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朗西埃《歧视中的社会》（选自《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

一个国王，当然可以像任何人一样是一个哲人，但他作为国王，只是因为他是人。他作为领袖，他的理性同于他手下的大臣，这些大臣的理性同于手下的官员，这些官员的理性又同于那所有的人。确实，这个国王不听命于上级，而只依靠下级。但这个哲人王或说国王哲人，仍属于社会的一部分；他就像所有人一样，受制于社会中的各种法则、各种高等特质、各种讲解组织。

　　也正因此，那另一种哲学设想，即人民主权，同样是不可靠的。因为人们把这种主权看作有待实现的理想、有待施行的法则，但它其实一直就存在。历史记载了不少国王，都因无视这一点而丢掉王位：他们的统治，只是借助了群体施加的重负。而哲人们因此抗议，说人民不能屈从而交出主权。但我们要说的是，或许如此，但其实人民从一开始就丢掉了它。“不是国王塑造了人民，尽管他也许有这样的心愿；而是人民制造了领袖，而且他们从来都想要领袖。”【注2】人民屈从领袖，领袖也同样屈从人民。这互相的服从，就是政治的虚构所依据的原理，它让理性从根本上屈从不平等的激情。而哲人们的悖论，就是假设一个由“人”组成的人民。这已经是一个自我矛盾的说法，一种不可能的存在。人民之中，只有公民，他们已经让理性屈从于不平等的虚构。

　　我们要说的是，平等只能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于那些自认为理性存在的个体之间。而公民，这政治虚构中的居民，反而是不平等国度里的失权之人。

　　人在自己单独的意识中感到，而在两个意识发生冲突时便会消退。谁若寻找真理，就要知道，它仅有自身，不带附加条件。而各种政治主张则与此相反，从不忘加上最强悍的附加条件，有些人声称“不博爱毋宁死”，【注3】另一些人还可以反过来声称“不合法毋宁死”、“非寡头统治毋宁死”等等。“第一个词各有不同，但第二个词总是直言或暗含在各种主张的旗号和标语里。一边的人打出旗号‘甲某主权或者死’，另一边的人打出旗号‘乙某主权或者死’。人们总提到死，我知道有些慈善家甚至提出‘废除死刑或者死’。”【注4】而真理，它从不做制裁；它不会在后边加上死字。因此我们可以继帕斯卡尔【注5】之后提出，我们早就知道怎样让强权得到公正，却远远不知怎样让公正获得强权。这种设想本身就没有意义。强权毕竟是强权，它可以理性地去使用强权。但我们如果想让强权变得理性，这就是不理性的。

　　某些哲人提出应对的方法：他们说，人不应只有被动的服从，有其义务就应有其权利！但这种说法正是源于分心。义务的概念，根本没有、也根本不会牵连到权利的概念。屈从者，就是绝对地屈从。从中寻求补偿，不过是可怜的自欺欺人之计，其结果最多是将屈从合理化，或是让人更能假装自己避免了屈从。而理性的人不会陷入这些骗术，他知道社会秩序带给他的最大好处就是这种高等性，让秩序高过无序。“哪一种秩序都可以，只要它可以不受扰乱。所有的社会组织从来就是如此。”【注6】即使合法化的暴力成为垄断秩序，这也有利于限制暴力，并给理性留出避难所供它自由地行使自身。所以，理性的人并不认为自己高于法律。他顺从这种高等性，因此就不得不服从那些自认高等的低等者的共同命运，与他们一道组成人类这个物种、延续它的反理性。他作为公民，服从统治者的反理性的要求，但不顺从这种反理性给他灌输的各种道理。同时，他并不放弃自己的理性，而将其作为首要原则。我们在前面提到，理性的意志，首先是战胜自己的艺术。理性只要管控自身的牺牲，就能原样留存下去。理性的人，就是坚持品德的人。他让自身的理性去部分地屈从反理性的要求，从而为理性维持一个处所，保留战胜自我的能力。于是，理性可以在反理性之内持有一座永不沦陷的营垒。

　　“两个人在相会时互致敬意，因为他们认为彼此的智力是平等的；但如果其中一人被置于另一人的国家的中心，他们两人就不再行使那些仪式：人们开始滥用强权和理性：人们指出这个闯入者来自蛮夷之地；人们无礼地将他看作蠢人。他的口音让人们笑得喘不过气，他的动作那样笨拙，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他出身自他那个不纯的种族：那里的人是迟钝的，而这里的人是机灵和轻佻的；那里的人是粗野的，而这里的人是高傲的。总之，某些人就直率地认为自己比另一些人高等；而他们只要带入各种激情，就点燃了战争的火种：不管哪一边的人，都像消灭害虫一样杀人如麻。而杀人越多，就越光荣。有人以人头换取报酬；有人焚毁一个村庄，以此要求勋章，而他如果焚毁的是一座大城镇，就要价更高；这场血的交易，就叫作热爱祖国。以祖国为名义，你们就可以像野兽一样扑向接壤的邻人；但如果有人问你们具体何谓你们的祖国，你们直到割破彼此的喉咙也不能就此达到一致。”【注7】

