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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 中国宗教治理:在控制中复兴,在复兴中打压|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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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按:伊恩·丹尼斯·詹森(英语:Ian Denis Johnson,1962年7月27日-),汉名张彦,是美国的一位作家和记者,主要活跃于中国和德国。

1962年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后来取得美国居民权。他在1984年至1985年期间以学生身份在北京生活了一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1986年至1988年期间在台湾台北度过。

他最早在巴尔的摩的《太阳报》担任通讯员,于1988年至1992年被派驻柏林,见证了柏林墙被推倒。后来他成为《华尔街日报》的通讯员。1994年至2001年期间派驻中国。在中国期间,他报导了宏观经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事件以及众多的社会问题。2001年,因为报导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他在2001年离开中国来到德国柏林,担任《华尔街日报》德国分社社长,同年出版了一部关于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的研究书籍。因为这个研究,他获得尼曼奖学金,取得在佛罗里达大学进修的资格。他在德国分社担任社长五年,报导了欧洲宏观经济、介绍欧元、德国经济重建以及如伊斯兰恐怖主义等等众多社会问题。

2004年,张彦出版了《野草:三个来自现代中国的有关变革的故事》(Wild Grass: 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一书,这本书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在中国期间,他接触和采访了大量中国百姓,选择出三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故事写下了此书。他认为推动中国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其内部变化,工人、农民等草根阶层的成千上万的普通行为在现代进程中起的作用更大。

2006年2月9日,他递交了欧洲穆斯林兄弟会的国会证词。他描述穆兄会是“一个像欧盟和梵蒂冈一样经常游说主要国际机构的庞大组织”、“控制着一些最活跃的穆斯林政治活动团体在欧洲主要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他说这个组织拥有“用来训练伊玛目”的学校,“伪装成一家在英国注册的慈善机构”,并拥有穆斯林裁决委员会以迫使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2009年,张彦再度来到中国。他在2010年离开了《华尔街日报》,专注在出版关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杂志和书籍。他目前是《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刊物的撰稿人,以及《亚洲研究期刊》的编辑顾问。

野草: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

Wild Grass: Three Portrait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

作者: 伊恩·强森 

原文作者: Ian Johnson

译者: 吴美真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6/11/03

语言:繁体中文

定价:350元

三个底层中国的故事,犹如野草,

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仅仅维持着一个无缝的表象。

而它们正是中国政治进步的希望之所在。

与欧逸文、何伟笔下的全景式中国不同

普立兹新闻奖得主伊恩·强森揭露底层中国精闢力作

「中国,那里有无数动人心弦的故事,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有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密码。」――余杰

三个底层中国的故事,三个关于正义、权利和命运的悲剧。

它们的持续存在,不经意戳破「盛世」中国的虚幻一面……

这三个故事看似没有任何联繫,却是底层中国潜伏的暗流,

有如野草般的力量,扎根在这片有待甦醒的土地上。

在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老百姓,如果受到政府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大概无法争得正义;甚至连受害者的家人想要为他们申讨正义时,都很可能也受到巨大的伤害。为了报导这些不公不义的现象,作者好像私家侦探,大胆机警地避开中国无所不在的警察和保安,探寻出底层中国因维权上诉而遭遇不同命运的三段平凡中国人的故事,好像三部以维权为主题的推理小说。

第一个故事的主题是税。一个看起来像个农民的陝西地方律师,竟然起诉当地政府向农民徵收苛税,他被捕入狱,成为农民眼中的英雄。第二个故事的主题是老北京的四合院,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住宅被政府和地产商粗暴得夷为平地,换之以摩天大楼。它们的主人被迫迁移,集体上诉,但既改变不了北京的命运,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最后一个故事的主题是法轮功,一位山东老妇人因修炼法轮功而被政府无辜害死,迅速火化,改变了女儿对母亲的认识,也改变了这个女儿一生的命运。

作者冷静克制、不动声色的描述,呈现出当下中国荒谬的法律体制、令人瞠目结舌的维稳制度以及执法者的残暴。这本书也改写了我们对底层中国的想像――其实,它如野草般顽强不屈,充满韧性的变革动力。

这些小人物抗争不公不义的故事,不管是出自狭隘利益的驱使,还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召唤,都显示了人类良知无法压制的力量,也代表著一股正在撼动中国的力量,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仅仅维持著一个无缝的表象。而这些底层的故事,正是中国政治进步的希望之所在。

