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意]吉奥乔·阿甘本 ： 论暴力的界限

[译自：Giorgio Agamben, “On the Limits of Violence”，in Diacritics,Vol. 39, No. 4,CONTEMPORARY ITALIAN THOUGHT (2) (winter 2009), pp. 103-111. ]

旨在操纵意识的组织好的语言暴力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代经验，乃至任何暴力理论都必须用语言来表达。并且，语言暴力也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它已深入到了人类消遣的日常领域。色情文学在18世纪末的爆炸性扩散无非是发现了在特定的语境中，对某些语言结构的经验能够引发完全脱离个体意志的反应。语言能够影响身体的直觉，压倒意志，将人类降低到自然的层次。暴力能够做的，语言也能做，因为语言有激发的作用。简言之，色情文学的感染力在于其将暴力引入非暴力——语言——领域中的能力。

诗歌引入了一种新的劝说方式，它所依赖的不是真理，而是音乐与旋律所引起的特殊的情感效果，它既是暴力性的，都是身体性的——因此，柏拉图必定要将诗人逐出城邦。

通过对新的社会秩序施加助产行动以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的暴力，不同于维持现存法律、反对任何变革的暴力。问题在于确定一种正义的暴力——一种指向某种全新东西的暴力，一种可以将自己合法地称为革命的暴力。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马克思所持续批判的黑格尔对自由与必然的调和成为了建立一个机械必然性王国的前提，这个王国没有为自由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留下任何地盘。在这个框架中，界定正义的暴力完全不是问题：如果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它需要的仅仅是加速促进对历史必然规律（不可避免）的发现。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暴力就是正义的，反对这一目的的暴力就是不正义的。为了说明这种解释是多么地拙劣，我们只需认识到，它将革命者描绘成自然主义者，他发现某种注定要灭绝的植物，然后动用一切力量加速它的灭亡，这样他就可以认识到进化的规律。这恰恰就是20世纪集权主义运动采用的模型，他们宣称自己有革命暴力的特权，在真正的革命运动中促进退化的进程。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驱逐，1935年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中所有苏联人都有流放，就是这种状况——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希特勒想要“促进”自然规律（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的实现，而斯大林则认为自己在“促进”同样必然的历史规律的建立。

即使我们不考虑这种暴力理论所在政治上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们也能确定其真正的缺点，那就是：它将暴力的正义性放在了暴力本身之外。换句话说，它不过是将暴力置于更加宽泛的手段理论之中，这些手段是为了服务于更高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成了决定手段是否正义的唯一标准。本雅明正确地指出，这种框架在使暴力的运用正当化的同时，并未能将暴力原则本身正当化。最终，任何以目的正义为原因将革命手段正当化的理论都是矛盾的，正如为保证目的正义而将高压手段合法化的法律理论是矛盾的一样。

只有那些相信宇宙计划和神圣旨意的人才会宣称暴力从本质上来说是正义的；只有那些相信历史是沿着预定的线性路线（通俗的进步主义）稳步前进的人才会认为人类暴力是正义的。在欧洲文化中，只有在无力调和历史的残酷与神圣之善的矛盾时，只有当对神圣正义的直接信念熄灭时，才激发起人们对神义论（对神的哲学辩护）的需要。同样地，只有当所有暴力意识的原初重要性丧失了之后，才需要将暴力正当化（justify）。革命暴力的理论在历史神义论中是无意义的，历史神义论悖论性地将革命者转变为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让他们以为任何事情都会是最好的，我们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索雷尔区分了力（force，目的在于权威和权力，也就是新国家的建立）与无产阶级暴力（目的在于废除国家）。对索雷尔来说，无产阶级暴力一开始就被理解错了，因为马克思在详尽描述资本主义秩序暴力进化的同时，对无产阶级组织的讨论又十分节制：

标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不想为导师的作品添加任何重要的东西，他们总是幻想着，为了讨论无产阶级的问题，只需利用从资产阶级历史中所学到的即可。因此，他们从未怀疑力（旨在建立权威，努力促进自动的服从）与暴力（旨在打倒权威）之间的是有区别的。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必须像资产阶级一样获取和使用力，并且最终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来代替资本主义国家。

多数原始民族举行暴力仪式，旨在打破世俗时间的均匀流动。这些仪式召回了原初的混沌，使人成为神的同时代人，并得以通往原始的创生维度。每当共同体的生活遭受威胁，每当宇宙变得虚空，原始民族都会去促进时间的再生；如此，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间的革命）才会产生。

通过神圣暴力重新引入原初创造的时间，这种愿望并不来源于对生活或现实悲观的拒绝。恰恰相反，正是通过神圣时间的突然介入和世俗时间的中断，原始人才能够充分地参与到宇宙中去，并通过自身溅血的极端行为来宣称权力。如此，他们重新获得了参与创造文化和历史世界的特权

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Bacchae）的结语就变得尤为重要。这部悲剧讲述了神的神圣暴力与僭主的世俗暴力之间的冲突，并以人对全新的、意料之外的可能性（重启时间的可能性）的信念作结。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与根据新的原则重启历史、建立社会直接联系起来。他写到：“革命是必然的，不仅因为统治阶级只能以这种方式被推翻，而且因为推翻它的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洗清所有世代的污垢，胜任建立新社会的任务。”开创新的历史时代的能力只属于革命阶级，他们在对统治阶级的否定中经验到自身的否定。

多数反对统治阶级的暴动都没有带来革命，正如多数药品都没有导致神奇的康复。只有在暴力中有意识地面对自身的毁灭，才能洗掉“所有世代的污垢”，并开启一个新的世界。只有这些人才能（像所有的革命者所一直希望的那样）召唤出能够开启新时间（novus ordo saeclorum［新的时代秩序］）的弥赛亚停顿。

正是通过超越语言，通过否定自身和言辞的权利，人类得以进入原初的领域，这里，对神话和文化的知识破碎了，语词与行动产生了新的开端。

注 释

[1] 阿甘本的信件与阿伦特的回信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可在线查看。见《国会图书馆阿伦特文件》

关于阿伦特对希腊政治概念的描述，见《人的境况》第一章。——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