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地行走,人文社科嬉遊,拒絕身分固著。碩士在讀,曾打工:陽光時務、明報、端。

當「官方」作為他者——Matters台北活動分享

「總統」作為一種制度化的社會角色,將由一個具體的人來擔任。來源: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截圖。

寫在前面:在台北觀選,有幸參加了 matters 的線下活動。跨海峽/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互動與連結曾是一個熱門的話題(若有 cochina 或海峽尋新的朋友我們可以在評論區揮手相認),但 13 年中國大陸政權將公民社會列入「七不講」並加大對 NGO 等的打壓後,這一脈絡就缺了巨大的一塊。感謝 @Matty 還在致力於華語世界的對話,昨晚的線下活動儼然成為了大型網友見面會。我在現場是即興分享,現在將那些內容重新整理為文字發佈,將線下帶回線上,延續未盡的探討。

注:當我用「他」,是指人的第三人稱,無性別意涵。「它」指非人類、人造物的第三人稱。


@曉雅 給出的題目是「在不確定的時代,如何面對他者」,這是一個與時代脈搏共振的主題。最直觀的莫過於家庭/親屬間的撕裂——政治立場的歧見嵌入了世代交替,但家人並不是可以輕易割蓆、老死不相往來的「他者」。

在活動前,我們幾位講者間聊起,泛綠/黃絲青年要如何與泛藍/藍絲父母相處,確實是一個去年在台港社會都十分重要的社會事實(其實,有誰嘗試書寫泛藍/藍絲父母如何面對泛綠/黃絲青年嗎?),可在中國大陸卻未必如此——在一片公權力高度介入、連辯論機會都沒有的眾聲喧嘩中,絕大多數家庭內可能並沒有撕裂,而是同仇敵愾。

那麼,「我們」在中國大陸的處境,更接近政治異見者。因此,我選擇以「官方」作為他者,分享一些身邊朋友的故事。這些故事皆為真人真事,且獲得當事人同意分享。(有改動細節做模糊處理)

第一個故事,是和公權力的直接遭遇。主人公 M 在上海工作,那天晚上,在前來和我們一班 matters 同好聚餐的路上,他收到了派出所民警的電話,聲稱因為戶籍問題需要他去一次,但在反覆確認中,對方又漏嘴說和他網上的言論有關。在隨後的聚會上,我們猜測了無數可能:因為分享了新疆文件?因為把香港新聞搬進墻內?因為某一句「妄議中央」?還是某一張諷刺漫畫?同時,我們也七嘴八舌提了一些應對策略。第二天我和另一友人陪伴 M 同去,一位寸頭中年警察看到我們短暫一愣,隨後就帶 M 進去了辦事大廳後面的辦公室——我們同行的目的也達到了,無非是讓警察知道,外面有人在等。

約摸一個小時後 M 才出來,答案揭曉卻令我們大跌眼鏡:原來是因為他分享了以小熊維尼暗諷習近平的照片。當然,我們不會不知道,中國沒有諷刺漫畫可以生存的自由表達空間,但我們卻無法料到,最終令一個人走進警局的,不是對合法性衝擊更大的時政新聞,而是影射某領導人個人的諷刺漫畫。按 M 的講述,他所分享的圖片被單獨地列印在了一張 A4 紙上,這張紙上只有群組的名稱與 M 分享圖片的時間戳,並沒有群組內其他成員的聊天內容,對於派出所的民警而言,網警分發給他們的訊息只有這些。

M 在微信上分享的圖片經過了降低畫質、顛倒、劃線等處理。來源:網絡圖片。

M 按之前大家商定的策略應對:扮演一個懵懂無知的少年,真心誠意地告訴警察,自己只是小熊維尼的忠實擁躉,見到可愛圖片順手分享,並不知道這幅圖表達了什麼。警察的回答掀起了全劇的高潮:你不知道維尼小熊就是習大大嗎?——想像一下,一位身穿制服、父輩年齡的警察恨鐵不成鋼地用反問的語氣,向你傳播一個似乎人盡皆知的真理:維尼小熊就是習大大——這畫面太美。但同時,這個「真理」又被嚴厲禁止傳播,傳播者如 M 被要求寫下檢查,保證不會再犯。

