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拉扎尔·卡诺：1814年7月致国王的陈情书

正如我们所见，社会确切说来无非是统治的欲望与摆脱统治的渴求之间不断的斗争。主张无限自由的人眼里，一切权力无论怎样节制也不正当；支持绝对权力的人看来，一切自由无论怎样限制也属过度。前者理解不了统治者是凭着什么权力才来统治他们，后者则想象不出别人是凭着什么权力要求给他们的权威划定界限；前者支持人与人完全平等，后者则主张一些人天生即有特权支配他人。先前的体制中，有些人凭着时势高高在上，把一切灾祸都归在他人头上，认为是后者还不够顺服；而后者认为是前者窃据专制的权利，固执地维护荒唐可笑的特权，方才招致了灾祸。

　　要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做到公正，就得能让自己脱开一切成见，设想自己若置身于未来时代会有怎样的理念，即便如此，还要做到无视历史结局，摆脱我们根据结果来评判一切的那种几乎不可抵御的倾向。革命为后世人提供了悲惨的证明：一大批纯粹的哲学著作为革命做好了准备；人的灵魂渴望着彼时尚不为人所知的幸福，兴奋起来，一下便冲向想象中的地域；我们以为抓住了为国家带来极大幸福的幻影，我们以为有可能得到没有无政府主义的共和国、没有无秩序状态的无限自由、无人结党营私的完善自由体系。事实经历残酷地指出了我们的错误：这么多求而无果的幻想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是惋惜，是对一切臻于完善的可能性满怀成见，许多正直的人心生气馁，他们终于承认，自己的一切努力皆属无益。

　　想要自由的人啊，你们让步了，于是，一切罪行都归到了你们头上。你们成了别人打算“暂时”饶恕的罪犯，只要你们肯戴上先前的那副锁链，因为有人的傲慢长久以来受了辱没，这锁链变得愈发沉重，还以上天的名义，在复仇的情绪之中淬炼。

　　那么疾风骤雨中，那些又给你们戴上枷锁的人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或许受了些罪，可他们有什么权利为此控诉别人？他们如此大方地把弑君者的名头扣在你们身上，可难道不是他们自己才更适合这个名字？他们不就像小偷一样，为让自己不受怀疑，一边试图混迹于人海，一边贼喊捉贼，喊得比谁声音都大？

　　“怎么！”逃兵们说道，“弑君者不是投票判处国王死刑的人吗？”不，是那些拿起武器对抗祖国母亲的人，也就是你们自己。

　　而你们呢？你们假装同情那位国王，却冷酷地拒绝对他施以援手，风暴过去了，你们回来了，你们要怎样替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为你们贪得无厌，他才奉上了国库的收入；正是你们奸险的点子，鼓动着他走进迷宫，若非你们亲自效力，他就走不出来，可当他要你们无偿捐助，你们怎么又拒绝了他？你们侵吞公共财物，致使他非向你们加税不可，你们又怎能不肯？贵人们都为他做了些什么？教士做了什么？贵族又做了什么？是谁召集了三级会议？又是谁让整个法国陷入暴动？在革命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又该是谁有能力阻断急流？如果你们能，你们为什么不做？如果你们不能，那又为什么指责别人没有阻止？

　　你们说了，路易十六是最好的国王，是臣民的父亲。那好吧！为了拯救这位父亲、这位最好的国王，你们做了什么？是你们把他推入险境，可眼见他身陷险地，难道不是你们懦弱地抛弃了他？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他难道不是你们的责任？不是你们向他发誓，要拼尽最后一滴血来捍卫他？如果他是臣民的父亲，你们不是他最偏爱的孩子吗？他不是为了你们才债台高筑吗？他不就是为了满足你们的贪婪，才失去了其他孩子的爱？你们替他激起了恨意，又留下他独自一人，听任恨他的人摆布！你们都不敢用你们的剑去保护他，倒想让共和派在讲台上凭着唇舌去保护他？你们是他天然的、责无旁贷的捍卫者，你们刚刚跑了，那究竟还有哪一点支撑着共和派，让他们违背自己的利益，却想要拯救国王？那样他们自己只会毫无意义地和他一道被人杀死，成为民众运动的牺牲品，这不是明摆着吗？你们苛求别人具备超人的德行，而你们自己倒以身作则地开了小差，不忠不义。

