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保罗·维利里奥 ： 纯粹武力（郑兴译，译自 Popular Defense &Ecological Struggles 第一章）

在华盛顿，在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詹姆斯·施莱辛格要求，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预算必须以平均每年3%-5%的速度递增。在考虑任何一种新的威慑战略之外，我们有了一种简单的“收保护费”的行当——安全勒索（Safety Blackmail）——就像处于任何一种耗竭殖民地的条约的开端。在别的地方，葡萄牙军方将革命力量的现实带到了另外一种层次：一种军队文明的层次。因此，科雷亚·杰苏诺（CorreiaJesuino）船长（译者注：JorgeCorreia Jesuino（1934-）,葡萄牙人，曾作为海军军官，亲历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后来成为里斯本大学教授，已退休），也是社会通信部的部长，将左翼军官描写成“研究原始民族的人种学家”。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葡萄牙是不发达的。

　　但是，这里的所谓“发展”问题并不是经济上的，船长的观点是很清晰的：“就如我们所见，当“纯粹战争”的概念成为国家组织基础，成为它的特征和全部知识，革命只会达成一种历史性实现，即军队-国家的实现。”

　　与此相反，当这一基本概念形于松弛，当国家系统试图让军事“企业”成为一种“外部事务”，它就成为“不重要且琐碎的事务”（塔西佗，《编年史》，第四卷，第32页）的简单集合，“偏狭的历史，缺乏荣耀”。

　　这既解释了，西方国家如何以暴力的方式毁灭不同的文化和经济体，也解释了经由去殖民化，宏大的知识体系和表达体系何以随后便形于消失，以及西方国家对于这种体系何以主动弃绝，而这种体系对于要在大历史之中寻求一个自己位置的新型个人来说，已然完全是无效的。

　　“纯粹战争”既不是和平也不是战争，也不是如我们之前所以为的，是一种“绝对战争”或“总体战争”，它毋宁是在其平凡持久性中的军事进程自身。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核联盟，和平共存——简而言之，就是战争状态的溶解，及军事对于日常生活之运动的渗入——它再现了狩猎者的蜕变：从与野兽直接面对面遭逢，到实现对某些动物种类的运动进行逐级控制，再然后，通过狗类的帮助，能够圈禁半野生的畜群，最终，实现对这些牲畜的繁殖、养育。

　　驯化是捕食的合逻辑的结果。暴虐，袭击，伤害，流血，归根结底，与暴力的无限制使用是背道而驰的。

　　战争，不再是能够直接通过直接宣布对战、通过战斗，来加以确认。因为萨克森伯爵，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不通过战斗来发起战争，仅需通过兵力的移位和运动的迅捷。即便如此，一种老式的幻觉仍然存在着，即认为和平状态就是公开冲突的不在场，或者认为，军事不再是用来战斗的，而是“帮助”整个社会的，这样它的性质就是和平的，而且军事机构一旦不再被用来实行攻击，甚至是有可能对我们有所裨益的。

　　这种老式幻觉也是巴黎公社最终失败的部分原因。在阿连德的智利和葡萄牙，这样的幻想再度复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彻底分析这种“机制”，而不是只在它的外围隔靴搔痒，因为这样根本不能（不管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其它原因）影响到最有必要的“去机制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军事的去机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