得奖记录

荣获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The 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

名人推荐

纽约时报∣休士顿纪事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华盛顿时报∣波士顿评论∣中国经济季刊∣华盛顿邮报书评世界∣亚洲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盛誉推荐

作者简介

伊恩·强森(Ian Johnson)

中文名张彦,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娄。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学和亚洲研究学位,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硕士。一九九七年,他以《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身分报导中国,并在二○○○年至二○○一年因系列报导法轮功事件获得普立兹奖。

伊恩·强森以报导公民社会、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事件见长。著有《野草: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Wild Grass: 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有关欧洲激进伊斯兰教起源的《慕尼黑的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暂译),以及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新作《中国的灵魂》(The Souls of China,暂译)。

作者网站:ian-johnson.com


译者简介

吴美真

云林虎尾人,政治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纽约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曾任大学兼任英文讲师,目前是专业译者。译著包括:《野草――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奇石――从城市到荒野的另类纪实》、《消失中的江城》、《钢琴师》、《微物之神》等。

目录

序 言│一日百战

第一部│农民英雄

第二部│消失的北京梦

第三部│转法轮

致 谢

注 释

消失的北京梦

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中国不断受到外来攻击,西方国家强迫它输入鸦片,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些条约瓜分中国,割让殖民地给外国人,还让外国人享有特别的法律权利。外来势力破坏中国逐步改革的努力,不停撕裂中国,最终导致日本人于一九三七年入侵中国。在危机中,激进主义经常取代了温和主义,信心危机横扫中国,人民开始怀疑国家的传统文化是否还有任何价值。于是,经过四年内战,当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之后,便主张与过去完全决裂。

都市计划的情况也是如此――国家首都的都市计划尤甚。和永乐帝一样,中国的新统治者有自己的堪舆学系统,只不过这个系统的「进步」,却是存在于巨大的方形、大道与地平线上随处可见的大烟囱。这就是共产党对于都市计画的看法,也是欧洲传统的城市规画理论中,较为极端的观点。从乌兰巴托到东柏林,这种都市计画四处盛行,要求拆除大多数古老的建筑物――这不是「儘管它们十分古老,但仍然遭到拆除」,而是「因为它们十分古老,所以遭到拆除。」寺庙全部被关闭,并且改建成办公室或工厂。今日,儘管当局做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重建工作,但北京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人口,现在却只有二十间能够发挥功能的寺庙。

最富于戏剧性的「都市攻击」则是针对北京原本引以为傲的城牆。虽然当时中国已经迈入了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时代,但人民却愿意为了保卫城牆而战,实在不可思议。建筑师、知识分子和一般百姓都提出抗议,提交请愿书和书信交予当地报纸。有人希望能够拟定同时协调「古蹟保护」和「现代化」两种需要的计画,例如保护这片最具历史意义的区域,将新政府的中心设置在附近。但新政府不理会这个建议,仍然执意拆除城牆。新政府花了几年的时间摧毁城牆,到了一九六○年代初期,城牆终于消失了――几乎完全消失了。

现在仅有寥寥可数的城牆还保存在几个位于交通核心的城门周遭,其他的城牆只能活在街道名称当中。北京曾有十六道城门穿过城牆,主要街道从这些城门自城市的一边延伸到另一边,整座城市因而成为了棋盘式的街道布局。这些街道仍然存在,并且以它们所穿过的城门的名字命名。至于街名后所添加的「内」或「外」,则让旅行者想到自己置身于旧城门内,或旧城门外。

例如你仍然可以沿著「崇文门内大街」驱车行进,经过这道不复存在的城门后,你会来到「崇文门外大街」。我和冯先生及罗先生在肯德基炸鸡店会面的那条街是「阜成门内大街」,几步以外就是城门。穿过城门后,街名变成「阜成门外大街」,彷彿城门仍然屹立于斯。这是体验北京的有趣方式,你走过的街道象徵著消失的城门与城牆。这座围城的牆,却仅仅存在于街道名称当中。

然而,撇开在一九六○年代失去城牆不谈,旧北京的精髓仍然活著,那就是穿行于湖泊和公园之间的数百条胡同。胡同两旁有四合院,偶尔也有王府庭院。要不是中国再度陷入混乱,也许接下来,这些胡同也会遭到摧毁。中国现在或许不用再与外来侵略者搏斗了,但是它必须应付自己的问题,从一个失败的共产主义模式,跳到另一个失败的共产主义模式。这段期间,北京局势多半持续恶化,胡同两旁的四合院变成高贵的贫民窟。整体而言,北京虽然完好无损,但消失的城牆已经开始提醒人民,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麽事情。