　　受审之时，路易已不再是国王，他难免一死。王权遭人轻贱那一刻起，他已无力统治；他再无法遏制朋党那一刻起，他就已没了生路。因此路易之死不能归罪于宣判的人，他们只是像宣布一种疾病无可救治一样；而有些人本可以从根源上制止无序运动，却觉得丢下这如此危险的岗位才更恰当，他们才该承担罪责。

　　你们把革命描画成丑恶的图景：这幅图越是丑恶，你们越是有罪，因为这是你们的大作，是你们造就了所有的灾难。赎罪吧，你们没有比这更该做的事了，为了你们对路易十六的忘恩负义赎罪，你们该公开祈祷、年年在神殿里举办仪式。你们虔诚地说道，你们只要求惩办首恶，而首恶就是你们。别人也许犯了错，有这种可能，而你们的背叛无可置疑。你们是那国王的头生子，占尽了他的偏爱，你们现在和将来都应当终日为你们杀害君父的罪行自责。路易本该把凯撒说给布鲁图的遗言对着你们说去：“还有你，我的儿子！”

谋杀路易十六的主犯、国内动乱真正的煽动者，如今怎么就占去了控诉人的角色？而别人勇敢地经历了革命的兴衰变迁，怎么就一下子陷入错愕，仿佛倒要对着虚伪的大呼小叫认错？这是因为大事变中的怪相把他们软弱的对手变得更强，和那些取着法国名字的敌人结成联盟，以十敌一，跟我们作战，没遇到任何抵抗就开进了首都。这一瞬间足以抹去二十年的光荣，而最终，危急关头逃跑的人又带着全部家当胜利地回来了，于是，二十年的胜利变成了二十年的亵渎和行凶。

　　如果自由的制度占了上风，人们对事物的称呼就会大不相同，因为世界历史上，同样的行为根据形势，有时是罪恶，有时则是英雄壮举：同一个人时而是克劳狄乌斯，时而是马可·奥勒留。喀提林只是个卑劣的阴谋家，但如果他能像凯撒那样创造一个帝国，那他就是罗马的大恩人。克伦威尔直到临终还享有盛名，所有君主都寻求他的庇护，死后却被送上了绞刑架，他无非是少了个和他相似的儿子，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拿破仑走运时，全欧洲都臣服于他，君主们个个珍视拜访他家的尊荣；而他一朝栽倒，就被仅仅视作一个无耻的投机家，生性卑鄙，毫无天资。佩洛皮达斯、蒂莫莱翁和安德烈·多里亚被称作他们祖国的救星，但如果他们建功立业失败了，那就只能像格拉古兄弟一般称为叛乱分子。

　　西塞罗就在《责任论》（第二卷第七章）里说过：“要想保住我们获得的声望和敬意，最好的方法就是博得他人的热爱，而最坏的方法是让人害怕。因为正如恩纽斯所说，‘人们憎恶他们害怕的所有人，而且希望看到他们憎恨的人全都死去。’我们以前也许还不明白，权力、伟大，都敌不过公众的怨恨。而近期目睹的事件教会了我们这个道理。那个暴君（凯撒）遭到谋杀，他曾以武力压迫共和国，共和国还依旧处于他的奴役之下，可他死了。而要揭示人民的憎恨对一个人是多么危险而致命，哪怕此人运气再好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例证。我们从所有其他暴君的结局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他们几乎都是以这同一种方式死去的。因此要承认，受人憎恨就很难保证活得长久；相反，没有比人民的热爱更忠诚的守卫、更牢固而永久的保障。

