条件，但也有人指出是俾路支恐怖组织击落了直升机。不可排除，部分恐怖主义也可能会利用这一时机实行恐怖行动。

根据了解，在紧急救援所需的20亿美元中，包括帐篷、食品、衣服和药品，只有3.16亿美元多一点得到承诺，实际交付的更少。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发出了强烈呼吁，但巴基斯坦在提供援助方面的沉默让一些人感到震惊，也让很多人感到沮丧。这种沮丧源于对这些援助的使用方式以及巴基斯坦国内谁在使用这些援助的质疑。缺乏国际上的交流可能产生消极后果，进一步加强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控制，进一步削弱当局的民主性。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鉴于文职机构薄弱，许多援助国担心，援助将通过原教旨主义组织和军方进行，几乎没有问责制和危险的政治后果。在这场悲剧的影响下，困扰巴基斯坦国家的政治裂痕和问题被放大了。与文官当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基斯坦军队以一种高效得多的方式伸出援手。也有报道称，原教旨主义组织，如达瓦慈善会（Jamaat-ul-Dawa）正在组织大规模的救援和救援工作，特别是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旁遮普省南部。一些巴基斯坦评论人士甚至认为，这些洪水很可能成为巴基斯坦政府的分水岭，因为它的合法性和影响力被冲走，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原教旨主义组织和军队。如果这些洪水为巴基斯坦的政治毁灭打开了大门，那将是雪上加霜。类似的观点也被诺奖少女马拉拉·优素福扎伊记录过，书中提及到此情况时正是2010年巴基斯坦洪水灾害期间（《我是马拉拉》，第171页）：

“… …

当这些痛苦还在继续，人们失去了他们心爱的人、他们的家园与他们的生计时，我们的总统阿西夫·扎尔达里却在法国的一间城堡里度假。“我很困惑，爸爸，“我问父亲，”到底是什么东西阻挡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家们去做善事？为什么他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民安全，拥有食物和电力呢？”

继伊斯兰宗教团体之后，主要的帮助来自军方。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军队，美国人也派直升机前来相助。不过此举却引起部分民众的疑心。一种传言认为巴基斯坦此次遭受的大毁灭，是美国人使用一种叫作 HAARPCD 的技术造成的，它能在海底制造出巨大的波浪，以淹没我们的国土。接着，他们再以提供救援为挡箭牌，顺理成章地进入巴基斯坦，获取我们所有的机密。

… …”

6. 无奈的床与船 

2010年巴基斯坦国家灾害应对计划（NDRP）设立了国家、省和地区各级的灾害管理机构，作为各自级别的灾害管理的实施、协调和监测机构。此外，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当局负责在各自的级别上制定灾害管理计划，并在即将发生的灾害期间实施计划。然而，次国家一级的权威机构没有行使其职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以满足《国家减灾计划》为其概述的作用和责任。此外，国家、省和地区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工作是有问题的。为了有效解决联邦和省级单位之间在环境法规方面行政合作薄弱的问题，需要重新设计协调机制，使其不仅明确而且有效。

鉴于巴基斯坦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依赖农业，恢复农业活动对该国的恢复和承受洪水破坏的能力至关重要。从以往经验中汲取的重大教训可以为灾后行动提供参考，并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和坚实基础设施的速度。

除此之外，当下正处于巴基斯坦部分流行病肆虐的时间。洪水过后，如若水质问题、人民居住问题和卫生问题无法得到改善，还会加剧传染病的传播。

斯科特（J.Scott）在《国家的视角》中呈现了富含现代科学与理性色彩的专家体系所构成的“现代知识”与不断强化自身政治权力的“现代国家”促成了“极端现代主义”计划的制订与实施。然而，简单化和清晰化的“国家的视角”无法真正认清社会的本来面目，从而导致计划的最终失败。此外，“极端现代主义”计划还鼓励着国家粗暴规制甚至扼杀部分地方社会本有的内在结构和功能。斯科特因此呼吁我们重视地方社会的重要性，以“米提斯”的智慧认识社会，并以此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把握。国家、社会与人类，这三者构成了一种紧密的联动关系，国家与社会可以说是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两种重要环境，并且也制约影响着人类的观念思维。但斯科特的研究仅仅在于某个国家范围内，并没有将国与国之间彼此的影响所考虑在内。因此在经历后现代化发展的今天，“极端现代主义”已经跳出了以国家视角支配地方的逻辑，他们将目光投入到了第三世界的国家。