――

老赵不断尝试解救自己的四合院免于拆除,这位吴律师的客户也同样出身于共产党胜利之后,拒绝随著国民党逃到台湾的显赫家族。老赵的父亲赵紫宸曾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主席,在一九四七年获颁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荣誉博士学位。赵紫宸的女儿赵萝蕤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曾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翻译成中文,还在一九四八年搭最后一班飞机前往北京,坚决和家人及国家站在一起。当北京被共产党包围,她搭乘的C-46运输机被迫降落在天坛路,因为机场已经落入共产党手裡。

老赵和他的父亲,就像赵萝蕤一样乐观,他们都相信中国需要乾淨且致力于社会正义的新政府。没人能够想像什麽样的可怕灾难,正在等待他们这种拥有可疑的外国学位,并且曾效忠过中华民国的人。

老赵今年八十二岁,当我在二○○○年夏天认识他时,他已经在自家居住了五十年。就像一九五○年代的梁教授及他的学生(今日的吴良镛教授)一样,老赵的父亲被要求为几个掌握大权的「顾问机构」服务,才得以保有住宅。那不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四合院,不过这只是因为过去五十年的变化所造成的陈旧而已。文化大革命期间,两边的厢房被分发给其他家庭,建筑物两间的拱道也已经砌上砖头。既然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变得一贫如洗,赵家只好把家中的膳修支出降至最低。

赵紫宸于一九七九年过世,享年九十一岁,老赵则继续住在家裡。战后时期,他在檀香山的美军语言训练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的多半时间,他持续任教于各个单位。他的举止仍然拥有军人般的僵直,方下巴、银色短髮以及锐利的目光,更让人觉得他至少会跟他父亲一样长寿,并且始终保持机敏。

赵家已经安装了现代的马桶和玻璃窗,也在地面铺上瓷砖。老赵以顽固、率直的方式爱他的家。当我、一位朋友以及吴律师三人一同去看他,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总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五十五年,为什麽我要放弃?」

「你以为我没办法离开吗?我有家人在美国,我还有其他地方可去。」他咆哮著补充说,「但我是中国人,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不要离开这地方。」

他的凶悍让我有点吃惊,甚至怀疑这是向北京政府要更多钱的噱头或伎俩。这个地区的建设设备多半已经被拆除,他的房子是少数几栋依然屹立的建筑。在拜访他的途中,我们花了一些功夫才找到他的房子,就在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这是一条由美术馆往北延伸的街道。这条老街保存下来的部分不多,它与宽阔的平安大街交叉,已经被规画为重新开发区,即将变成一条贯穿旧城的南北向新轴线,搭配宽阔的东西向大道。

我们沿著街道往北走,经过几棵槐树。那些树正准备打起精神,面对即将朝它们席捲而来的推土机。一个卖报纸的小贩推著推车,叫卖大叠的报纸,行人你推我挤,走在因为道路拓宽而变得狭窄的人行道上。我们的右边是一道二公尺高的灰牆,牆的顶端贴有瓷砖。这种用来隔离住屋的牆面在北京随处可见。我们来到一扇小小的红门,门上没有门号,还以木板封死。沿著这条路继续走几步路,就能见到另一扇门,同样没有门号,但有门铃,我们按了门铃。老赵出来应门,让我们进去。

不久以后,老赵开始详述案子的真相,这使他大为恼火。让他最气愤不过的,就是政府武断判定什麽样的住宅才值得保存。他说,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文物局的一位低阶主任曾经来到他家,宣称他的家不是明朝时期建造的,因此不值得保存。

「当然,如果他们判定这房子是文化遗产,就不能把它给拆了,所以他们才说它不是文化遗产。」老赵说。他已经带我们进入他家,现在我们面对面坐在木造沙发上,旁边有蓝色坐垫、巨大而光洁。「但是,谁说唯有明朝的东西才是文化遗产?没有人规定明朝才是基准,不是明朝的东西都可以拆。真是荒唐!」