　　尽管有时法律会埋没在某个个人的权力之下，尽管自由会因恐惧而受限，法律与自由仍时时显现。人民不必明言，却会让人隐约窥见他们的感受，及至突然一齐爆发，凌驾于最高行政统治权之上，人们就能让共和国摆脱压迫。而待自由回归之时，人们便会觉得，这遭到束缚和打断的自由要比任其继续存在时残酷多了。”

　　可以看出，凯撒纵以宽厚闻名，却不妨碍西塞罗视之为暴君，而且西塞罗赞同谋杀凯撒。卡托还要更进一步：他不相信会存在任何一位好国王。

　　如果我们到圣书里去汲取政府的行为准则，那还要糟糕得多，我们会在书中找到先知创立的弑君学说：上帝降下灾祸，抛弃国王，屠戮家庭，下令歼灭民族，天主的使者极力鼓吹排斥异己，尽管天主满怀慈悲。

　　这种难以言喻的教条，君主们显然没怎么读过，教士们读得很多，而耶稣会会士们则烂熟于心。

　　我们要问，对那种本身没有任何神圣不可侵犯之处的君王，我们也要把他们看得神圣不可侵犯吗？我们还要问，罗马的十二支军队同时选出了十二个皇帝，所有这些皇帝都该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吗？创世纪以来，人们在地球的每一片土地上互相厮杀，就是为了这些问题和许许多多类似的其他问题，因此很有必要给出个好的解决方案。不过看起来，《教会法》里答案久已有之，叫作“国王的终极手段（译者注：即诉诸武力）”

　　既然最终的结果是势力决定一切，故而也不必惊讶于最初占理的是雅各宾派，而后是督政府，接着是波拿巴，最后是波旁——这个家族先前已经在十四个世纪当中占过一回理了，我相信，现在法国没人不希望它继续占理。不过，既已公认失了势就没了道理，那就得让波旁家族不要失势，更重要的是，这势力的一部分不能转而对抗另一部分。可这种情况终会发生，如果有人要恢复业已消失的党派之别，要再度区分昔日的保王派和共和派，要在法兰西的国土上看出法国人以外的事物，要在《宪章》之后复活此前的旧时代。

　　波旁家族的回归在法国引起了一致的热情，人们迎接他们时都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心情，曾经的共和派们也真诚地分享着公众喜悦的激情。但没过多久，阴云就遮住了地平线，欢乐只维持了片刻。许久不在之后回来的这些人大概以为自己又看到了1788年的法国，然而人几乎已换了一代，如今的青年是用另一套原则抚育成人的，尤其是对于光荣的热爱已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国民性格最具特色的象征。受着二十年来不断胜利的激励，这份爱才刚被一时的挫败加剧，新统治者最初的作为就又不幸使之深受伤害。

从前，英国国王向法国国王宣誓效忠，视后者为君主；可路易十八恰恰相反，他向英国摄政王宣布，他得以在祖先的王座之上恢复他的家世，这要归功于英国摄政王和英国这个国家。而当他的同胞们飞奔过来同他相会，一致想把王冠授予他，却有人要他回答说，他不想从同胞们手中接受王冠，王冠是他祖先的遗物。我们的心紧缩起来，他们也哑口无言。

　　路易十八就是这样在我们当中首次亮相的，一个心怀爱意和同情心的民族可能受到的残酷凌辱不过如此。而我们还没有算算，为了让路易九世和亨利四世的后裔复位，我们牺牲了多少。我们急着赞同临时政府轻率的举措，好替他铺平登上王座的道路。强烈的满足感之中，我们自发地抛下了自己的战利品。我们拒绝承认我们和比利时的自然边界，哪怕繁荣兴旺的比利时曾和我们共同发下誓愿，和法兰西重修旧好。只消大笔一挥就能让我们放弃的那块美好的地方，欧洲的一切势力花了十年都没法从我们这里夺去。某些篡权之人不想凭着人民的许可称王，反要凭着天意自立为王，路易是不是想效仿他们？要是凭天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为王的都总是强者，他难道不知道吗？

