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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录:反抗的思考:西蒙娜·薇依写于反法西斯战争之时来自:(《经典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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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Réflexion sur la révolte,收入《伦敦文稿及书信》(pp.109-125)。依据佩特雷蒙特传记记载,在薇依为自由法国组织撰写的报告中,唯独这一篇由安德烈·菲利普推荐给戴高乐。文中提议成立最高抵抗委员会被认为具有可操作性,1943年5月27日在法国正式成立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西蒙娜·韦依》,页891)。另参看卡博,《信仰与重负:西蒙娜·韦依传》,页382。

  有两种真相须得总是放在一处思量。其一是士气,主要决定战争的结局,尤其对这场战争的结局起到前所未有的决定作用。其二不是言辞,而是某类与言辞相结合的事实,有可能提高或降低士气。但是,在欧洲,特别在法国,对反抗潜力的战略性运用在战后的重要意义超过在战争中获胜。虽说不能断然肯定,但打胜仗未必需要此种战略性运用。但在战后这是攸关生死的关键因素。

  解放法国领土是根本,但解放本身不解决问题。解放仅仅就提出问题来说是根本。假使德国最终获胜,也就不存在问题,被奴役的人没有提问余地。一旦德国人战败离开,最悲剧性的问题将应运而生。法国犹如一个病人,在病情发作时遭歹徒袭击,被捆绑起来。一旦砍断束缚的绳索,接下来就得治病。不过这个比喻不完全对,因为在解放之前就得先治病了。以何种方式解放法国,直接决定这一病症持续加重还是开始痊愈。

  法国当前受德军制约,若是凭靠美国的金钱或苏军的兵力得到解放,则有必要担心继续处于较不明显但同样可耻的奴役状态,要么经济上半附庸美国,要么是苏共形式。此外,长期积压的苦涩、仇恨和反抗如果不能在一次战争行动中有效耗尽,将不可避免引发可怕无益的内战。

  正如我们渴望看到确凿的背叛行为受到严厉惩罚,我们也应该期盼人们忘却战败时表现出的不太重要明显的虚弱现象。否则的话,法国还将常年笼罩于残酷可耻的氛围中,充满仇恨恐惧。唯一的规避办法是发起一次重大运动,在解放前先行训练国家,让那些没有受到无法补救的牵连的人与国家、与自己和解,让军队在复兴勇气友爱中抹消从前的软弱印记。

  法国面临半殖民奴役和内战的双重可怕风险,一旦领土解放,必将亟需领袖。可是没有领袖。所有在法国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所有在战前、战争期间或战败以来声名显赫的人,无不因同一事实被除名。法国厌恶自己的晚近经历,一如病人厌恶自己的呕吐物。

  在法国群众眼里,戴高乐将军是一种象征,而不是一位领袖。两者截然不同,尽管词语未必总能说明差别。某种程度上,象征美好得多,迄今为止也是法国最迫切的需求。可是,一旦领土解放,法国亟需整顿最迫切的危险,届时不可避免得有权力机关。

  戴高乐将军与法国地下运动、法国地下运动与法国群众,这几方面的关系远远不够稳定,不足以应对所有人在即将到来的残酷考验中必须经受的极度压力。这几方面的关系若要变得固若钢铁,所有人须得投身参加共同的斗争,事实上那也是此次大战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须得打造一支干部队伍,一种独一无二的法国领袖组织系统,影响遍及法英北非,其成员须在事实上获得法国人民和外国人的共同认可,并且切实经历过战争胜利的洗礼。

  目前通信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而英国人相当合理地优先考虑战争,几乎没有例外。有鉴于此,法国本土与法兰西国家委员会之间的联系障碍将对双方构成近乎致命的精神危险。这种联系障碍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唯有修改战略,让法国反抗运动成为此次大战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上述情况下,必须向法国派出一定数量的战舰战机,必须在法国和在英国的法国人之间建立往来联系,互相影响渗透。这将给双方带来通风换气的效果,并且名副其实地焕发生机。

  同时可以针对在法国本土太受牵制的自己人制定一套保护方案。这些人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不再可能有效行动。通过精心策划可以安排他们逃离敌占区,到法国境外的地方入伍参军。如此看来,本文说明的反抗组织运动也许不会比当前现状付出更大的伤亡代价。一则不会牺牲更多法国人的生命,二则牺牲者前仆后继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贡献,不再限于精神层面,而是精神物质的双重准备。对盟军来说,我们的牺牲有助于减少盟军人员伤亡,争取物资时间优势。盟军将为此欠我们一笔不容忽视的债。

  此外,类似达尔朗事件的操作模式不再可行。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伦敦,只要敌人在,法国反抗运动自然而然就会交由最勇敢热忱的人负责。只要法国反抗组织成为不可或缺的决策机关,那么盟军与腐败或半腐败的那部分法国商谈将是在军事上不可能的事。军事上不可能比起精神上不可能,前者构成的障碍更加牢不可破。要让尊严和美德获胜,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事实上将尊严和美德视同获胜的战略性因素。

  此种不可能性甚至会蔓延到胜利后。届时法国至少得在团结行动中重新恢复某种生命力,某种灵魂,某种统一性。以往政治生活只留下分裂的毒害——1934年或1936年的仇恨迄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届时分裂将被替代为精神健康的回归,也不会留空隙给人搞政治小阴谋。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的影响远比法国命运本身更深远。德国集权主义撞上另一种集权主义,不但与前者极其相似,实际上还奉前者为典范。另外在美国,德国撞上金钱的力量,美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力量上,正如许多法国人的想法,战时巴黎墙上贴满告示:“我们必胜,因为我们最强大。”有人在边上做注解:“强大”的意思是“富有”。

  英国人的抵抗带有另一种性质。不过,1940年夏天的英国英雄主义是消极的,旨在不妥协,而不在获胜。这不是引人瞩目的英雄主义,故而群众的感受中几乎没有留存相关记忆。

  在近几年的历险中,欧洲不但丧失自由,也丧失荣誉和信念。如果暴政的武器落在金钱力量与另一种暴政的联盟中,我们岂能相信欧洲能重新找回自由、荣誉和信念呢?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欧洲将获得解放,却始终衰竭无力。真正的保守派和真正的改良派共同关注与此相反的未来。这是因为,面对僵死的尸体谈不上保守也谈不上改良。

  总之,在不远的将来,某种欧洲统一性将和法国统一性一样迫切、必要、攸关生死。这样的统一性不能等到胜利后再缔造。战后时期将一如既往促进分裂。统一性只能在某种共同战斗中事先缔造。敌占区的不同地下运动无法构成这里说的共同战斗。须得有一种合作机制,执行一项任务,任务本身不是从方法就是从成效上从属于此次大战。

  否则的话,德国战败后,不只法国,整个欧洲均面临内战风险。更准确地说,存在一种风险,也就是始于1936年西班牙的欧洲内战没有因德军战败而终结,反而持续下来,甚至比先前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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