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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蟹邂逅的《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野兽按:刚才收到后台通知,昨天晚上在【心灵自由】微信公号上推送的阎连科的《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已被删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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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这篇文章时,我是有过犹豫的,虽然很笃定这篇文章值得广而告之,但也有一定的生产危险,会有删帖乃至炸号的可能,于是编辑完毕,推送前先搜索了一下微信朋友圈,发现前两天就已经有几个公号推送了这篇文章,而且都还活着。于是,昨晚就推送了。阅读数不算多,被河蟹和谐之前,也就5150个阅读数以及102个点赞,9条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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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查证了一下,之前推送的几个公号里,这篇文章也没被和谐呀。莫非是我写的编按或者留言评论惹的祸,永远搞不明白他们的敏感点是什么,感觉处处都敏感。在此备份留念记住。
阎连科: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阎连科 心灵自由 2020年2月26日
编按:本文是阎连科2020年2月21日在香港科技大学网络授课的第一讲。同为时代苦难“作见证”的作家,阎连科的这篇文章与方方的武汉日记隔空呼应。
他说:试想一下子,如果今天的武汉,没有作家方方的存在和记录,没有方方用文字写下她个人的记忆和感受,没有成千上万如方方那样的人,通过手机传递给我们的生死哭唤和呼救声,那么我们会听到一些什么呢?会看到一些什么呢?个人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
个人记忆不一定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谎言到来时,帮助我们在心里打出一个问号来。至少,某一天又有十年浩劫那样的革命了,我们能保证自己不把自己的父母送进监狱和断头台。
我们的才华、勇气和心力,如果不能让我们成为方方那样的写作者,那么至少在猜忌、嘲讽方方的人群里,要没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
没有记性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田野、路道上的土。皮鞋愿意把我们踩成啥样儿,由那只皮鞋的牙痕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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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
今天是我们科大研究生班网络授课的第一讲。开讲前请允许我说些课外话。
小时候,当我连续把同样的错误犯到第二、第三次,父母会把我叫到他们面前去,用手指着我的额头问:
「你有记性吗?!」
当我把语文课读了多遍还不能背诵时,老师会让我在课堂上站起来,当众质问到:
「你有记性吗?!」
记性是记忆的土壤,记忆是这土壤上的生长和延伸。拥有记性和记忆,是我们人类与动物、植物的根本之差别。是我们成长、成熟的第一之需求。我以为,许多时候它比吃饭、穿衣、呼吸更重要。
因为当我们失去记性、记忆时,我们会失去做饭、耕地的工具和技能;会一夜醒来,忘记衣服放在哪儿了;会真以为皇帝不穿衣服要比穿着好看得多。
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新冠肺炎这场举国、举世之灾难,它还没有真正被控制,传染还远远没有过去和消失。
然而这时候,湖北、武汉乃至全国别的省市和地区,家破人亡、满门绝去的哭声都还不绝于耳时,我们已经听到、看到因为统计数字的向好,就开始自上而下、左左右右地准备欢庆的锣鼓和高歌的亮嗓了。
一边尸骨未寒的哭声还未落下去,另一边,凯歌在即,英明、伟大的呼声已经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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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一步一步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开始,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因为新冠肺炎一共死了多少人——死在医院是多少,死在医院之外有多少。甚至都还未来及去调查、叩问这一些。也甚至,这样的调查和叩问,会随着时间的移去而终结,而永远是个迷。是我们留给后人的一笔忆之无据的生死糊涂册。
我们固然不该在疫情之后如同祥林嫂,每天都在念叨着:「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但我们也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像阿Q那样儿,在捱打、羞辱和死至临头时,还依然相信自己是汉子,自己才是胜利者。
在我们的人生里,在我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中,无论是个体或家庭,还是社会、时代、国家的悲劫和灾难,为什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呢?为什么历史、时代的坑陷和悲劫,总是由我们成千上万百姓的死亡和生命来承担和填补?
在诸多、诸多我们不知道、不追问、不让追问就不问的因素里,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人——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或蝼蚁——我们自己太没记性了。
我们的个人记忆被规划、取代和抹杀了。我们总是人家让记住什么的就记什么,让遗忘什么的就忘什么;让沉默时沉默,让歌唱时歌唱。个人记忆成了时代的工具,集体和国家记忆成了个人失忆或记住的分配和承包。
试想一下,我们不去讨论那些已经更换了封面、书号的历史和久远,单是最为眼前的二十年,和你们一样,八零、九零的孩子都经过、记得的几乎是举国之灾的艾滋病、非典和新冠肺炎,它们到底是人祸之灾难,还是如唐山、汶川地震样的人类还难以抗逆的天谴之劫难?
在前者的举国之灾里,人为的因素为什么又几乎如出一辙呢?
尤其17年前的SARS和今天新冠肺炎的蔓延和肆掠,如同同一导演将同一悲剧的再次复排和出演,作为我们这些如尘埃一样的人,我们既不能追问导演是谁,也没有专业知识去还原编剧的念想、构思和创作。
那么当我们再次站在复排的死亡之剧面前时,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属于我们的上次悲演留下的记忆去哪了?