那位官员于一九九八年来访后不久,老赵就开始了他的战斗。他写信并打电话给媒体界的朋友,虽然成效不大,但政府暂时放慢执行计画的速度。隔年,即一九九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纪念日,所以政府实施「和谐社会」运动,要求避免讨论任何敏感或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老赵认识许多人,和重量级人物都有点交情,其中许多是老人,与以前的中华民国时代有点关联。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时期,这些人多半活在羞辱之中,但是此时此刻,除了可以透过海外关係发挥一些影响力外,也算是有用的人物。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即建国五十周年纪念日后的一个月,当局开始拆除这个社区,工人夷平了三万七千平方米的旧式四合院,包括两处曾经是清朝皇族所住的府第。老赵明白,接下来就轮到他家了,所以赶紧与吴律师提出第一次诉讼,声称文物局没有正确评估他住处的屋龄。那些官僚则辩称,他的房子没有出现在十八世纪中期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所绘製的北京地图裡,所以它的屋龄不到二百五十年。但是,老赵指出街名改变了,他的家确实在地图上。在法庭,政府承认这一点,但后来又说那不重要,那房子不是明朝的房子,所以仍然要拆除。

「他们在法庭说,那不重要,因为那房子的屋龄只有二百五十年,不够古老,不必受到保护,然后说我家太破旧了,就要倒塌了,所以得拆。」老赵说,他那双布满分泌液的灰色眼睛闪烁著怒火。

老赵也说,文物局没有针对屋龄进行科学鑑定。文物局的官员两次来到他家,每一次只待五分钟,没有取走木头样本,没有分析以斗拱固定的屋簷结构,但这些事情都有助于鑑定中国建筑物的建造年代。「他唯一的评论是窗户翻新了,所以建筑物失去了历史特色。」老赵说。

一位行政法官主持了初审。在初审阶段,政府的话非常具有影响力,所以文物局取得胜利,但是老赵和吴律师立即提出上诉,审理这次上诉的是一般的民事法庭,这种法庭应该比行政法庭更加不受政府的影响。正当我们谈这件事情时,他们也同时在等待另一个中级法庭审理这个案件。

我环顾老赵的家,可以看出那位文物局官员的说法的确有凭有据。这不是皇族的宅院,而且还曾经以相当现代的方式整修过,新的窗户装上了巨大的钢架,看起来完全不搭调。地板是难看的褪色亚麻地板,内部的牆也贴上某种合成纤维壁板。

但是,这些问题只不过涉及了品味和修缮经费。整个建筑物显然十分具有历史,即使完全弃之不顾,它在北京乾燥的气候中,或许还可以屹立一个世纪。屋况看起来一点也不破烂,事实上,它的琉璃瓦屋顶的状况非常良好,整个建筑物的迷人的细节实在值得好好自豪一番,例如两个石雕象头默默守护著前门的屋簷。我无法评估它的屋龄,但是最近许多建筑师、城市规画专家和古蹟保护专家,都联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当局保护这间住宅。他们看出这间住宅的本质: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如果它可以拆,整座旧城的精华也将遭受破坏。

我也思考其他国家会採取什麽措施让旧城变得适合居住。在欧洲,现在的中世纪建筑物已经拥有自豪的绝缘材料、双层玻璃、中央暖气和其他现代便利设施。当然,保护旧城这件事情,绝不意味著建筑物必须维持工业时代之前的生活模式,例如户外厕所、烧木头的炉子和其他东西。北京政府批评旧城残破不堪,所以必须为现代化挪出空间;但在另一方面,古老建筑物一旦有些现代化的整修后,就将会失去它的古蹟资格(例如老赵的家),岂非讽刺?这就像方可在他的书裡概述的都市政策,只不过是为了某个目的所设计的诡辩――让北京继续进行有利可图的都市更新。

我们起来走动,到处看看。老赵指著他的宝贵财物――分隔房间的屏风,两片六英尺长、三英尺宽、上面带有雕刻图案的紫檀木,以金属铰片接合。老赵说:「我不懂政府,它说我们有伟大而光荣的历史和文化,说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但最后却只保护几个像丽江和平遥这样的古城,让它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文化遗产,我们认为这样就够好了。这是什麽政策?」

吴律师为解救老赵家园採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包括控告北京房屋规画局的第二次诉讼。他藉用方可对于平安大街的研究,诉诸北京关于开发法案的规定:只有宽阔的新道路周围七十公尺以内的地区,可以进行商业性的重新开发。他认为老赵的家和这条路相距一百公尺,所以应该可以免除被拆的命运。

