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犯错，全班受罚

上小学的时候，临近放学，大家都要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老师发出列队放学的指令。老师要求大家整理好书包，安静地坐正。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不能有小动作。这个时候一旦有人破坏了纪律，全班就都要留下来陪着。

「一个人不守纪律，全班都要受罚。」

这是小学老师维持班级纪律惯用的技巧。此招一出，大家纷纷会谴责不守纪律的同学。老师的目标就达成了。

明明是一个人犯错，为什么全班都要受罚呢？

这种管理方法，古自有之。商鞅变法时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实践。

「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 - 《商君书 · 画策》

在当时人口是重要的资本，邻里以五家为单位，互相监督，不准擅自迁徙。一家犯法，邻里连坐。可见，「一人犯错，全班受罚」并非现代的产物，而是我们源远流长的的文化的产物。

在历史的长河中，「连坐」是极为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株连九族是帝王清除异己，维持权威的高频手段。

进入现代社会，「连坐」依旧活跃。从民国时期的保长制度到近代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它虽然改变了形式，但是其「公摊责任」的核心并没有改变。它促使了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审查，自我组织，对于维持社会秩序有极大的帮助。

自从升入初中，「一人犯错，全班受罚」便极少出现在生活中了，以至于没有人再去思考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上文就已经提到，明明是一个人犯错，为什么全班都要受罚呢？

这样的制度，为管理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它是否公平呢？在成为「连坐」的受害者时，明明没有犯错的我们往往不会去思考制度的合理性，而是将自己的怒火转嫁到犯错的人身上，进而产生了集体内部的对立与分化。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辛辛苦苦制作的电影，因为明星说错了话，整个公司都要遭殃。在抵制明星的同时，我们不妨问一问自己，这样的制度，是合理的吗？公司的员工，很多连明星的面都没见过，但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就要因此付诸东流。这是公平的吗？

渐渐地，「连坐」由公权的行为，下沉到了民间的自发。我们对立场的严苛要求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连坐」网。总有一日，它会延伸到我们身边，最终让我们成为「连坐」的受害者。

一个手段的有效性，并不能代表它的合理性。

与「连坐」相反的，是「问责制」。在错误面前，负责人无论有无对错，往往承担主要责任。香港的高官问责制便是主要的代表。当政策出现严重失误时，相关政治官员无论有无对错，都应当离职，以示负责。

近年来这样的制度，在大陆也屡见不鲜。例如2003年在浙江率先试点的「河长制」。其为解决中国的水质健康问题提供了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突然想起，曾有一次同桌和后排的同学（我们同为一个四人小组）为了不让我吃上饭，故意吵闹，促使老师惩罚他们，并连坐整个小组。这种「自杀式」的行为，竟有一些对制度的讽刺意味。

换做今日的我，恐怕在被「连坐」时，会起身向老师质疑这种办法的合理性。可老师又会如何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