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君特·格拉斯： 作家总是揭开被捂住的伤口 （选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精品》）

有些文盲比识字的人讲故事讲得更多更好，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使更多的人相信他们的谎言。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发现了各种艺术手法，他们很少平铺直叙，而是将它降格为一种次要手法。

　　这些原生状态的讲故事的人，无需依赖日光夜灯而可以在黑夜里完美地进行，他们实际上长于借黄昏薄暮来渲染气氛引发悬念。他们即不沉闷地生发，也不故作惊雷瀑布，而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当他们感到听众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感到不少听众有意要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便当止则止，以“且听下回分解”或“未完待续”一语煞住。

　　这类故事代代相传，经过加工、扩展、修改，乃至变得面目全非，最后由一个讲故事的人写下来，据说他的名字就是荷马。《圣经》则是讲故事的人集体写作的结晶。在中国和波斯，在印度和秘鲁高原，不管写作如何繁荣，那些或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的说书人，那些或无名或有名的讲故事的人始终不会收口，他们后来有不少变成了文人。

　　我在“希特勒青年”杂志《伸出一只手！》（Hilf Mit！）上发现了一个诱人的机会。那是一次有奖故事竞赛。我立即写出了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受到母系背景的影响，这部小说题为《卡苏比亚人》，但情节并未发生在这个人口愈来愈少的小民族的痛苦的现状中，而是发生在１３世纪的一段新旧交替时期。在那旧王已死新王尚未即位的权力的真空中，土匪、强盗把持道路，一个农夫对正义的唯一要求就是“袋鼠法庭”，即不依国家法律程序而私设的公堂。

　　母亲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她把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并列在一起，夹杂着哈姆森（Hamsun）、拉阿比（Raabe）和维基·包姆（Vicky Baum）的小说。塞尔玛·拉格洛芙（SelmaLagerlof）的《贝林的故事》是容易到手的。我后来继续到市立图书馆去读书，但我母亲的藏书给我提供了最初的冲动。她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开店铺的妇女，有时却不得不把货品赊给信誉不可靠的顾客。

　　所有这些突发奇想的才华，之所以能转化为一种具有恒力和深度的载体，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牧歌中的那种突发性的政治介入。

　　我母亲所喜欢的表弟，像她一样是一个卡苏比亚人，在但泽自由市邮政所工作。他是我们家的常客，总是受欢迎的人。战争爆发时，在赫维柳斯广场邮政所的建筑物上，我表舅和不少人顽强地抵抗一支纳粹突击队的围攻，他们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们立即遭到审判。突然，他们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在一夜之间而且长久地再也没有人提起。他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但他必须活在我这里，必须活在我所经历过的那些年月里：我１５岁就穿上了军装，１６岁时就品尝了恐惧的滋味，１７岁时落入美军战俘营，１８岁时，我开始在黑市打工，当石匠的学徒并且开始学习石雕，并且准备进艺术学校。

　　我最初的两部长篇小说《铁皮鼓》和《狗的年头》，以及插在它们之间的中篇《猫与鼠》，把我训练成为一个青年作家。这几本书结果引起反感，激起愤怒甚至仇恨。出于对祖国的爱而从事的工作可以被视为弄脏了故国老巢的勾当。从此以后，我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

作家应当想到：长期争议不休乃是一种令人鼓舞的现象，选择这一职业就得充当冒险的角色。

　　权势者的病态的情绪迫使苏格拉底饮鸩而死，逼得奥维德四处流亡，导致塞内加（Seneca）割开了他的血管。多少世纪以来，直到今天，西方文苑的最甜美的果实仍然列在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上。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公贵族的检查制度，使得欧洲启蒙运动从中学到了多少躲闪其辞的迂回战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了多少作家，查禁了多少语言文字？多少作家成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的牺牲品？

　　在1995年的尼日利亚，当诸如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这样的作家及其支持者，由于采取反对所在国家的污染物的立场而被判处死刑时，我们听到了强烈的呼吁，但他们惨遭杀害之后，事情很快就恢复平静，因为生态学的考虑也许会影响世界上的这个头号石油巨擘的利益。

　　造成书籍及其作家如此危险以致于教会和国家、决策机构和大众媒体感到需要出面反对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言禁和更坏的情况往往并不是直接抨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更主要的原因总是因为文学作品所影射的这一思想：真理只能存在于复数形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唯一的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体。正是这种文学的含沙射影使得这种或那种真理的捍卫者感到危险，感到性命攸关的危险。

　　例如斯威夫特，他以反语建议：在英国贵族的厨房里，不妨把爱尔兰儿童“烧、炙、烤、煮”，好好享用。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神圣的东西，资本主义更不是什么神圣的货色，这就使他们成为冒犯权贵的人，甚至成为罪人。

　　但是，在他们拒绝与历史的成功者联手的一切事务中，最惹麻烦的是，他们乐于与失败者，与那些有很多话要说却没有讲坛诉说的失败者搅在一起，评点历史的进程。通过为失败者代言，他们对成功者提出了质疑，通过与失败者联系，他们站到了同一阵线中。

　　现在，它的作用就是娱乐，就是为消闲文化服务，就是掩盖事物的阴暗面从而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黑暗中的光明。

