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田

我是個頽廢的書癡

隱世的學者─懷念麥仲貴先生

引言

新亞研究所校友會計劃在《新亞論叢》這期介紹過往研究所教職員。我思考了一陣子,新亞先賢及師長輩已有不少文章或專書介紹。想了一陣子後,突然起在研究所讀碩士期間,在研究所內有一位老先生,他每晚最後一位離開,負責鎖門。他常獨自坐在進入研究所大門右邊的第一間房子內,內面有桌子和椅子,桌子上放著舊式的暖水壼。這位老先生也會走出房間在研究所中央的走廊踱步,也會坐在走廊盡頭的椅子上,椅子旁放了一個舊式電話,當寫字樓職員已放工後,他便會在這裡接聽電話。每次返回研究所上課前總是看到他坐在那裡,我也主動地向他打招乎,他每次微笑地問「返學呀?」心裡甚為奇怪,為甚麼每次問同樣問題?在傍晚時份,準備進入課室,不上課還可做甚麼?上課至中段時,經常聽到他在走廊邊度步邊說話,初時以為他與別人對話,後才知到他是自言自語。這位經常微笑的老伯怎會是位精神病患者?當年我不知他是誰,聽同學稱他為貴叔,我也跟隨稱他為貴叔。日子久了,每進入研究所習慣看看貴叔在不在,中段小休時,也會跟他閒聊,他多是問非所答,簡單問題例如吃了飯未,他能答,再多一點便不能答,間中他會鼓勵我說「畀心機讀書呀」等,雖然如此,心中感到溫暖,他的微笑依然常存在腦海。及後到圖書館借書,跟圖書館管理員李太談起貴叔,李太感慨地說,他本是唐君毅先生的得意弟子,成績很好,可惜患了精神病。心中想,他可能未畢業便得了精神病,實在可惜!有一天,我們又談起貴叔,李太讓我看看放在目錄櫃上的論文記錄冊,發現他1968年碩士畢業,指導教授是唐君毅先生,原來他是碩士,這位碩士怎會變成看門的叔叔呢?多年後,於是決定寫關於這位老先生的文章,讓世人認識有這樣的一位隱世學者。


生平事蹟簡介

貴叔原名麥仲貴,筆名扎克。原籍廣東台山,《瑩社同學錄》稱他鄉音甚重,由此推測他可能在台山出生,後移居香港,據研究所校友會同學說他有一弟弟,其餘關於他的身世所知不多。由於未能查看麥仲貴先生的資料,只能靠1956年培正中學的《瑩社同學錄》、1963年的《新亞書院校友通訊錄》、1969、1970年兩本的《新亞書院教職員通訊錄》以及他的四本著作,包括於1968年出版《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1970年出版《草窗隨筆》、1973年出版《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1977年出版《明清儒學家著述生卒年表》等推測麥先生的生平。據培正中學的《瑩社同學錄》麥先生應是1956年高中畢業,估計他畢業那年是19歲,他在2009年去世,他去世那年應是72歲。他的生卒年應是1937-2009。據1963年《新亞書院校友通訊錄》麥仲貴先生是第十屆中文系畢業,應是1961年,從1962年起至1968年轉修哲學碩士,主要是跟隨唐君毅先生。據《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的〈自序〉中言,此書是1968年卒業的哲學畢業論文,他應是1968年碩士畢業。據《記億中的哲人──敬悼唐君毅老人》[1] 文中記載,他本在新亞書院讀中文系,因喜愛哲學,想中途轉讀哲學系,寫信給唐君毅先生,經唐先生的勸告,他繼續讀中文系。後因太仰慕唐先生,大學業後,再以書信懇求,感動了唐先生,終在研究所修讀哲學組。1968年哲學碩士畢業後,1971年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的奬學金,先後赴台灣及日本兩地研究所蒐集資料,同時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把碩士論文出版。1969年至1971年間在新亞研究所任編輯。據鄺健行先生說麥先生在1977年後精神漸漸出問題,不能從事編輯工作,轉而從事文書工作,之後他病情惡化,轉而負責看守門戶等工作。在《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及《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兩書均有唐君毅先生的序言。現節錄《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一書唐先生的〈序〉:


麥仲貴,初治文史,後從予治哲學,而及於宋明儒學……以王門諸子論學之精微要眇,今欲明其同異,觀其會通,為之綜論,而期其圓融周遍,無所不及,自尚非麥君之意。麥君之文,因強探力索之事多;深造自得之功,容尚有所未逮。然麥君之為此書,於王門諸子之原著,可搜求得者,無不遍覽。凡見其與明儒學案所錄,有出入者,一語一字之微,皆一一條記;於明儒學案之論之傳承之體例,既有所商榷;於王門諸子之生平,亦本史傳,於明儒學案所述者,有所補正。其功力可謂勤矣。……麥君此著,可謂能對王門諸子之學,通觀其大體;於其宗旨之同異,亦能本歷史文獻,加以疏通而證明之。此較之黃梨洲之為明儒學案之偏尊江右,及近人之偏尊所謂左派王學,於明儒之李卓吾之流,加以盛稱者,實可謂更能為一客觀之論述,足以為來學之士所資。[2]


據上文,可見唐先生推許麥仲貴先生功力可謂勤矣,對麥先生《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評價頗高。以下再引述唐君毅先生在《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的〈序言〉:


疑慮叢生,遂從吾治哲學,欲藉義理以養心;乃廣讀宋明儒書,亦嘗慨然有求道之志。吾因告以為己之學,固當為本;然居今之世,為人之學,亦不可少;無妨兼本所素習,試為宋元明清諸儒之儒學編年之著,既以自勵,亦便來學。麥生乃往就教于錢賓四、牟潤孫、及嚴耕望諸先生。錢先生更告以編年之著,宜有一年表之書為先,逾二年而麥生遂有此書之成,其用力可謂矣。吾于史事,素極疏陋,對麥生此書,愧無所益。觀其所辨証,雖或有異議,其所採擇,亦容有未備;然要可為治宋元之學者,即其所備列之事迹,以觀學術之流變者,有所取資;其有益于世,應無疑義。[3]


綜合唐先生對麥先生的評價是很用功,重視文獻的資料,對於哲學深造之功未逮,撰寫時偏重於史學多於哲學。這位先習文後習哲的學者,為學用功刻苦,一字一句材料無不放過,他的研究集中於宋明理學,用功於文獻資料的整理及人物綜合論述,對於後學屬於資料性的範疇。觀今天的年輕學人,能如他這樣刻苦用功者不多。數十年前,電腦未普及前,互聯網未建設時,蒐集資料不容易,往往要翻閱厚厚書本,逐頁細心閱讀,每有合用的立刻以卡片記下,其艱苦情況,不是今天青年士子可想像。


大學畢業時的麥仲貴先生


[1] 麥仲貴《記億中的哲人──敬悼唐君毅老人》原載於《華僑日報‧人文雙周刊》1680期

[2] 麥仲貴《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中唐君毅先生撰寫的〈序〉,香港:中文大學,1973年12月,頁5-6。

[3] 麥仲貴《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中唐君毅先生撰寫的〈序〉,香港:新亞研究所,196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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