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德·博伊尔：黑格尔的安提戈涅与性差异的辩证法（译自Philosophy Today, 47(Supplement), 140-146,2003）

在我看来，这两个原则的冲突，主要是古老的正义原则与理性的正义原则的冲突。古老的正义原则，基于血缘、仪式、复仇等价值。理性的正义原则，基于平等、理性商谈等价值。由于理性原则日渐破坏了古老原则，两个原则的协调一致变成了冲突。只有这种冲突出现，希腊文化才会反思伦理生活的原则。埋葬血亲的伦理义务，显然基于古老的正义原则。在希腊文化中，此原则——“神的规律”（Hegel 1977:297）——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家庭。另一方面，理性的正义原则支配着公共生活。黑格尔称之为“人的规律”。于是，希腊人分别用神的规律和人的规律支配家庭和公共生活，从而建构了希腊伦理生活。

　　在家庭领域，黑格尔区分了三种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因为夫妻关系混杂着自然的联系和情感，所以，它不是真正的伦理关系（Hegel 1977:273）。夫妻关系尚未完全摆脱自然的规定性。正因为如此，男女无法遵循同样的伦理原则。男性天然遵循人的规律，而女性天然遵循神的规律：乍看起来，在体现自然的直接性的文化中，女性“决定”结婚并献身家庭，完全取决于男女的自然差异。但是，在黑格尔看来，男女的差异不完全是自然的。在上文引用的那段话中，黑格尔认为，“遵循哪个规律”这一伦理（文化）选择，同样具有自然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性差异的自然特征，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文化意义。

　　希腊人“把自然的事业打断”，不光是埋葬了血亲，而且是在两个伦理原则中做出选择。虽然黑格尔认为人们最初的选择必然符合男女的自然差异（Hegel 1977:275-276），但是，这种片面的选择绝不是最完善的伦理生活。恰恰相反，这种选择仅仅是直接性的伦理生活的特征，仅仅是伦理关系发展史的开端。在黑格尔看来，迫使男女做出片面选择的文化，迟早是要消亡的。这种片面的伦理行为

　　具有罪行的环节（moment of crime），并且，作为行为，它竟使这种片面性变成这样的过失：只偏袒本质的一个方面，而对其另一方面采取否定态度，即是说，它破坏其另一方面。

　　在这里，黑格尔指的是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安提戈涅片面地遵循神的规律，埋葬哥哥波吕涅刻斯。克瑞翁片面地遵循人的规律，禁止埋葬叛国者。《安提戈涅》证明，用男女自然差异来分配两个伦理原则的文化，不符合人的文化的本质（自由）。这种文化，必然会让位于另一种符合人的自由的文化。直接性的伦理生活的元素，还无法让人类克服对两个伦理原则的遵循，无法让人类认识到两个伦理原则的有限真理（limited truth）。

　　现代社会依然要求，女性献身家庭，不插手政治事务。《法哲学原理》说，女性天生不适合领导政府，因为“她们不是按普遍物的要求，而是按偶然的偏好和意见行事的”。

　　假如希腊伦理生活不完全是自然的，假如它一开始就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在精神的发展史中，男女都会认识到，家庭与国家、情感与理性、身体与精神、被动与主动这一系列文化对立，不能片面地分配给两性。

　　黑格尔在《美学》中说，一旦主人公违反了某个构成生存的本质环节的原则，那么，最典型的悲剧冲突就出现了。《安提戈涅》就是这种情况：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都把某个对立的环节包含在自身内部。安提戈涅既是他哥哥的妹妹，又是国王的女儿。克瑞翁既是底比斯的国王，又是父亲和丈夫。因此，虽然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遵循自然性别的法则，但是，他们又把对立的法则包含在自身内部。因为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伦理行为超出了自然分配给他们的法则，所以，他们必然涉及对立的法则（该法则是他异的，会破坏本来的意图）。

　　性别的自然规定性，导致男女只发展其中一个环节。这种自然规定性迫使男性发展雄性环节，遵循特定的、片面的伦理原则。出于同样的原因，女性发展了雌性环节。因此，女性的伦理选择必然符合雌性的自然规定性。

　　《哲学史讲演录》说，种子不能忍受只处于自在的情况，始终努力成为果实（Hegel 1995:22）。从这个角度看，每个人都试图发展潜在的雄性环节或雌性环节，从而把他物融合进自身。一个人希望多大程度地发展雄性环节或雌性环节，不再取决于男女的自然差异。这不是说，自然的性差异在当代文化中无关紧要。

　　性差异的两种对立因素，总是倾向于忘记它们的片面性。它们依靠对方来实现自身，却同样倾向于破坏对方。人类生活中最杰出、最悲剧的事件，都往往源自这种片面性。正如尼采在《善恶之彼岸》中所说，我们不可能留下一个，丢掉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