　　路易先发了一道声明，承诺“既往不咎”，答应保留每个人的职位、荣誉和待遇。他那群参事是怎么让他信守承诺的呢？他们让他把几乎所有显出坚毅性格、对祖国心怀大爱的人都逐出了参议院，但公共舆论所反对的那些人，他一个都没有赶走。因此对那些凭着某种头衔统治着国家王公贵戚而言，阿谀奉承越发成了首要的需要

　　就连次要的职位上也同样格外卖力地排挤着那些出于对自由真挚的热爱走入迷途的人。没错，他们还没被正式流放，也还没送上法庭。但在他们居住的市镇，他们被指认出来，哪怕实际上已经辞职，还要面对同乡们的非难，说他们是可疑分子，不配得到政府的信任。他们被盖上了遭人斥逐的印记。军队也许还得到一点爱惜，还真有人想要显出一副并未对胜利眼红的面孔，可对他们，别人满足地叫着“逆贼”，这原因好猜得很。唉！有多少英雄壮举都被人遗忘了啊，倘若不是被置于罪行之列！

　　国王的允诺本该让所有公民安心，而不安却日益笼罩在他们头上，威胁着他们的性命、名誉和财产。一位君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多次食言，别人只得提防他隐秘的心思。人们愿意相信，他那些错误的举措并非源于他，可这对王室尊严的伤害并不会更小一些。原谅绝非遗忘，遗忘博得人心，原谅则留下溃疡。如果国王的人身神圣得理所当然，他们的话语也当如此，理应彰显出纯粹，不含任何遁词。大家总爱把光明磊落视作波旁血脉里最高贵的特性，结果就是这样子吗？

　　百合花的归来并没有产生人们期待的效果。各个党派没能融为一体，远非如此，它们原本几乎都只余残迹，如今重现生机，彼此较量，彼此留心。没有亲密关系，没有完全信任，意图错误，行为卑劣，迈步倒退，庄严缔结的契约横遭破坏，这都招致了担忧与怀疑。

　　如果你们现在还想在宫廷里出出风头，那可要当心了，别说你们是两千五百万勇敢地抵抗过外敌入侵、保卫过祖国的公民一分子，因为会有人回答你们说，这两千五百万所谓的公民是两千五百万名乱党，而所谓的敌人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应该说，你们有幸是朱安党、旺代分子、叛乱者、哥萨克或英国人，或者实际上，你们留在法国，还在复辟之前那个短命的政府里谋过差事，为的是更好地背叛它，好让它早点垮台。这样，你们的忠诚就会被捧上天，就能从整个王室家庭那里得到亲切的夸赞、勋章和热情的回应。

　　一切仅存一点自由理念的政策都被废除，整个国土之内，所有愚弄人民的成见都在复生？

　　根据这种情况下任何时代的惯用手法，首先是最显眼的人遭到攻击，而后渐次波及他人，最终要把或多或少在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人一概卷入其中，

　　统统褫夺公权，如果有可能，就一直倒退到封建政体，直至恢复农奴制度，乃至退回西班牙诸省曙光初露时神圣宗教裁判所的美好时代。

　　人人都为捍卫祖国献出了儿女，这无上光荣。因此，胜利赋予我们的事业关乎每一个人。可倒行逆施开始了：公然反对革命的人，力图让革命显出最为不利的一面。光荣的事迹被遗忘、被歪曲，对着徒劳无果的牺牲精神，人们倾泻着矫饰的轻蔑。人们对着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过革命的人愤怒地叫嚷，攻击他们做过的一切。

　　如果同样的远征再度开启，这伟大的人民，虽然至今还不幸过于轻信，但终会吸取经验，免得无能和背叛再把他们交给敌人，任人摆布。一小撮早已被人遗忘的变节分子，再度露面无非是为了摘取胜利果实，而这胜利他们从未参与，在这个为他们赢得胜利的联盟之中，他们已经失去了支持

