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法学博士,中国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

北京的人质外交能否惊醒国际社会/滕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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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也最有迷惑性的专制政权给世界带来的深刻挑战,任何一个单一的自由国家似乎都力不从心。因此,建立一个更加积极主动、以价值为基础的民主盟友是无比重要和迫切的。随着中共的狰狞面目越来越清晰和迫近,民主联盟正在迅速恢复和壮大,回击以中共为首的专制联盟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华为CFO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之后的第十天,北京就抓捕了在中国的两名加拿大人,不久后中国法院将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Robert Schellenberg)的15年刑期改为死刑判决。最近,在孟晚舟引渡案进入最后阶段后,中国法院以间谍罪名以及非法提供情报罪名判处麦克·斯帕佛(Michael Spavor)十一年有期徒刑。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声称,“华为是百分之百的民营企业” ,“打压华为是典型的经济霸凌行为”。为了维护这样一个“民营企业”,中国政府可谓是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前加拿大官员玛格丽特(Margaret McCuaig-Johnston)说:“两名麦克被捕的时候,我恰巧在上海。我发现自己的行李箱被翻查过。我把两名麦克被捕事件告诉了一位当地朋友,那位朋友告诉我,中国政府有一个黑名单,上面有几百名加拿大人,可以随时作为人质来拘捕。”

从这些案件的时间点上,从中国政府关于华为的公开发言中可以看到,北京对把三名加拿大人当做人质这件事,几乎不加掩饰。

这在加拿大和西方世界引起震惊,但这既不是新鲜事,也不是孤立的个案。

早在2014年,中国突然将加拿大夫妇茱莉亚(Julia)和凯文·高(Kevin Garratt)秘密关押起来,这是为了报复当时加拿大拘留了一位中国富豪苏斌。这位苏斌联合中共黑客,阴谋窃取五角大楼军事飞机零件的图纸,他被从加拿大引渡到美国,后来认罪、获刑三年十个月。2018年,两名美国公民Cynthia和Victor Liu在回中国旅行后,被阻止离开中国。这是为了向他们的父亲——滞留美国的腐败嫌疑犯——施压,迫使其返回中国。

澳大利亚是最早警惕和反击中国政府对外渗透的国家之一。2018年,澳大利亚议会立法惩治外国干涉犯罪,禁止政党接受外国捐款,并要求外国政治组织或实体必须经过登记才能进行游说,中共的统战工作受到直接挑战。2020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来源发起独立调查,澳大利亚政府还早在2018年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不出所料,北京进行了反击。在澳总理呼吁调查新冠来源的几个月内,中国开始对澳大利亚葡萄酒进行反倾销调查,并很快宣布了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高额关税,并限制澳大利亚牛肉、大麦和煤炭的进口,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北京还在2019年1月逮捕了澳大利亚公民和作家杨恒均,并在2020年8月逮捕了澳大利亚记者成蕾。

一位持有瑞典护照的诗人和出版商桂民海,因为出版了不少关于习近平和中共高官丑闻的书籍,而被中共秘密警察从泰国绑架回中国。持有英国护照的书店店员李波也从香港被绑架。在酷刑之下,桂民海被迫放弃了瑞典公民身份。他在两年获释之后,中国政府当着欧洲外交官的面再次将桂民海抓捕。直到今天,国际社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件事在细节和整体上有多么恐怖:一个生活在外国土地上的外国公民,被中国的特务绑架,在中国秘密关押,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放弃外国公民身份。这是中共政权对人类尊严的公然冒犯,以及对每个人的安全发出警告信号。

两名加拿大麦克。


不要忘记另一位加拿大公民玉山江(Huseyincan Celil),2006年,这位维吾尔人在乌兹别克斯坦被捕,尽管加拿大政府反对乌兹别克斯坦将他引渡到中国,但他还是被引渡回新疆,并以虚假的恐怖主义指控被判处终身监禁。

