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立法與行政部門也發生了性騷擾爭議

台灣最近一週也發生了兩件較受關注的性騷擾事件，分別發生在立法部門與司法部門。

想要提出的問題是：

針對「制定規則」和「負責審判」的人員，是否應該在制度或人選上設有更高的性別意識標準？

（例如各校也都有「性別平等委員會」，這些委員在被推派時，應該也有特別針對性別意識的審查機制吧？）

先分別交代這兩件事情的發生過程。

一、法院裡的性騷擾

2015年10月，監察院通過針對過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陳鴻斌的彈劾案，並送交職務法庭。

2016年10月，職務法庭判決免除陳鴻斌的法官職務。陳鴻斌要求再審。

2018年3月8日（婦女節），職務法庭公布再審的審理結果，廢除原本的免職判決，改成200萬的罰款。

2018年3月9日，職務法庭再審判決公布的隔天，職務法庭法官之一謝靜慧表示，自己無法在再審的審理過程中說服其他合議庭的成員，因而辭去職務法庭法官的職務。（表示抗議）

合議庭的五名成員包括審判長林文舟、受命法官陳志祥、陪席法官謝靜慧、郭瑞祥、陳添喜，根據媒體報導，當時表決時是4：1決定輕判（很明顯那一票是事後辭去職務的唯一女性謝靜慧）。

謝靜慧表示：

「我這樣做是希望讓被害人知道，不是所有法官都是這個看法，至少這樣我比較心安。」

「判決結果與我過去受的教育或承審相關案件的認知，差距很大」。

「如果性騷擾的法官不用被免職，當然他也會認為狼師可以繼續幹，難不成這樣的法官可以對別人嚴格一點，對自己寬一點，這樣也不合理呀」。

立委李麗芬提到：

「被害人是一次又一次拒絕陳鴻斌，但陳陳鴻斌一次又一次對助理性騷擾，令人感到遺憾，這是價值退步的判決，民眾會質疑未來相關案件是否可以秉公處理。」

2016年的原判決認為應懲戒的事實共有8件，但再審時只認為有3件，細節可參考關鍵評論網的整理。

除了認定成立的事實不同，改判的理由還提到：

陳鴻斌擔任法官近30年，除了其中有3年考績獲乙等，其餘均獲甲等，「表示陳鴻斌素行尚佳」；

陳鴻斌在助理異議後立即中止不當行為，顯然還有自制力，而且陳還幫助理找對象，可見他已懸崖勒馬，並非原判決所稱無反躬自省，「表示陳鴻斌深具悔意」。

（這是一個功過相抵的概念？）

2018年3月12日，受命法官陳志祥在廣播節目上表示：

「法官不是笨蛋，當然知道維持原判，會得到社會掌聲，但我看了相關資料認為陳鴻斌根本不是性騷擾。」
「陳鴻斌認為他跟女助理很熟，女助理跟陳的太太、女兒也熟，我猜測陳鴻斌以為有機會發展婚外情」

「如果發展婚外情，一定會把他法官職務剝奪掉，但陳鴻斌是『前階段』，牽手親吻就停了，只能說言行不當，不需要剝奪法官身分。」

「不是性騷擾，而可能是婚外情」這說法，就讓輿論炸開了。

二、立法院裡的性騷擾

3月15日，多個民間團體舉辦記者會宣布成立「Me too」支持網絡及申訴專線，但在記者會上，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黃怡翎爆料立法院也有性騷擾問題，至少有六人受害。

被指控為加害者的H男是資深國會助理，日前已離職。其中一位受害者曾直接對H男說要找對方的老闆（即立委）申訴，結果 H 男回說「妳去申訴啊！反正我老闆業務、陳情都是我在處理。」

目前立法院的相關制度包括「性騷擾防治申訴管道」，在接獲員工申訴後，由性騷擾申訴調查處理委員會進行相關的調查處置。其次是，由於國會助理是由立委雇用，所以關於性騷擾的爭議，是由立委（雇主）接受申訴。

提出這兩個發生在較「特別」的地方的性騷擾爭議，一個是國會助理，一個是法官，想請問大家：

針對「制定規則」和「負責審判」的人員，是否應該在制度或人選上設有更高的性別意識標準？

例如第一個事件中的「職務法庭」，合議庭5人只有1位女性。如果在合議庭中設置性別比例的標準，是否適當？

針對國會助理，那有沒有可能也要通過某種考試或審查？（但針對立委這種直接民選出來的職位，可能就很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