我们的君主制度最初建立时，王权并非总是授予长子，而是授予看起来最适合统领军队的那一个。自然似乎使人心格外渴望军事荣誉，整个国家都为之激动。哪怕是在最小的村庄里，你若简简单单地讲起一次为国家或者家族带来荣誉的军功，人们都会流下感动的泪水。为何人民那么爱他们的国王？因为长久以来，出于国王的荣誉，人民把他视作支撑和保护人。人民已习惯于把君王看作他们最勇敢的骑士。

　　罗马人很快就忘了奥古斯都早年的功绩，因为慈父般的政府之后，皇帝急着建立起恐怖的三头政治。英国人至今尊重篡位之君征服者威廉的名声，因为他使他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亨利八世反复无常、嗜血成性，却被英国人归入对后代贡献最大的人物之列，因为他从罗马宫廷的枷锁之下解放了他们；他们尊重克伦威尔，尽管克伦威尔把他们的合法君主送上了断头台，因为庇护者比国王统治得更好；而没过多久，他们又赶走了新王詹姆斯二世，为的是让另一位篡权者取而代之。矮子丕平篡夺了墨洛温王朝的政权，而后厄德和于格·卡佩又从查理大帝的子孙那里夺去了王权，可法国人拍手称快，因为新君比被赶下王座的那些人统治得更好。法国曾赞同拿破仑的统治，奉承他的人给了他“大帝”的称号，只怕太急了些，而法兰西也认可了。这同一个国家如今对自己的合法君主是不会更严厉的，因为一个人把别人赶走，占据了他的位子，这就默认自己许下承诺，要比他做得更好。

　　这部历史无非是无休无止滥用权力的单调画面，画中人民的形象只是工具，是他们首领的野心造就的牺牲品。史书里读到的，无非是君主为一己私利让臣民去打仗，是国王本人谋杀君父，是神父煽动杀戮、架起火刑的柴堆。只是有时，我们能看到一些无畏的人，他们慷慨地尽力一搏，致力于把同胞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成则为英雄，败则为叛逆。

　　自然状态下，人的残忍只是出于必需；而在社会中，人的残忍是出于任性，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血来潮，还有他们和同类交流时产生的种种执念。社会是无限的渐变，一端是彻底的孤立，另一端是绝对的专制。这两个极端都有缺陷，其结果也难分彼此，因为两者无论哪一个，从中都无法产生知识、产业和国家的繁荣

　　我们要去哪里寻找衡量善恶的标准？是单凭推论，还是靠作家们为我们树立的权威，抑或最终诉诸经验？像我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单纯的推论会使我们犯下种种错失，仅凭推论是不够的，这一点已足以证明。

　　我们体会得到，人们相互绝对的分离和独立无法带来最大的发展，因为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无法从彼此那里求得任何援助。我们可以证明，最合乎人民愿望的文明体制需要牺牲一部分自然的自由。

　　然而经验也已经证实，绝对的专制，也就是另一个极端之下，光明会缓缓熄灭，艺术发展停顿，求胜之心消失，每个人都对国家荣誉、公共幸福漠不关心，因此，农业、商业和人口都会逐渐消亡。

　　我把这种受到限制的自由称作“社会自由”，把有节制的权力称作“合法权力”。需要制定《民法》和《刑法》，需要警察力量、财政部门，还要为青年创办教育。

　　可以说在我们这里，没有人还懂得一个人如何能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如何能为祖国的安全与光荣忘却自我；若非古代民族的历史提供了证据，某些邻国更高的层面上也还能看到国民精神，我们也许已没法相信，国民精神竟还有可能存在。

在英国，所有的个人财富都系于公共财富。每个人都格外关注着永远不要让后者出现明显的动荡。因此，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必须是支持政府的，而反对党只能相当弱势，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所有人保持警惕，在讨论政事时更加尖锐、深刻。这就是英国存在国民精神的原因。