如此强硬的男子汉，总是化险为夷的男子汉，可以经久不衰地在荧幕上遇到：那就是詹姆斯·邦德，他已经像鱼群产卵一样产生了无数的布娃娃般的儿童。只要摆好他的临危不惧的英俊青年的姿势，善就会继续以压倒的优势战胜恶。

　　或者再来看看斯威夫特，如果在下一次经济高峰会议上，为国家元首安排的餐桌上可以听到来自巴西或南苏丹的喷香的街童的呻吟时，那么，斯威夫特对于减轻爱尔兰的饥荒的温和的烹饪建议，就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当亨利希·伯尔于1973年5月2日在这里发表诺贝尔奖演说时，他把理性与诗歌的表面上的对立状态带进了一个愈来愈接近的相似状态，可惜时间不够他转向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已低估了幽默，幽默虽然不是某一阶级的特权，但在他的诗歌中，幽默作为一种隐蔽的抵抗阵地，已经被忽略了。”

　　那时，伯尔知道，他所讨论的琼·保罗，曾经在德国名人文化遗物收藏馆占有一席之地，尽管这位诗人今天只有很少的读者；伯尔也知道在什么程度上托马斯·曼的文学作品当时被右翼和左翼两方面怀疑为一种反讽艺术（我也许可以补充说，今天依然如此）。

　　显而易见，伯尔所想到的不是捧腹大笑的幽默，而是听不见的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幽默，这种幽默是对丑角的忧郁症的一种长期敏感，是采集无言之美的人的一种急中生智，一种机敏

　　伯尔一代，包括像我这样的略为年轻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曾一度陷入困境，原因在于特奥多·阿多诺的一句禁令：“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换言之，此后再也没有“未完待续……”

　　但我们仍然在写作。我们靠心中的承担来写作，如阿多诺在他的《最低道德：对被毁坏的生活的反思》（1951）中所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标志着一道断层线，它划下了文明史上一个无法填平的鸿沟。唯一的路径是我们可以绕着这句禁令走。即使如此，阿多诺关于那堵墙的写作已经把它的力量一直保持到今天。属于我这一代的所有作家都与之作了公开的斗争。无人有保持沉默的欲望和能力。引导迷路的德国走上正道，引导它从田园诗中，从迷茫的情感和思想中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因此，只有这样，战后德国文学才能合理地说明：把普遍有效的“未完待续”运用到那个时代及其后代身上是事出有因的；只有这样，才能把揭开的伤口始终展现在那里。假如有人极想忘却甚至勒令忘却的话，那么，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就以这句口头禅开始讲故事：“从前……”。

　　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总是要求考虑在最后一章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嚷道：我们需要回到正常状态呀！我们必须把我们可耻的历史抛在后面呀！他们叫嚷了多少次，文学就作了多少次反抗。这是对的！因为这是一种愚蠢到难以理喻的姿态；因为每一次战后时期的终结，在德国都是被公开宣布了的，例如十年前，随着柏林墙的坍塌和两德统一，过去又追上了我们。

　　那时，瓦砾遍地，白骨成山，这是德国历史母腹的产儿。要想减轻罪行，就要铲除孽根。可是，我愈想铲除干净，它就长得愈快。它是不能被简单地低估的。此外，我来自一个难民家庭，这就意味着，除了驱使一个作家从书本到书本的一切因素——人所共有的雄心，对枯燥生活的恐惧，自我中心的机制——以外，我还曾经无法弥补地失去了故园。

　　在多年前我与萨尔曼·拉什迪的一次谈话中，我们一致认为，失去的但泽对我来说，就像他失去了的孟买一样，既是源泉又是垃圾坑，既是伤心别离地又是世界的肚脐。那种狂妄自大，那种滥杀无辜的场面，在每一种文学的心脏部位都可以见到。

我再一次打开《雌鼠》的第五章，书中的实验室雌鼠，代表数百万在研究过程中的实验室动物，赢得了诺贝尔奖。而我则想到：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曾经颁发给那些力求使这个世界摆脱人类一大灾患的科研项目——即根治饥饿的科研项目。

　　任何人，只要付钱，就可以换两个新肾，心脏也可以移植。

　　最近被构想被开发的武器系统，根据颁奖和获奖的原则，它们也有助于延缓其主子的死亡的逼近。人的大脑构想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得到惊世骇俗的实践的运用。只有饥饿似乎还在令人难以忍受地忍受着，甚至正在日益恶化。根深蒂固的贫困逐渐化为一片愁云。难民正在云集世界各地，伴随而来的就是饥饿。如何根治这一巨大悲惨的现状，政治认识与科学认识应当达成共识。似乎没有人决心进行这一事业。

　　1973年，正当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恐怖开始袭击智利时，威利·勃朗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这是第一位德国总理站在联合国讲坛上。他提出了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他惊呼：“饥饿也是战争！”接着是掌声如雷。

　　他发表演说时我正好在场，那时我正在写小说《鲽鱼》。问题仍然纠缠着我们。穷人以增长的出生率抵销了增长的财富。富饶的北方和西方可以尝试在防御壁垒中隐蔽起来，但难民潮仍然会把他们席卷进来，因为没有一扇大门可以抵抗饥饿的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