　　有些战争是非正义的，是征服之战，源于那意图使人臣服的痴妄；但有些战争是正义的，是人们要保卫祖国疆土不受侵犯。雅科托曾经当过炮手，当然知道这一点，在1792年，他挺身救国于危难之中，在1815年，他抗争议会各派势力，反对外敌促使国王复位。但是，他因为这些经验恰恰知道事情的道理远不是看上去那般简单。人去保卫受侵的祖国，是作为公民，也是作为人。他并不是牺牲自己的理性而维护品德，因为他作为理性的动物，受理性支配，会尽力保证自身存活。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与战争没有冲突，自私与品德也没有冲突。所以这种战争没有任何特别意义。反而，人奉命去征服他国时，他如果是理性的，才是为社会之谜让自身理性作出了特别的牺牲。他需要更高的品德，才能维护内心的堡垒，才能在退伍还乡之后，借助自主的判断，找回他曾为履行公民义务而献出的自我主宰。

　　理性就是让人学会各种语言的能力。因此它也能让人学会议会和法庭的语言。那么它就可以让人学会反理性。

　　“我知道，一切都靠各种激情得以成就；但这一切，甚至那种种蠢行，都可以靠理性变得更好。而这就是普遍教育法的独特原则。”【注11】

　　哲人凭借某种高等特质，略施小计就让人如坠云雾，而他同样因为这种高等特质，无意去接触“身边的奴仆”。【注12】苏格拉底并不想用言论讨好民众，不想撩拨那“粗蛮的猛兽”。【注13】他不想深研阿尼图斯与梅雷图斯的讼师技艺。他认为自己如果那样做，就会导致哲学的没落，而他这种姿态广受赞许。其实，他的主张言下之意是：阿尼图斯和梅雷图斯都是低能的讼棍，所以他们的言论中没有技艺，只有花招，并没有任何地方值得学习。然而，阿尼图斯和梅雷图斯的言论其实与苏格拉底的言论同样，都是人类智力的展现。我们并不是说两种言论有同样的高质量，我们只强调两种都出自同样的智力。苏格拉底这自知的“无知者”，认为自己高过法庭演说家，懒于学习后者的技艺，他顺从了世界的反理性。他这样做有何原因？他的原因，就是拉伊俄斯、俄狄浦斯等悲剧角色走向迷失的原因：他信了德尔斐的神谕；他认为自己是神选之人，受到神的特殊托付。他与那些高等者有同样的痴妄：他相信天才。一个受神眷顾的人，不会去学习阿尼图斯的言论，不会去重复它，也不会在自己需要时去采纳那种技艺。于是，阿尼图斯之流成了社会秩序的主宰。

　　但有人会追问，社会秩序岂非无论如何都将如此？既然各种社会的秩序无以改变，我们又何必在公共讨议中取胜？这些理性的个体，或者你所谓的被解放者，尽管保全了自己的生活与理性，但终究无以改变社会，所以又有何用？他们比起那些痴妄之众岂不是只懂更好地反理性？

　　我们可以先这样回应：事态并非不可救药，毕竟在任何社会秩序下，所有个体仍有可能成为理性的。社会永远不会是理性的，但其中仍然会有奇迹，会有一些理性的时刻。当社会因自身的痴妄濒临崩溃时，理性做出了拯救性的社会行动，它行使了完整的自身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来自于众多知性存在所认识到的平等。

　　理性可以拥有生命，忠于自我地居于社会的反理性中，并在其中产生作用。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人只要用同等的关注，为了这项事业所需，去创作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那样的檄文、梅奈乌斯•阿格里帕那样的寓言，他就是普遍教育法的学生。人只要跟梅奈乌斯•阿格里帕一样，认识到所有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去理解任何他人对自己所言，他就懂得智力的解放。

西蒙•巴朗什，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讲了这段阿文提诺山上的故事，从中见证了同样的法则，即言说者皆平等，人只要意识到自身所具的智力，就有能力做出一番成就。罗马平民争取到的护民官尽管也会跟别人一样地反理性，但不论哪个平民，只要感到自己是人，认为自己有能力、认为他的孩子和所有他人都有能力运用智力的权能，这就并非一无所获。我们不可能组建被解放者的党派和议会，不可能来到被解放的社会。但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刻，始终都能自我解放、解放别人，向别人宣告这种恩惠，让有这种自我认识的人数量增多，避开那些低等的高等者的闹剧。一个社会、一个人民、一个国家将永远是反理性的，但我们在其中可以增多这样的人：作为个体，他们运用理性，而作为公民，他们会去寻求尽量理性地反理性的技艺。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如果每家人都按我所说的去做，那全体国民很快就会被解放。这里的解放，并非那些学者照应民众的智力水平，通过讲解所给予的解放。这种解放，是人甚至不畏反对那些学者，通过自学所取得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