　　法国的情形与此不同：个人财产是他们拥有的土地，彼此间联系更为松散，也更独立于国事的整体方向，国事也许会衰落，但达到某个点之前都不必改变不动产权，而这也是公共财富之所系。正因为此，法国的孤立状态和利己主义都更常见，而国民精神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可我们需要国民精神，因为只有伟大的激情才能造就伟大的国家。这种激情在有的国家是自由，在另一些国家是征服，还有的国家是宗教狂热；而在我们国家，那应该是热爱眼见我们降生的土地，也就是说，对祖国的热爱。

　　相对而言，国民精神支配法国和英国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这两个国家也理应不同。英国完全是商业国家，支配它的是计算，是冒险行事的渴望；而支配法国的应是对国土的热爱。英国人眼中的荣誉，是把英国视为大规模海上投机的核心；而法国人的光荣应是利用大自然慷慨地在法国本土赋予我们的礼物。我们应当为我们自己的财富自豪，要热爱它们，坚持只通过内部交流的便利来分发财富；有些邻国出于地理位置和欧洲各势力的平衡关系，似乎长久以来都被赋予霸权，我们不要试图与之一争高下。比起专注于外贸，我们更该满足于提高我们土地上作物的产量，改良其品质，外贸于我们永远只能是次要的，而且不稳定，全凭总想让我们受辱的英国人任意而为。

　　法国人在自己的国家总是格外强大，而外国人难以久居于此，法国人也难以到远离故土的地方安稳地定居。国民精神的要素是看上去由社会氛围激发出的荣誉、同情心和礼节，还有源自天然、把各个民族彼此区分开来的一切资质。要用这些元素构筑成国民精神，就需要立法机关、教育机构和适合人们推荐自己的其他机构。

　　光荣是世界上一切成为伟人的人奉行的道德准则，而荣耀只是厚待的象征，且在更多的时候只是阴谋的面具、卑鄙的奉承，而非真正的成就。光荣激发普遍的好胜精神，而荣耀激发的是下劣的嫉妒心理。荣耀使扬名之人对一国之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漠不关心，脱离了那些给予他们荣耀的人；与此相反，每名公民的光荣只是国家的光荣流散出来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若能用栎树与月桂的树枝、用勋章和绶带来酬答那些竭尽全力为国效忠的人，那也许是极大的荣幸。但如果这些荣勋是用来奖赏阿谀奉承，或者刺探——这最可耻的差使，那用不了多久，这些奖赏还会对国家有什么益处？谁还要专注于最繁难的工作，过着最艰苦的生活，以求获得荣誉？如果在候见室里就能捡到大把的勋章，谁还要去军营里建功立业？哪怕在大众看来，拥有勋章也不再是荣誉，只是没有勋章成了耻辱，那些最不屑于此的人也时常发现非要求得几枚才好，要么低三下四，要么通过阴谋。就是这样，矫饰出的荣耀最终杀死了真正的光荣

　　就像蜂巢里的蜂后，只要它发个信号，别的蜜蜂就跟着它到处飞，而大家都知道，它想要的是共同幸福，不会偏袒任何个体。我承认，类似的原则和“分而治之”的可悲格言相去甚远。但愿在这仓促的思考之中，我的同胞们能够看到，我只是真诚地渴望防止一切新的反动，在他们心中激起崇高的情感和普遍的善意，这至少能让我们别去要求其他人做自己可能都做不到的事！他们应当接受，有无数种不同的体制，彼此都同样存在优势和缺陷；每一种体制都要求行使某种权力，因此，就要牺牲一部分自由！最后，但愿他们体会到，与其追求实践中仅为幻想、理论上过于模糊的完美境界，还不如容忍某些麻烦。

　　至于部长们，诸位享有陛下的信任，你们的智慧和对他神圣之身的忠诚自然也都当得起他的信任，但你们不知道如何为他争取支持。你们不断工作，只是为了让那些你们本该亲近的人跟你们不和。数以百万计的人想要的只是和谐，你们却一步步激怒他们。你们没能让君主懂得，在一位国王心中，大家庭的利益当胜过一切私人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