寫完檢查,簽名離開,虛驚解除,一夜沒睡好的 M 幾乎是蹦跳著回來。至於他接到電話說保證書不夠長要重寫、第二天再去送保證書並提著禮物卻被警察拒收,已是後話。

第二個故事。S 在一間市場化的教育培訓機構任教。當有學生談論起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他提醒學生要去獲取多角度的資訊,並且要批判性地去思考這一重大的社會事件。然而,這些可說是教育者老生常談的說法,卻令 S 遭遇了家長的投訴——在課上講政治。雖然大多數同班的家長明確對 S 表達了支持,但最終無法扭轉該機構管理層讓 S 離開教職的決定。S 很明白這對管理層也是一個困難的決定,因為 S 在獲得學生、留下學生的業績遙遙領先,說是機構的搖錢樹也毫不為過;同時,大量反對 S 離職的家長又給管理層帶來了更大量的投訴和巨大的壓力。但是,政治這條紅線,碰不得。

第三個故事也是工作場域內的遭遇。於券商任職的 L 是堅定不移的「反賊」,某日發現,自己在微博、IG、微信上分享的時政資訊和評語都被人截圖,加上個人的真實身份信息公開被「掛」(掛人,是指在網路公共空間中空開他人的言論集合與個資,通常被掛的是政治異見者,如陳純)。掛人者 @ 了一連串小粉紅 KOL 和黨政部門的賬號,顯然是召喚公權力的介入。L 公司的 HR 也確實介入了,一樣被要求寫保證書,不過 L 妙筆生花,以「陰陽怪氣」地方法膈應 HR,在反復修改措辭的過程中持續拉鋸,把諸多 HR 看不明白的反賊梗暗度陳倉。

最後一個故事發生在學校。因分享時政或發表政見而遭到舉報、掛人,已是家常便飯,不再贅述。復旦校章被改之後,有一撥同學以在食堂唱校歌的方式表達反對,相關的影像廣泛傳播。事後,我在一個復旦的反賊群內見到,參與者發佈了輔導員(屬於學生工作部,由黨委領導)約談的聊天截圖,而那位輔導員是我多門課上的同學 Z。作為一名社科學生,我覺得 Z 為人不錯、三觀接近、有學術抱負(這在以實習就業為主流的大陸研究生圈子裡已算少數),作為一名輔導員,Z 顯然被他的同學視為國家機器最前線、最具體的象征。

確實,這四個故事從不同的剖面折射中國目前被公權力不斷擠壓的公共表達空間,但我更想從中提煉的是,每一個故事都有其具體的脈絡,並且,每一次遭遇都有具體的人。

M 遇到的那一位派出所民警(街道級別),作為審查制度的下游,被動地完成網警所分發的任務,他甚至看不到這項任務的來龍去脈,呈現在他面前的只有違禁內容、違禁者、違禁處理方法,在整個科層制的運作中他扮演著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他還會和 M 計較幾點來才不影響自己上下班時間。S 和 L 在職場的遭遇,真實地體現了國家意志對社會各領域的掌控,但他們所真實面對的,是聊如何拉新、留存的頂頭上司,是談加薪、請假的 HR 同事,他們都共享著一種規避風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邏輯,當政治掛帥,市場邏輯無疑可以靠邊站。而對於 Z 而言,成為輔導員可以意味著服務、機遇、利益、鍛煉等等,或者他的科層上司的壓力,他對學生的抗議或許本身也有著認可。很多時候,我們與制度的互動中,首先關注的那些制度性的社會角色,但事實上,每一個角色的擔當者都是有著多重實踐理性與複雜動機的真實個體。

稍作總結,我在這裡所謂的作為他者的「官方」,是指制度。赫胥黎 Huxley 在給克里希那穆提 Krishnamurti 的《最初與最後的自由》所作的序中,這樣描述人類:「人是一個兩棲動物,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裡;已有的和自己建造的世界——物質、生命和意識的世界以及符號的世界。」符號是所有人類社會中,制度得以存在並發揮作用的基礎。例如婚姻,當宗教神職人員或科層制的證婚人,宣佈兩個人步入婚姻,這一道聲波並沒有令任何東西發生變化,但這一句斷言又改變了所有東西。同樣地,蔡英文當選總統,意味著一個活生生的人,佔據了一整套制度設計中一個關鍵的社會角色,而這同樣建基於社會建構。