当老赵的辩护律师继续说话的时候,老赵靠著沙发椅坐著,闭起眼睛。吴律师说,北京当局表明要以每平方米六千元(大约等于七百五十美元)的价钱,购买老赵那四百二十平方米的家。至于老赵那一百六十平方米的院子将得不到任何赔偿,但是北京政府麾下拥有的地产办公室,却可以把整块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公司。吴律师提到,就在几条街以外,北京政府正以一平方米三万元的价钱卖出刚刚盖好的旧式四合院,买主还得额外花钱买院子。以此为基准,光是靠著转售老赵的院子,北京就可以捞三百多万元(相当于四十万美元)。

他说,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就是北京市政府拥有的王府井商业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地的买方是中国建设银行,这个银行当然也是政府所拥有的。」吴律师说,「没有人明白他们为什麽这麽做,或者为什麽可以这麽做。平安大街和所有伴随而来的商业开发区开放后,居住率降低了,北京当局说大街附近不可有新的商业开发区。这是一种盲目的开发,这个市场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因为那些钱政府全要了!」

老赵原本看似睡著了,但他突然大声咆哮说,「这些公司什麽都不是,这个银行和这个建设公司――全是政府的。这些傢伙盖房子时,只会赚钱。他们不在乎是否能将房间租出去,他们只想卖给建设公司。」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深入研究这笔土地交易,发现这笔交易的确有点不寻常。银行大楼――让老赵採取行动的表面理由――已经破土兴建。这栋六层建筑物的外壳早已掩盖了四合院,根本不必等老赵搬家就能够盖好。

我无从得知建设银行付多少钱给北京市政府买这块地,但我证实吴律师的说法:一楼住房一平方米可以卖三万元。毫无疑问,若要买一栋六楼的商业建筑物,银行得付更多钱。但是,即使用一平方米卖三万元来计算,靠著将老赵的家卖给银行,北京市政府就可赚进一百六十万元。难怪他们要把他赶出去。

我打电话给北京市政府的相关单位,结果发现了其他不寻常的事实。一位官员说,那栋新的建筑物没有违反区域画分规定:商业建筑物只能盖在离和平大道七十公尺以内的地区。但这栋建筑物属于「综合用途」,即住宅和商业混合用途。然而,后来有一位银行的熟人告诉我,那是一栋纯粹商业性建筑物。显然「综合」用途的说法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在完全属于住宅区的社区兴建纯粹商业性建筑的禁令。我也从一位都市规画专家那儿听说,那栋建筑物本应该只有九公尺高,但是它的高度已经是这个标准的两倍。

我们在老赵的房子和院子走了一遍。以前,他也曾和记者这麽做。他接受访问,我们写报导,他会继续打官司,那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则不断送出请愿书。希望有一天,北京政府会大发慈悲,让他赢得官司。只不过那就像湿木起火,难上加难。

建筑起重机在我们头上横扫而过,我们还可以听到农民工彼此吼叫。我想起方可书裡所引用的那篇新闻报导,有些农民工吹嘘说,如果有不错的工钱可拿,他们也会把紫禁城拆掉。我们想为老赵照一张相,还试著调整构图的角度,好让起重机不会出现在照片裡。「如果你想知道这裡以前的样子,去年几个艺术家朋友曾在这裡拍照过。」他说,「因为我想记录这裡的原貌。」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只不过在照片裡,一架起重机仍然高挂在老赵的头顶上,像一根即将从天而降的木头。


在控制中复兴,在复兴中打压 -- 普立兹奖得主张彦谈中国宗教治理

2019-03-07

很少有一位记者,能经历这么多国家的重要时刻。

57岁的张彦(Ian Johnson)是加拿大蒙特娄人,在美国受教育,1986年来到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学中文,遇到台湾解严、蒋经国去世;1988年他在柏林,见证柏林围墙倒塌、东德共产政权的瓦解;1984年他第一次进入中国,自1996年起长驻中国,从学生到记者再到作家,曾是《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驻中国的特派记者。30年间虽然尚未看见中国民主化的转变,但他目睹中国的宗教复兴,看见中国在物质与精神间的辩证。

张彦的采访是「参与式观察」路线,跟久、采多、写深。(摄影/蔡耀征)

近期他对宗教的研究,写入《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一书,里头提到法轮功与六四,也写真描绘政府的打压,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版社买下版权。《纽时》对此书的介绍是:「渴望信仰并为生命寻找意义的一般中国老百姓,来不及等待习主席精心打造的中国梦。道教、佛教、儒家的信徒现在被允许重建寺庙,往昔仪式传统的记忆再次复苏,被信徒重新带回中国。」