我们的记性被谁抹去、挖走了?!
没有记性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田野、路道上的土。皮鞋愿意把我们踩成啥样儿,由那只皮鞋的牙痕说了算。
没有记忆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和过去生命割断的木头和板材,它们的未来是什么物形和东西,由锯子和斧头说了算。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因为热爱写作而让生活有了意义的人,一生要靠方块字活着的人——在线的科大研究生班的同学们,也包括人大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已经毕业和在读的作家们,如果连我们都放弃了属于我们个人的、来自血与生命的记忆和记性,那么写作到底还有什麽意义呢?
文学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这个社会还要作家干什么?你笔耕不辍、勤奋努力、著作等身,这和被人不断牵线、调动的木偶有什麽差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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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不写他亲眼看到的;作家不写他个人记忆、感受的;在社会舆论中,能说话和会说话的人,总是用纯正抒情的国家腔调在念、在读、在朗诵,那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个体的真实、真相和存在的血肉生命是什么?
试想一下子,如果今天的武汉,没有作家方方的存在和记录,没有方方用文字写下她个人的记忆和感受,没有成千上万如方方那样的人,通过手机传递给我们的生死哭唤和呼救声,那么我们会听到一些什么呢?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个人记忆往往被视为是时代多余的泡沫、浪花和喧嚣,会被时代剔除、扔掉或甩到一边去;会让它无声、无言如同从未存在过,从而在一个车轮流水的时代过去时,巨大的遗忘到来了。有灵魂的血肉没有了。
一切都安泰静好了,能够撬动地球那个小而有小的真实支点不在了。如此着,历史就成了无依无据的传说、遗忘和想像。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长有记性,拥有个人不被改变、磨灭的记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是讲一点真话最低的真实和证据。
尤其我们写作班的同学们,我们绝多都注定是要一生用记忆来写作、求真、活着的人,如果有一天,连我们都没有了那点儿可怜的真实和记忆,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个人和历史的真实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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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说,我们拥有个人的记性和记忆,即便不会改变世界和现实,那么至少在面对统一、规划的真实时,我们也会在心里呢喃到:「情况不是这样啊!」至少在新冠肺炎的拐点真正到来时,在巨大、欢庆胜利的锣鼓中,我们还能听到、记住那些来自个体、家庭、边缘的哀嚎和哭泣。
个人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
个人记忆不一定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谎言到来时,帮助我们在心里打出一个问号来。至少说,某一天又有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代了,我们相信沙子炼不成铁、亩产不能达到十万斤,是人类最基本的常识之常识,而非意识创造物质、空气生产粮食的奇迹吧。
也至少,某一天又有十年浩劫那样的革命了,我们能保证自己不把自己的父母送进监狱和断头台。
同学们,我们都是文科生,我们可能一生都是要靠语言去和现实、记忆打交道的人。于记忆言,我们不说成千上万的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那样的话,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国家记忆、集体记忆总是覆盖、改变着我们个人的记性与记忆。
在今天,就现在,新冠肺炎还远远没有凝结为记忆时,而我们的身边和四周,都已经开始响起高歌宏嗓、大肆欢庆的锣鼓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希望同学们、希望我们经过了新冠肺炎劫难的人,经由此一劫,都能成为长有记性的人;能让记性生出记忆的人。
在可预知的不久后,在锣鼓喧天、诗文横飞,开始喧天闹地地歌颂打赢了新冠肺炎这场国家战争的胜利时,希望我们大家不是那些空洞高歌的写作者,而仅仅是拥有个人记忆的实实在在的人。
在铺天盖地的盛大演出到来时,希望我们不是舞台上的演员和朗诵者,不是为出演而鼓掌的人;而是站在舞台的最远处,默默看着演出而眼含热泪的一个柔弱无奈的人。
我们的才华、勇气和心力,如果不能让我们成为方方那样的写作者,那么至少在猜忌、嘲讽方方的人群里,要没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
在最终要回归、到来的静好盛世里,在海洋般的歌声中,面对新冠肺炎的缘起和蔓延,如果我们不能把疑问大声说出来,而小声的嘀咕也是良知和勇气;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一味地不言、不说和忘记,则不仅是野蛮的,而且是更为野蛮、可怕的。
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
不能大声地讲,就做一个耳语者;不能做一个耳语者,就做一个有记性、记忆的沉默者。让我们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的缘起、肆掠和蔓延,在即将到来的被称为战争胜利的万人合唱中,默默的站到一边去,成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有记性烙印的人;可以在某一天把这种记性生成个人记忆传递给后人的人。
2020年2月20日 北京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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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1958年8月24日-),河南嵩县人,中国当代作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其作品曾获国内外奖20余次,包括两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老舍文学奖。
1998年发表的《日光流年》是他创作生涯第一个高峰。
2003年发表长篇小说《受活》轰动文坛,成为他的代表作。
2014年10月22日,阎连科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授予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作家。
2015年3月27日,阎连科凭代表作《受活》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
2016年7月19日,阎连科作品《日熄》获第六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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