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晦之

暴大文研。創作者。評論人。

記憶、意志和我們所珍重的良知

好多篇章,沒有經歷可能真的看不懂。

就譬如近日重新掀開昆德拉《笑忘書》,第一章就讀到以前讀不透的地方。第一章裡的男主角Mirek因為跟朋友對政權抱持異見,一直被監察,也因而失去了醫生的工作。偏偏他相信,「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而他並不認為自己違反憲法,所以堅持保留著日記與討論的會議紀錄。這句話是這樣來的。

在朋友多番勸說下,他終於同意要將這些文件處理掉,畢竟是否危害國家安全,全憑權力機關怎樣說。但就在他做了決定,打算先開車去找個故人的這時,他就在車窗後發覺秘密警察的車 — — 問題不是被跟蹤,他早就被監視著。只是這一日秘密警察明顯跟往日不同,他們亳無隱藏自身的意圖,甚至示威性的靠得很近。Mirek在這刻就知道他們的意圖了。

只是警察還在後面釣著時,在閘前他已經被攔住了。他抗議道:「我仲未被捕!」但看閘的婦人就是不管。她是最喜歡看見昔日精英落難的那種人,見他身後有秘密警察的車,就乾脆不願為他開閘。幸好Mirek的技師朋友為他開了閘。

看閘婦人都看見的人,技師朋友自然不會看不到。只是他仍然在秘密警察的眼前,幫Mirek打開了閘 — — 兩個囂張的秘密警察直接站在他們身旁,甚麼也不做,只是一味盯著。

「我差你幾多?」Mirek問佢。

「忘記佢。」技師答。

許多很平常的行為,落到極端的時代,就會顯得難得而高貴。在極權裡面,即使是跟從真相,跟從個人良知而活,都是無比艱難。因為極權的存在,有賴於她的臣民都在謊言中生存。揭穿國王的新衣,刺穿空洞的假話,都會引來極權敏感的被迫害妄想,引來疾風驟雨般的反擊。

但也是在這種時代,眾人才總算能夠擺脫瑣碎至極的日常生活 — — 因為連堅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可能都在對抗權力。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幸或不幸,每個人都逼著要政治化,不論是打算屈服,還是抵抗。

在黑暗時代裡,是屈膝抑或對抗,都會構成最深刻的社群記憶。尼采在談到記憶時,他認為健忘是種自然的機制。因為如果自身的經驗已經得到消化,就不用勉強記著。積極的記憶,是因為意志的緣故,是因為打算再接再厲,再度做曾經意願過的事。是在望向未來,而非沈湎過去。

有積極的意志去記憶,就能夠去許諾。許諾是高貴的能力,因為每個許諾都是艱難、不惜付上生命代價的。但也只有積極的許諾,才是帶來原初人類認為是最健康的良知。

當技師在秘密警察眼前繼續幫助Mirek,講出「忘記佢」的時候,他其實是在講:「得啦,我會搞掂佢。你放心,我唔會屈服,亦都唔會出賣你。我承諾。」

如果沒有這種意志去許諾與信守承諾,人只有透過另一種被動的方式去記憶:就是苦難和懲罰。只有血的記憶,才能最深刻地印在人的身體上。意志承受不住時,懲罰就可以成功構成「罪惡」的觀念。這就是苟活下去的人,在後世留存的偽善良知。他們在血痕下相信自己所做的是罪惡,對後代苦口婆心地傳誦他們的「生存智慧」。

換句話講,能否積極地去記著,在危局中依然信守承諾,決定了甚麼「良知」會留傳後世。是高貴的,還是屈膝的。堅持與否不再僅僅是個人良知的問題,更加是你希望為社群留下怎麼樣的良知、怎麼樣的道德理想。

人類的特質,鄂蘭說,就是一方面人身為自由的個體,是不全可靠的。而另一方面,世事的發展也無從預知,因為你不知道每個獨特的人會做出甚麼。

即使是面對著不可靠的他人和自身,即使是面對無從預判的世事,如果人類仍然秉持承諾的能力,意味著:即使世界注定朽壞,人類生來都不是為了死亡,面是為了開展新的生命,新的可能,新的世界。

每一個無比平凡的人,都可以在莫測的人世裡,承擔起自己的一份承諾,讓一直都在崩塌的世界,留下高貴的記憶,留下有機會改變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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