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经济、技术的优势以及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在石油、天然气的“争夺战”中占据优势，而落后国家在全球碳排放量中仅仅占据了微不足道的份额，却也要同发达国家一同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发达国家利用极高的话语权地位，借助优先资源开始修复碳排放所带来的问题，而落后国家依旧在原地踏步。由此也就出现了由于历史、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关系上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的不同的气候问题。第三世界的人民在等待“气候正义”到来之时，还需要继续挣扎【6】。

传统的环境人类学强调一个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共生，在地知识体系是这一共生的功能性保障，比如努尔人在干湿季节交替时驱牛的迁徙。可当洪水开始错位时？在地知识体系是否还继续管用？ 

在苏库尔灾区田野时，一件简单的例子说明了地方群众的“知识体系”也许还有用 ，但更多是“无奈”。在苏库尔灾区，洪水将地面完全淹没，原先的陆地已经成为了河流。由于避灾的群众分散较大，在送物资的过程中需要穿过已经成河的陆地。但物品有限，没有船只更没有直升机，群众只能把废旧的床截掉床腿，在床下垫上一些油桶或者水瓶——用这样的方式做成一个“船”，把物资放在上面，四角分别有四个男人推着往前“游”，到最深的时候河水淹过了胸部。可以说，这种“聪明”的方式在巴国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这也和他们本土人的能动性有关，所谓的“不讲究”，“随性”，“利用一切可用资源”，这也造就了他们的国民印象。不得不说，此种运送物资的方式及其危险，甚至是效率低，但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送达物资，没有其他的辅助支持。

巴基斯坦各地区特殊的气候以及各地区不同的教育程度和文化，使得每个地方和社区的独特背景和情况也应该在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考虑到。此外，由于发展背景和系统脆弱性的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以及内部的气候恢复能力也有所不同。普通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人，因气候变化已经明显的后果而直接遭受痛苦，他们的经验和声音应反映在旨在建设复原力的包容性和参与性气候政策和干预措施中。考虑到人们的看法和经验，理解当地应对和适应能力的局限性，并结合当地关于解决方案的建议，可以帮助决策者解决当前的需求，预测未来的需求，并制定一个参与性和整体性的气候恢复框架。当然，并非全盘否定地方能动性的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关注力将其能动性发挥到最大或者更为完善。从上文可以看出，巴基斯坦的灾难问题涉及社会风险，国内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群众对风险的认知和实践行为，还包括宗教问题。灾后重建的同时还需学界对具体地方的应急研究，并需要从国际到地方层面建立出对话于第三世界人民面对洪水所造之“船”的视角，并与其共同探索和托举未来，同时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也应当同地方和地方群众的能动性互动。对于第三世界气候和灾难问题的治理与改善问题势必也是一个学界重新反思“气候正义”和生态实践的过程。

作者简介 ：

孙博文，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与东北大学民族学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茶文化

Reference:
【1】Floods in Pakistan: On silent anthropologists and real heroes, Aug 24, 2010 ：https://www.antropologi.info/blog/anthropology/2010/pakistan-floods【2】A people‐centred perspective on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Bangladesh：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625-016-0379-z【3】Efect of temperature rise on crop growth & productivity: https://www.pmd.gov.pk/rnd/rnd_files/vol8_issue15/5_Effect%20of%20Temperature%20Rise%20on%20Crop%20Growth.pdf【4】Droughts in Asia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Vulner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2094714000632【5】Trapped in the prison of the mind: Notions of climate-induced (im)mobility decision-making and wellbeing from an urban informal settlement in Bangladesh：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9-020-0443-2
【6】依然泡在水里的巴基斯坦，远未兑现的“气候正义”，三联生活周刊：https://mp.weixin.qq.com/s/z63GkekldqJ-pqPiA1h3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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