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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解决方案 02 | 罗马尼亚如何使女性生育五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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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法令(Decree 770)是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政权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颁布的法令,旨在通过限制堕胎和避孕,目的是创建庞大的罗马尼亚人口。

​名词解释

出生率:birth rate,又称为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指一定时期内(通常指1年内)平均每千人中出生人数的比率。

生育率:fertility rate,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出生活婴数与同期平均育龄妇女人数之比,通常用千分数表示。


开端

由于罗马尼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高了妇女劳动力的参与率和降低了生活品质,罗马尼亚的人口出生数量从1950年代以来快速下降。1957年,因为流产在罗马尼亚完全合法,堕胎政策是全欧洲最自由的,80%以上的怀孕母亲会选择流产,主要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避孕措施。尤其是1955年人工流产开始合法化,1960年代,罗马尼亚即将遭遇人口零增长,1966年生育率达到最低值。到1966年时,国家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1.91%降低到1.43%。对于这个当时打算依靠充足劳动力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可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但是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出生人数减少主要是因为1957年颁布的合法堕胎法案。

为了应对人口急剧下降, 共产党决定,将罗马尼亚居民人口从当时的 2300 万增加到 3000 万。在 1966 年 10 月,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授权通过770法令。至此,在以下的情况以外,堕胎和避孕均为非法:

  • 45 岁以上的女性 (后来被降至 40 岁)
  • 已经生育至少四个孩子的女性(后来被提升为 5 个)
  • 可能会因为生育而有生命危险的女性
  • 由于强奸和/或乱伦而怀孕的女性

齐奥塞斯库宣布:“胎儿是整个社会的财产。” “任何避免生孩子的人都是抛弃民族连续性法律的逃兵。”


执行方案

为了执行这项法令,社会被严格控制。堕胎和采取一切避孕措施都成了违法的事情,而生孩子则成了义务,是爱国主义的完美诠释。法令规定,每个45岁以下的女性都应该给她们所谓的祖国生下至少5个孩子。

所有的女性都被迫被妇科医生每月检查身体。政府会派出“月经警察”到医院监督,发现避孕妇女和实施堕胎的医护人员就给关起来。任何被检查出的怀孕都被跟踪保证分娩,秘密警察也在各个医院严密关注着院内的各项手术。

70年代罗马尼亚秘密警察

起初,这种生育政策靠的是妇产科检查,对2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妇进行强行惩罚;但是在1977年,所有“无子女人员”,无论性别、婚姻状况,必须都要从每月工资中强行扣除contributions费用,费用与“无子女人员”工作部门相关。国家提倡生育,在1977年甚至开始对生育超过法定数量的妇女进行官方公开表彰。在1986年,只要是在国家部门工作的女性,必须要每年做妇产科年检,一方面是检查女性是否有生育能力,一方面是检查女性是否已经怀孕;一经怀孕,就要受国家监督,直到产下幼子。若女性过去曾有流产“前科”,则被监视得特别严密。

为了实行该法令,整个社会受到严格的控制。生育被国家描绘成“女性生命的意义”,同时在性教育、女性杂志中受到高度赞扬。国家刊发了很多出版物,普及育儿知识,提倡婚姻和谐,宣传流产后果。性教育的重点被改写,主要关注做母亲的好处,包括作为英雄母亲给祖国带来多个孩子的所能得到的满足。避孕药从货架上消失了,卖避孕产品也是违法的,于是好多成人用品店也都只好关门,很快就只有接触得到黑市的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才能从匈牙利等渠道弄到。

该法令的直接后果是巨大的婴儿潮 。1966年至1967年间,出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每名妇女的子女数从1.9增加到3.7,生育率立刻从1966年的1.43%暴涨到1967年的2.74%,不过在1983年又回落至1.43%。出生于1967年和1968年的一代是罗马尼亚历史上最大的一代。数千所托儿所被匆忙地建立起来。

齐奥塞斯库推行性别平等政策,但同时也想令国家总人口增长。在他的托辞中,他强调生育孩子是“高贵而杰出的任务”,而且声称会对育儿中心、医疗渠道、孕妇工作待遇、怀孕告假等进行国家补助。不过,国家实际上几乎未能在这些方面补助,很多家庭陷入困境。


医疗从业者的困境

医生们也有义务帮助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若是国家发现医疗从业者违反了这项法令,便会遭到拘禁,有些医生被捕后,还可以通过告发其他同事来减刑。国家下属的行政区都设有生育纪律管理官员,负责监管所有的“违法医疗从业者”,有时还要举行公开审判来警慑大众。

不过有时,若是配合政府执法,对医护人员的刑罚也可减轻。虽然对医生来说,帮助女性流产确实可能会断送掉职业生命,但很多医生确实实施过流产手术,否则怀孕的女性们求助无门,只能选择危险更大、危及生命的流产方式。

