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抄 中国农民调查 (陈桂棣 春桃)

·若按现在的农民负担政策，农民每年的实际负担则高达四千亿至五千亿元！ 农民的实际负担如此之大，这显然正是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而农民负担却一直无法根除的原因所在。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朱镕基总理在李昌平的一封信上批过的那句话：“我们往往把好的情况当作普遍情况，而又误信下面报喜，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建国五十多年了，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也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在中国的农民中，没有接受过起码的文化教育的，何止千万？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文盲。柏杨说：“第三流的国民绝产生不出第一流的政府”，话虽刺耳，但面对今天经济文化依然如此落后的中国广大农村，如果我们不回避事实，就不能不承认，在教育上，我们确实是个失败者。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具有共同利益和意志代表的国民群体，只有贫贱的劳动者与拥有资本和权力的权贵者。也没有什么国民待遇，只有权贵者的待遇。也就是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并不能解决中国农村的政治。

·……所有的研究都在表明，只有走优质优价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的两条路，但现在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已经把这两条道不能说基本管死，也是大部分管死。可以说，不触动现有粮食体制中的利益分配结构，提高农民收入就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

·问题是，小岗村到了后来，越宣传故事越多，也变得越传奇，先是有了十八户农民捺红手印的故事，接着就有了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号为“GB54563”的那张“秘密契约”。 我们走访过许多当事人，似乎都对那件“珍贵的藏品”提出过质疑，说“藏品”的纸张那么平展，几无皱褶，何以被农民密藏这么久而如此光鲜？说秘密会议在谁家召开，契约又由谁执笔，这些重要的细节至今亦无定论；甚至连参加秘密会议的是十八户还是二十户也有不同说法，而博物馆的“藏品”上写着的二十个人的名字，“严宏昌”就出现了两次，出席会议的竟又成了十九人。 二〇〇一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我们在访问陆子修时，陆子修也作了否定回答：“小岗村捺手印是假的，这我能不知道吗？”他使用的是设问方式，结论却是不容置疑的。他当时曾是这个地委政研室主任，以后又担任了这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他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

·在最痛恨做假账的朱镕基总理面前竟敢这样造假，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呢？

·然而，中国农村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中国的农民至今搞不懂。

·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李显刚推算：全国县及县以下需要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不包括教师），有一千三百一十六万两千人，平均每六十八个农民养活一个干部。 一九八七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也公布了中国官民的比例：西汉，七千九百四十五比一；东汉，七千四百六十四比一；唐朝，两千九百二十七比一；元朝，两千六百一十三比一；明朝，两千二百九十九比一；清朝，九百一十一比一；现代，六十七比一。 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可以看岀，《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和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提到的历史上的官民比例，大体是吻合的，只是“现代”有了一点出入，出入的原因显然由于透露的时间上前后相距了十一年。但仅仅十一年，官民的比例竟从“六十七比一”升到了“四十比一”而这正是在邓小平揭示出以上种种危险之后。这段时间机构无限膨胀、官吏无限增加到几尽失控的，主要正是县乡两级。李显刚的“平均每六十八个农民养活一个县及县以下干部”的推算中，不包括教师，从理论上看，这是对的，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政策，教师工资应由国家支付，农村教师本不应该包括在内。事实却是，在农民承受的负担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正是教师工资。究竟多少个农民养活一个“干部”，不得而知。

·俗话说“龙多作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低效率的政府。

·他告诉我们，就是各级政府年年都不切实际地把财政增长指标逐级下达，为了体现出“政绩”，又都会如法炮制，而且层层加码。

·有敢说话的农民向上门的村干部讨说法的，不讨则已，一讨就又冒出一项“态度费”，并且祭起“文革”时流行的一个理论：“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征收多少视其“态度”好坏而定。

··他想，在党中央、国务院这样重视农业问题的今天，一些有文化、有良知的农村青年，思想比较活跃，参政议政的意识较强，敢于站出来为村民们说话，这本应看作是广大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气象，也正是中国农村大有希望之所在！为什么我们许多从事农业工作的领导同志，跟今天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农民如此格格不入呢？他们已经变得不善于与农民群众交流，更谈不上“不耻下问”，动辄就把敢说真话实话的农民视之为“刁民”，把敢于揭发检举不法行为和人员的农民说成是“聚众闹事”，习惯于强迫命令，“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甚至对“不听使唤”、“影响政绩”者，无情打击，残酷镇压。难怪许多农民渴望“再来一次政治运动，好好整整这群坏东西！”

王洪超越想越痛心。如果堵塞了一切民意沟通的渠道，这无异于自绝言路，党和人民政府就会成为一个耳聋眼瞎的“残疾人”。如果把解决问题的最后希望都堵死了，把体制内所有合理合法的渠道都封闭了，把农民围追堵截赶进了一个非法的死胡同，这种不满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必将极具破坏性，那才是真正的不稳定因素！

·马里指着同来的警员卢林对张小五说道：“我打你了？他能为你作证吗？” 马里让卢林接着打，打了一阵，卢林也突然问：“我们打你了没有？” 张小五哭着说：“你们没打我。” 马里显然不满意，抽了张小五一个嘴巴喊道：“大声回答！”张小五不敢再哭，诚惶诚恐地大声回答：“你们没有打我！”

比法还大？” 王和平拿出看破红尘教训他人的口吻说道：“你真相信电视、广播、报纸上说的，要在中国实行什么法治？别这么幼稚。美国总统，地方法官就能治他的罪，那是外国；中国还是人治！还是我——治——你——”

·他哀叹中国的农民太善良，啥事总爱往好的方面想；同时又太宽容，一切都可以默默地承受。除去嘴巴硬，面对社会上的任何一种力量，都是不堪一击的。

·汉朝桓宽著《盐铁论》就曾指出：“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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