「带着Gucci包的女生拿着香」

2月,张彦来台参加国际书展,距离上回来台已是9年前,走在台北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他拿着手机拼命拍照,像个淘气的大男孩,张大双眼,指著道路另一边的大楼说,他在台北时这大楼就在了,在他眼里,「台北并非漂亮,却是有趣的城市。」他说台北从街道到人情处处洋溢着「人的尺度」,而不是北京八线道似的巨大街廓。新书发表的这天,他身上飘着淡淡硫磺味,原来在台北他不是住饭店,而是赶赴老朋友、前《人间杂志》摄影钟俊升在阳明山的家。

记者有各种融入环境的方式,张彦总能在第一时刻找到最适当的距离、最新鲜的眼光,台北的闲适让他轻松地打了几个哈欠,这是他在中国少有的感受。多变复杂的中国随时让人警醒好奇,外派中国的记者总有写不完的主题,而宗教,是萦绕张彦30年的课题。

之所以选宗教这个题,源自张彦虔诚的基督教徒母亲。「22岁去到北京,庙里是空的,人非常少,道士也少。现在去雍和宫,带着Gucci包的女生拿着香,这样的照片是以前看不到的。」张彦见证1987年文革后,中国7成5的庙宇和教堂被破坏殆尽;如今,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却允许大量修复庙宇,甚至将儒道佛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发扬光大,山西阴阳先生送葬的道教音乐表演,还登上美国卡内基音乐厅。

30年间,中国成长为2亿佛教徒、1亿道教儒教的民间信仰者、6到7千万基督徒、2千万的穆斯林、1千万天主教徒的信仰大国,光基督徒成长人数就已与共产党员等量齐观(注:对于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各界评估的说法,从7千万到1亿人都有。而根据《新华社》引述中国共产党内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为8,956.4万人)。

在张彦笔下,清楚瞧见中国如何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国家,也看见底层市民透过血缘、地缘、业缘组织所串起的信仰组织,人们也许不再信仰共产党,也谈不上要积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芸芸众生却在巨大的政经局势变迁中,用各种方法找到心灵的寄托。

坐、练棍、观法事,以参与式观察深写人物

张彦的采访是「参与式观察」路线,跟久、采多、写深。

在为《华尔街日报》、《纽时》工作时,张彦和多数记者一样,有截不完的稿子,但张彦有规定自己,每个月至少有一星期要离开首都,「不能一直在北京⋯⋯,中国很大,不能老在首都,不能老跟别的记者在一起。」杂着外国口音、却流利精准的中文,是他融入中国的关键。

和许多记者相比,张彦不走「采访少却写很多」的路数,不喜欢主流媒体强调「效果」的模式,他觉得那看不透彻,容易下错判断,宁可跟久、采多、写深。他大量阅读学术论文、随时拍照影片记录、大量的田野⋯⋯这是他书写厚实的垫脚石。

他的采访是费时耗神的「参与式观察」,例如:为了解道教的内丹术,他在浙江金华的山洞里摸黑体验打座,每回10天;为了认识道家的哲学思想,他反复阅读《道德经》;他跟着香客上北京妙峰山进香,有一次练棍的师傅挑战他说:「你老问那么多问题干么,应该自己下来练,才会更清楚我们的信仰。」他觉得有道理,于是开始和翰林院师傅练棍,他几乎每年春节都会回到庙前,舞一场师傅教他的「套路」。

中国的宗教变貌,跟着张彦深厚的田野被写入了他所工作过的《纽时》、《纽约书评》杂志(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等媒体,透过他的书写,读者系统性地了解法轮功如何在1999年被国家禁绝。张彦交织个体故事与政府政策,从一位入狱并被虐死的法轮功信徒故事出发,他深入山东潍坊的小城,追踪死者的女儿如何经历上访,针对母亲被虐死向政府要公道却又失败的过程,详细描绘1990年代兴起的气功,是如何快速被喜爱,又是如何被打压得奄奄一息。系列报导当时刊在《华尔街日报》,为他拿下了2001年的普立兹奖(注:《野草—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一书里的第三部《转法轮》有更深厚的书写)。

田野30年,张彦觉得中国是在改变的,人民在寻求新的价值观。(摄影/蔡耀征)