 较富裕的妇女能够非法获得避孕药具,或者贿赂医生作出可堕胎的诊断。医生可以故意给出诊断说,女性已患有生育便会危及生命的疾病,比如糖尿病、肝炎之类;或者直接让妇女接受一些抑制生育的治疗,比如让妇女接受化疗、服用抗疟药等等。如果医生不帮助妇女流产,连向他们行贿都无济于事,还想流产的女性就只能去找更缺乏职业经验的医师,或是自己用土法流产。在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较贫穷的妇女中,有许多意外怀孕。这些妇女只能利用原始的堕胎方法,各种危险而又极其容易害死人的“偏方”(比如用金属衣架伸进子宫内)导致感染、不育甚至死亡。

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期间,罗马尼亚的孕妇的死亡率一跃成为全欧洲最高。虽然邻国的儿童死亡率多年来一直在下降,但罗马尼亚的儿童死亡率却一路上升到邻国的十倍以上。

1979年到1988年间,流产数量总体增加,只是在1984年-1985年间曾有回落。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孩子遭到遗弃,因为家长无法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费用。有些孩子甚至在孤儿院里接受带有艾滋病毒的注射,还有孩子被直接拐卖到其他国家、被外国人领养。

在这段时期之内出生的孩子被称为decrețel,也有说法称这个词有一点贬义,用来形容强行生育或流产失败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的孩子。在1965至1989年间,至少9000名女性死于非法流产。


婴儿潮后的生活

虽然出生率在1967年达到顶峰,但随着更多的人找到规避这一法令的方式,出生率又逐渐下降回法令之前的状态,到了1970年代,生育率不升反降。

这一个时期内出生的儿童有很高概率的残疾、先天疾病与营养不良的问题。加上物资的短缺,出生的婴儿也有接近半数无法活过妇幼医院的保育期。罗马尼亚的孤儿院很快就人满为患,里面的孩子都被称为“法令宝宝”。而这些孤儿在日后齐奥塞斯库垮台后无依无靠,不仅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而且在东欧剧变后环境更进一步恶劣的罗马尼亚想找份工作都难,只好纷纷前往(或被骗往)西欧发达地区,变成罪犯、非法劳工、流浪者或者偷渡客。孤儿院里绝大多数儿童实际上并不是孤儿,而只是父母无法抚养他们的孩子。

这项政策加上罗马尼亚的贫困,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不想要的孩子被遗弃在国家照料之下。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1989年,孤儿院中的儿童人数估计为十万,后来人数上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罗马尼亚就有了儿童国家机构系统。但是在1982年之后,当齐奥塞斯库将大部分预算重新用于偿还国债时,经济陷入困境,孤儿院的状况受到了打击。供电和暖气经常断断续续,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没有足够的食物。身体需要被评估,情感需要被忽略。医生和专业人员被拒绝访问外国期刊和进行研究,护士受到了严重的训练不足(许多孤儿感染了艾滋病毒,因为皮下注射针头很少消毒),并且发育迟缓被常规诊断为精神残疾。制度滥用肆无忌惮。当一些看护人尽力而为时,其他看护人则从孤儿院的厨房偷走了食物,并给孤儿们下药让他们更顺从。

革命结束后,世界媒体发现了齐奥塞斯库的孤儿院群岛,令人震惊的图像传遍了世界:四肢被绑在床上的残疾儿童,不能走路的斗鸡眼幼儿,营养不良的婴儿无人看管带金属条的婴儿床,地下室堆放的小尸体。这些照片震惊了罗马尼亚人,也震惊了世界其他地方。收容所的儿童通常被隔离开一般人群。


法令宝宝的今天 

罗马尼亚,1990年代中期,孤儿院里的孩子们

如今,罗马尼亚只有三分之一的罗马尼亚儿童被安置在国家系统维护的民居中。其中一半是在所谓的“家庭式”家庭中,有五六个孩子一起长大。另一半安置中心是较大的机构使用建筑,通常容纳30至100个孩子。然而,国家系统中的大多数罗马尼亚儿童都被寄养 —— 罗马尼亚的寄养父母从国家获得薪水,而不是像在西欧国家那样接受志愿者补贴—— 或者被安置在大家庭中。政府已公开承诺到 2020 年关闭所有大约170个剩余的安置中心。

但这一进展掩盖了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就像在齐奥塞斯库时代一样,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不是孤儿,实际上他们是“与父母分开的”。与父母分离的罗马尼亚儿童人数已从 1990 年的估计 100,000 人下降到今天的约 60,000 人。但出生率也急剧下降,这意味着罗马尼亚儿童在国家照顾下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自1990年代以来,情况几乎没有改善。事实证明,父母仍在遗弃自己的孩子,原因与前几十年相同:贫困

