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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安慰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

欧亚集团丨2024年全球头号风险:美国反对美国

美国已经是世界上分裂最严重、失能最严重的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不论谁胜出,2024年总统选举都将加剧这一问题。
原文截图

译按

本文原题“Risk 1: The United States vs. itself”,取自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2024年1月8日发布的《2024年全球十大风险报告》(TOP RISKS 2024)。

本文认为,不论2024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为何,美国国内本已严重的政治分裂和失能局面都将加剧,最终,美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国际地位将继续受损。换言之,伴随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而来的“美国分裂”,被这份报告列为2024年全球头号风险。

该报告列出的其他九大全球风险分别是:中东危机加剧;乌克兰遭到肢解;人工智能缺乏管控;流氓国家结成邪恶轴心;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对关键矿产的争夺加剧;通货膨胀加剧,各国政府政策空间收窄;厄尔尼诺现象卷土重来;大企业面临更动荡的营商环境。

第一作者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是欧亚集团总裁,第二作者克里夫·库普坎(Cliff Kupchan)是该集团主席。

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阅,并有技术性删节。无法保证理解准确。

2024年全球头号风险:美国反对美国

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克里夫·库普坎(Cliff Kupchan)

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依旧异常强大,但其政治体制比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化国家都更加失能……而且在2024年会面对进一步的弱化。美国总统选举将加剧美国的政治分裂,以这个国家150年来从未经历过的方式考验美国的民主,并削弱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公信力。

美国的政治体制存在明显可见的分裂,其正当性和机能相应受到侵蚀。公众对国会、司法部门和媒体等核心机构的信任处于历史性的低水平; 极化和党派偏见则处在历史性的高水平。再加上算法放大的错误信息,美国人不再相信关于美国和世界的一系列共同的既有事实。

美国人对政治和社会组织/机制的信任度持续下降。自左至右、自上至下分别为:最高法院、国会、总统、教会或有组织宗教、公立学校、报纸、电视新闻、互联网新闻。

两大主要政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都罕有地不适合担任公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面对数十项重罪刑事指控,其中许多与他在任期间采取的行动直接相关,最严重的是包括他推翻一场自由公正选举结果的举动。在任何一个稳定、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2024年的竞选都将主要围绕那些事情展开。美国目前远远不是那样。另一方面,乔·拜登总统在第二个任期结束时会有86岁。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想让两人中的任何一位领导这个国家。

这一分裂会在选举前夕加剧。从斩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不会万无一失,但绝对有可能)的那一刻起 ,特朗普就将劫持共和党和美国政治,因为哪怕是国会中最不情愿的共和党人,以及绝大多数保守派媒体、活动人士团体和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都将跟随他的脚步。他的政策声明不论多么离经叛道,都将转变美国国家叙事的方向,并在投票前影响到国会和各州议会的政策方向。其结果甚至会是更多的政策极端主义、分裂和僵局。

假如在11月的选举中落败,自己就将面临牢狱之灾,特朗普了解这一点,将利用自己的网上讲坛、对共和党的控制和对他友好的媒体,瓦解起诉他的司法系统和选举公正的合法性。他的受害者故事和先发制人的欺诈指控,将在同意他的美国民众那里找到知音,这将对共和党的各州政府和选举官员造成隐性压力,要求他们以有利于他方式管理选举(比如更自由地清理选民名册或收紧投票限制)。这些举动不太可能推翻选举程序,但大有可能扰乱选举程序。

他们也肯定会说服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怀疑选举结果的正当性:人工智能激发的虚假信息和社交媒体回音室效应将加剧这一问题。

在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随着共和党议员接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立场,美国的盟友和对手对他可能采取的政策实施保护措施,特朗普获胜的前景将削弱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在国会将面对更强硬的阻力,这将令跨大西洋联盟不堪重负,将乌克兰人及其前线的欧洲支持者置于困境当中。基辅会采取越来越鲁莽的行动,在下一任总统上台之前尽其所能,获取利益,而希望美国援助在2025年彻底终止的愿望,将坚定俄罗斯继续战斗的决心。在中东地区,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突出支持,和因违规行为而轰炸伊朗的意愿,将鼓动以色列总理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并限制拜登政策操作的政治空间。与此同时,来自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压力,将使拜登今年保持与中国“解冻”的努力在政治上更加困难,尽管并非不可能。特朗普的阴影将导致美国的盟友和对手为他重返总统宝座做好准备,这将在就职日之前很久就造成破坏稳定的后果。

假如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拜登就会让步。但尽管民主党领导人不大会像前总统那样声称选举被“操纵”了,他们仍会认为特朗普是不正当的,认为他应该进监狱,不适合担任总统。一些国会民主党人可能投票反对认证他的当选,理由是,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他没有资格担任总统,这将削弱人们对美国选举机构的信任。主要城市的反应将是2016年总统轮替期间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的重演,但那会是在一个分歧更严重、有一个反对派联盟确信特朗普2.0标志着美国民主终结的国家。不论是受极端分子、与反抗议者的冲突还是投机的邪恶行动人士的驱使,大范围暴力都是实实在在的(实际上也几乎不可避免的)风险。随着特朗普政府赦免那些因在1月6日洗劫国会大厦而被捕的人,允许他们重返准民兵组织,并组织起来,反对他们眼中的精英左翼机构,危险将在特朗普政府施政过程中加剧。