把制度當「真」、也即把這些人造物視作物質般的實在(reality),是個體通常對待制度的態度。這些制度當然包括國家、民族、政府、婚姻等等,常人並不會也無需在日常生活(living world)中時刻反思這些東西的本體論存在(ontological being),而只是把它們當真就好。前反思地活在這些制度性的社會實在中,就是擁有了心理學所說的「現實定向」能力,比如我們知道幾點幾分、知道前後左右,我們搞得清楚國家中央、地方政府的層級,我們同樣知道國籍、性別、親屬關係這些會被現代國家監管系統捕獲的符號秩序,真實存在。若一個人自言自語地拒斥這些符號與制度(或按 Lacan 精神分析,實在界向符號界的入侵),那麼他顯然也會被社會控制的機制,排斥為反社會主體如神經官能症。

但另一方面,這些通常不會被反思、有強大形塑力的社會制度,是會變遷的,這恰恰是因為其本體論上是人造物,沒有人就沒有制度,人必然地可以創造、再生產、改變制度。然而改變制度的本質其實是什麼?我認為恰恰是改變 common belief,當大家都相信性別可以分 56 種、可以是流動的光譜,二元對立的異性戀霸權就會隨之瓦解。若最終的落腳點顯然是在每個個體所抱持的 belief 上,那麼我們不得不面對具體、真實的一個個個人。當我們在呼喚放下符號、放下標籤、坦誠面對彼此的生命經驗時,我們事實上就已經把制度的社會建構的本質暴露了出來,繼而便是改變的可能。

以上是我當晚分享的內容。再回應一下 @米米亚娜 對我提出的商榷,他認為有過被官方這個他者壓制經驗之後,就是會把它想象成一個龐大的怪獸,一個面目猙獰的利維坦。我的回應是,我完全不會否認制度暴力所造成創傷經驗的真實性、嚴重性,但是,我之所以依然強調回到脈絡,還原具體的互動場景,是因為,沒有一次鎮壓不是由具體的個人來執行,沒有一種制度不是由活生生的人群來付諸實踐。有力的反抗總是出現在結構斷裂之處,而那個斷裂通常又體現為具體行動者的一念之間。套用一下傅柯 Foucault 的觀點,觀察權力那毛細血管般的運作方式,也就是觀察反抗施力的地方,權力與反抗是一體兩面的存在。


回應一位現場朋友關於一人一票和民主的提問(歹勢,具體題目記不得了)。

我相信,當我們說民主的時候,起碼有兩個維度,一是價值,二是制度。當我們對政治體制進行類型學分類時,比如民主政體、獨裁政體、威權政體等,其實是以民主這個價值作為衡量標準去考察一個個具體的政體,此處民主就從名詞轉變為了形容詞。

「一人一票」是一個具體的制度安排,它在多大程度上、什麼語境中是民主的?一人一票的效力可以做什麼,驅逐某人、宣判死刑、發動戰爭、讓同性婚姻只能專法處理?當作為價值的民主和其它價值發生衝突時(例如民主 v.s 自由,這是托克維爾的一種重要主題;又如民主 v.s 平等),我們又該如何協調?目前世界上的主要民主政體,都會訴諸「憲政」來進行約束,說到底,選舉辦法本身是先於選舉運作的。其它可以討論的面向包括選區劃分、投票權、政治獻金、媒體宣傳等等,在制度設計的細節中隨時藏著撒旦。

在一個最不爛的制度中,選一個最不爛的候選人/黨,漸漸成為很多人的想法。很有可能,民主是以一種不血腥的方式實現精英集團政治權利的過渡(如精英循環理論),但至少現在已不是靠榮耀和忠誠動員臣民和不同國王征戰的年代。但如 Zizek 所言,當代民主的一個危機在於,它的合法性基礎是預設了笛卡爾式的我思主體,這個主體沒有身份、沒有性別、沒有階級、沒有信仰,然而事實上,進入公投的一個個具體的人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化的快感組織方式。如果民主是一種可欲的價值,那麼如何在具體制度設計的層面深化民主,就需要更多的討論。


立個 Flag:此次在台灣觀選,想結合自己最關心的身份認同的角度來談。其實臨這場活動開場前,我都在思考要不要講身份認同維度上的「他者」,但最終還是決定,我需要也應該以更深思熟慮的態度來面對這個題目。以這個預告作為對自己交稿的約束,請社區友鄰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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