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罗马尼亚代表桑迪布兰切特所说的:“齐奥塞斯库政权下的意识形态是国家优于家庭。现在没人说这个了。”

在1990年代初期,西方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带着毛毯,奶粉和玩具的供应冲入罗马尼亚。西方父母以抢救狂潮把许多孩子领养了起来。孤儿院有基本生活必需品,但文化保持不变。游戏、互动、交流、关怀的重要性尚未被理解。

伴随西方金钱而来的是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罗马尼亚的被忽视的儿童代表了悲惨的实验,因为被寄托在被剥夺了正常人际关系的寄养儿童身上发生了什么。英国第一位儿童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特(Michael Rutter)发现,儿童在发展方面赶上同龄人所花费的时间与在机构中所花费的时间有关。

罗马尼亚儿童保护专业人士经常强调,下一步将是实施一个全面的福利体系,以防止许多儿童落入国家体系。桑迪·布兰奇(Sandie Blanchet)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现在正在与政府合作,测试一项计划,该计划将社工安置在村庄中。他们将设法帮助弱势家庭,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诸如办理出生证明之类的行政任务以及诸如暴力和酗酒之类的问题。Blanchet说:“这就是我们在西欧的情况,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该计划的资金来自欧盟。


关于齐奥塞斯库

齐奥塞斯库提倡种族纯洁,主张真正的罗马尼亚人是达契亚人的后裔。达契亚人是自公元前约1000年时开始居住在达契亚地区(现在的罗马尼亚)的色雷斯系的民族。

为提高罗马尼亚的人口,增强综合国力,自1966年起废除了关于个人可以自由人工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并规定禁止离婚,使得1967年出生人口加倍,却没有政策照顾这些孩子。生在普遍贫穷的罗姆人(吉普赛人)家庭的孩子最惨,孤儿院中80%是罗姆人,长大后面临失业。

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施行思想控制。为此在1980年,齐奥塞斯库颁布了。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气象报告的气温必须在可以工作的范围之内。1986年知名作家马尼亚在作品经过冗长审查后,决定流亡西方。

基于罗马尼亚强权时期的回忆录《burying the typewriter》

齐奥塞斯库曾授予他饲养的黑色拉布拉多犬“考布”陆军上校军衔。

齐奥塞斯库用伪造外国皇室贺电的方法来使自己“皇室化”,试图向罗马尼亚人证明,是他齐奥塞斯库保持了从图拉真皇帝、弗拉德·德拉库拉、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依”直至卡罗尔一世国王的罗马尼亚神圣王权的延续性。1989年年初,新华社驻罗记者在罗共维尔恰县委和县政府大楼里看到一幅又大又长的油画,上面画有齐奥塞斯库和罗马尼亚历代王公的肖像,按年代排列,齐奥塞斯库排在第9位,但十分突出。在场的外国新闻官员用讥讽的口吻嘲笑说“看呐,齐奥塞斯库当上了罗马尼亚的国王!”

齐奥塞斯库曾经被称为:“人类的星辰、喀尔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阶级的英雄、最杰出的无以伦比的战略家、举世尊敬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活动家、抵抗所有敌人的罗马尼亚捍卫者、掌握国家面临所有问题答案的领导人、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杰出的马列主义领袖。”


罗马尼亚今天的生育情况

在1989年后,这条法令在罗马尼亚革命后得到废止,而从那时起,在罗马尼亚进行流产便合法了。如今在罗马尼亚,怀孕后14周之内的流产是合法的。

以2004年为例,全国有216261名新生人口以及191000例上报的流产案例,也就意味着,该年份整个国家的407261次怀孕中有46%以流产告终。如此高的比例,也意味着曾经的计划生育政策破产。 

那之后也曾有人重新提倡限制流产,比如在2012年,民主自由党议员Sulfina Barbu提倡让想要流产的女性去接受心理咨询,然后“仔细思考”五天。这种提议立刻被说成是因为罗马民主潮流退潮所致,同时饱受批评。

近年来在罗马尼亚国内掀起了一股回味并重新评价1989年民主革命的风潮。罗马尼亚在野的极右派政党大罗马尼亚党领袖瓦丁·图多尔2010年曾表示:“齐奥塞斯库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尽管他犯下巨大的错误,但他的功绩同样巨大,这一点任何人不能否认。”

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堕胎合法化后不久,堕胎率非常高,随着越来越多的夫妇开始使用避孕措施,堕胎率逐渐下降,经济转型不稳定后经济也开始好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自1990年以来的堕胎率如下:


Anyone who avoids having children is a deserter.

—— Nicolae Ceaușes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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