假如败选,特朗普不会接受失败。相反,他会动用权力范围内不论合法还是非法的一切手段,挑战选举结果,并质疑选举程序的正当性。因《选举计票改革法》(Electoral Count Reform Act)通过,加上他不是现任总统的事实,他挑战选举结果的选项要少于他2020年担任总统时。但那不会妨碍他尝试,尤其是在他有入狱的可能时。他将再度指控大规模欺诈。他将煽动针对红州和蓝州选举工作人员和州务卿的大规模恐吓行动,要求他们为他“找出”额外选票。他将大力逼迫共和党州长在民主党人获胜的州提交共和党选举人名单。他还将施压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要求他们反对各州的选举人名单,取消民主党选举人团的投票资格。尽管不太可能成功,这些举动仍将损害公众对美国民主机制公正性已经低下的信心。

除非民主党获得不太可能的压倒性胜利,共和党人铁定认为拜登的获胜是不正当的,他们会声称,要么选举被“偷走”了,要么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令特朗普更难打选战。他们会将特朗普在拜登当政期间身陷囹圄,理解为民主党人出于政治目的监禁了反对党领袖。这可能制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摧毁共和党人对联邦机构依然残存的信任,并导致人们呼吁拜登,像杰拉尔德·福特为避免国家分裂而赦免理查德·尼克松那样,也赦免特朗普。虽然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大规模暴力的可能性较小,但美国的政治分裂将加剧,国家分裂为红色州和蓝色州、城市和村镇的速度将加快。

还有一个你宁愿不去想的尾部风险(不太可能,但貌似合理) : 假如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在11月5日举行一场自由而公平的选举,会发生什么事情?颠覆这次选举的举措可能来自网络攻击、深度伪造和虚假信息、对选举过程和监督的人身攻击,甚至来自在投票当天扰乱投票的恐怖主义行动。没有比即将到来的选举更具地缘政治方面重要意义的目标了:这是一个比绝大多数国土安全挑战更软弱、更容易攻击的目标,同时有大量外国(以及不少的国内)对手最希望见证美国出现更多混乱。

美国已经是世界上分裂最严重、失能最严重的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不论谁胜出,2024年总统选举都将加剧这一问题。投票结果基本上就是掷硬币(至少目前是这样)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国际地位将继续受损。

特朗普的最后一季?假如他再度胜选呢?

特朗普2016年爆冷赢得总统选举后,迎接他的是美国左翼的恐惧和盟国领导人的担忧,但美国商界领袖的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全球金融市场也持乐观态度,商界领袖和市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低税和放松管制对美国经济是一个净利好。下一次的反应会复杂许多,因为第二任特朗普政府可能比第一任有更少的护栏,更小的财政空间,此外,历经另外八年的极化政治后,在美国各州那里会有更激进的政策分野。

第二任特朗普政府将采取措施巩固行政权力,削弱制衡,损害法治。特朗普会试图清洗数千名他视为障碍的公务员,并用缺乏经验的忠诚人士取而代之,由此俘获联邦机构。第二任特朗普内阁的相当多成员将是资深共和党人: 前内阁成员妮基·黑利(Nikki Haley)、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更广泛的政策圈内以能当大任而知名,他们可能重返内阁。内阁面临的主要政策风险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目标是征收10%的广泛进口关税,并剥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以及国防部的不可预测性。在国防部,获得任命的领导层将由更像迈克·弗林(Mike Flynn)而非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那样的政治忠诚人士组成。与此同时,特朗普在白宫的政策顾问核心(包括Steve Bannon、Stephen Miller和Kash Patel之类人)实际上与精英商界领袖或外国政要没有关联,也不愿意优先会见他们。

特朗普既已铲除“深层政府”,在打破法治方面就会少受些限制。他的首要任务会是将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国税局当做武器,阻止针对他自己和他的盟友的诉讼,并迫害其政治敌人。拜登及其家人会成为众矢之的,但指向反对派议员、媒体人士、金主和批评者的这一复仇式麦卡锡主义能走多远,是一个极其要紧的问题,尤其是在其释放决定各路政治人马行为的信号这个意义方面,最好的情况是令政治异见者胆寒,最坏的情况是几乎完全压扼杀了异见者。

假如第二任特朗普政府行动非法,在联邦层面几乎不会有什么补救措施加以约束。一个分裂的或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不会有能力也不愿意制衡特朗普的行政非分行为,哪怕在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弹劾和罢免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虽然立场保守的最高法院(其三分之一的大法官由特朗普任命)将保持独立,但它执行针对一位变节总统裁决的权力有限,这可能引发一场宪政危机,而这一类危机,美国自内战结束以来从未见证过。

美国宪政体制的分权性质将继续制衡华盛顿的失能,因为一个较弱的联邦政府将把权力下放给各州,并允许由相互竞争的政治和经济战略构成的自由市场蓬勃发展。如此分权的另一面是,红州和蓝州将继续变得极化,不只在政策上,在吸引谁来生活、做生意和投资方面也会越来越极化。这将形成一种支离破碎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各公司将难以驾驭,因为各州的政策和法规各不相同,它们对地点的选择成了含蓄的政治声明。

外国公司会更难理解美国的政治地理,并花费更多时间,试图讨好特朗普的政治机构。对外国政府来说,与整个联邦政府的关系,尤其是与能和特朗普说上话的共和党人的关系,将变得至关重要,甚至比它们在第一个任期内还要重要。此外,投资者可能在放松管制的一些产业中看到巨大机遇,但也对美国财政状况的担忧日益加剧。

不论市场可能如何积极看待其具体政策,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及其所有展示个性的、威权主义的和反复无常的倾向,都将对美国民主造成严重伤害。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还将开始提出一些根本性问题,涉及: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长期稳定性,其金融承诺的可信度,其对外国合作伙伴承诺的可信度,以及其作为全球安全秩序关键角色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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