为了报复韩国在2007年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中国政府停止上演韩剧,禁止韩国艺术家在中国演出,并鼓励人们抵制甚至攻击乐天超市。国家旅游局紧急停止了所有赴韩旅游。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限制挪威三文鱼的进口,作为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报复。我在一篇专栏文章《经济胁迫与司法绑架》中,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不要误以为,被中共挟持为人质的仅仅是外国公民。中国政府实际上一直把自己的人民作为人质。是否提前释放著名的政治犯、是否允许他们出国,一直是北京在外交谈判桌上的筹码,尤其是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被称作“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在六四屠杀后进入美国大使馆后,一年内不被允许离开中国。中共当局有意识地把人质交易作为外交的一个戏码,捉放游戏也玩得日趋娴熟和精巧。“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奥有关;王军涛於94年保外就医流放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会相连;魏京生第二次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成为江泽民急欲访美的筹码;王丹、刘念春保外就医流放美国,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谢。” 王有才、方觉、热比亚、贝岭等人,也先后作为中美交易的人质筹码。刘晓波评论说,“这样的人质外交既残忍又下流,永远是放一个、抓更多,大陆的监狱中永远不缺与美国作交易的政治人质。”

住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尔昆-伊沙,在新疆的弟弟胡斯塔尔最近被判处终身监禁。"这当然与我的活动有关。" 同样在今年,在新疆的维吾尔医生Gulshan Abbas被判处20年徒刑,这是中国政府在报复她在美国的姐姐Rusha Abbas长期为维吾尔人权发声的工作。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记者们,共有50多名亲属在新疆被拘留,一些人被关押在集中营(所谓的“再教育中心”),另一些人被判处监禁。中国政府把自己的国民当做人质,来要挟他们在海外的亲属,企图让他们闭嘴。前不久我对ProPublica 的记者谈到,“几乎每个海外华人都有至少一个家庭成员住在中国大陆。我们的家人会成为攻击目标,不得不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而自我审查。”

国际社会应该从北京的 "人质外交 "和经济胁迫中吸取许多教训。

即使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仍然认为,只要世界鼓励并允许中国参与国际法律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就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正如James Mann一本书名提示的那样,"经济自由导致政治自由 "已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 "中国幻想"。整个西方的政治天真和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也写在中共专制的迅速崛起的功劳簿上。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中共却明确而坚定地拒绝了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任何迈向宪政的改革。人权状况一直在恶化,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人权灾难。不管承认与否,过去40多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在我看来,与一个专制政权进行接触、交易而不坚守原则、不真正推动人权与民主,这几乎就是绥靖政策。

华为在法律上注册为一家私人公司,但它不是私人公司。对两位加拿大麦克的审判与法律无关,而只是在加大未来谈判的筹码。中共经营的海外媒体不是媒体,而是宣传机器。中共统战机构下面那些学联、商会、同乡会、校友会等等也不是什么民间组织,而是负担着统战任务以及更加不可告人的任务。一带一路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项目,不如说是一个用心险恶的政治项目。北京热衷于举办奥运会,不是因为对体育的热爱,而是为了共产党的宣传需要。中国批准了二十多个国际人权条约,不是为了遵守,而是为了操控。在联合国或任何国际论坛上,中国政府代表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中共特权集团少数人的利益。——这些都是极为简单的事实,但世界已经被误导和混淆了太久。

有些人、有些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对全球自由和民主的威胁,但还远远不够。一旦世界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罪恶、野心和行为模式,就很容易找到可行和有力的行动: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抵制北京奥运会,禁止强迫劳动的产品,支持良心犯和维权人士,停止向北京出售监控技术,不把中国选进人权理事会,通过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法案,审查中共渗透的媒体和协会,不把维吾尔人和突厥人遣返中国,不为腐败官员和侵犯人权者提供安全庇护,如此等等。

如果加拿大屈服于北京的欺凌,中国当局得到的信号将是,人质外交是有效的。他们会采取更多的绑架和勒索手段。两名麦克、玉山江等遭受牢狱的加拿大公民值得同情和声援,加拿大需要更多的支持。但是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也最有迷惑性的专制政权给世界带来的深刻挑战,任何一个单一的自由国家似乎都力不从心。因此,建立一个更加积极主动、以价值为基础的民主盟友是无比重要和迫切的。川普的四年让民主国家的联盟受到不少伤害和削弱,但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共的狰狞面目越来越清晰和迫近,民主联盟正在迅速恢复和壮大,回击以中共为首的专制联盟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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