近平父子的宗教治理观

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敬智认为,张彦能正确解码当代中国复杂的政治与宗教的纠缠关系,应是他持续被权威当局容忍的关键。张彦本身的国籍与文化并未局限他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刻理解。

从2010年开始,他由记者转型为作者,把更多力气用在写书,陆续完成《野草》及《中国的灵魂》,后者的中文译本是厚达600页近30万字的书写,里头他巧思地以节气为基底,用5个故事贯穿全书,每个节气里都有5个敍事主轴:北京的香客团、山西道教的阴阳先生、成都的家庭基督教会、浙江的气功大师(包括已故的南怀瑾),最后是以习近平为主的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他从阴历年、惊蛰、清明、芒种、中秋写到冬至,走完这本书,也看见中国数十年宗教的兴衰与流转。

在书中,他历时性地描述了中国近40年的宗教治理观,而这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父亲紧密相连。

文革时代对宗教的整肃,在毛泽东于1976年过世,以及习仲勋被关押再重返政治圈后,有了大的转变。习仲勋在1982年发布了总长1万1千字的「中共中央十九号文件」,在这份文件里,告诚中共党员不能推行、但也不得禁止某种宗教,并同时呼吁重建寺庙、安置宗教人员。

就在同年,29岁的习近平到了河北正定,他后来在这里批准正定县的临济寺重新对外开放。书中描绘了这个背景脉络,张彦也采访了在临济寺的信仰者,这群佛教禅宗的信徒说:「好吧,当然啦,他(指习近平)是不会拿香的。」、「⋯⋯这寺庙是怎么重建起来的⋯⋯还需要我多说什么吗?行动比说话更有力量。」

在苏醒和打压之间

张彦的英文书写完成于2017年,书中他对中国宗教的发展偏向乐观,但张彦说他从2012年开始已明显感受到政府出手打压的力道。

2017年9月,中国公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这个新法强调「宗教情感」而不再谈「宗教自由」。长期研究中国宗教的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郭承天曾为文解释,习近平上任后是采取「宗教中国化」的政策,对于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要求增加「爱国主义」的教育训练,要支持中国共产党统治、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对于过去两年,中国对伊斯兰教和基督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压,张彦的感受是:「(中国)政府的(伊斯兰再教育营等)政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可能会有几十年的效应,会创造好几十年的问题。你不可以这样压抑一个人的信仰,用很粗糙的方式压抑宗教,这会创造相反的效果。」

历史总是不断辩证、回归,时而更好时而更糟。

而此刻的中国相对过往在经济发展、生活有很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却持续压缩宗教团体、公民社会的空间;对个人自由意志的紧缩,让少数坚持者仍在以肉身对抗。

宗教复兴是否能带来中国的稳定?

2017年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罹患肝癌过世,他被软禁的妻子刘霞在2018年7月获准出境,来到德国柏林。当时在柏林的一场悼念刘晓波的音乐会上,张彦给了个德文短讲,他把刘晓波比喻为1898年戊戌变法时的谭嗣同,他们两人的命运相似,都是为了理想死在国家手里。当时在现场的台湾驻德记者林育立被张彦的话打动,他说:「张彦认为刘晓波的思想与想法会留在中国,会被中国所接受,就像谭一样。我觉得这个结论下得很勇敢。」

如今张彦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教书和田野,其他时间在德国,准备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博士。

这次接受《报导者》的专访,他描绘个人的精神信仰和国家机器的自满和暴力,怎么彼此利用,而宗教复兴是否能带来中国的稳定?

被时代丢入最丰富的场域里,透过庶民社会里众多微小的演变,反照出中共领导人的思维转变。张彦让人看到进入和理解中国的难与惑。

田野30年,张彦觉得中国是在改变的,人民在寻求新的价值观。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专访,部分纳入张彦在台演讲、讲座内容,以问答形式呈现。

问:从你的田野研究来看,中国的宗教自被打压到复兴,历经怎么样的阶段?

毛泽东时代迫害很多宗教,而1970年代末期到2010年改革开放结束的这30多年,(中国)政府不特别支持也不特别反对宗教,所以发展得挺快,虽然中间对法轮功有些措施,但基本上是允许宗教,而且增加得非常快。

2010年左右,(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认中国有价值观的问题,特别是文革后,95%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那他们会信什么?政府觉得有些宗教和民间信仰是有用的。像恢复一座庙是很简单的,于是庙一直扩大。但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政府觉得这两个宗教受到国外的影响,不来自中国本土,是透过传教士、鸦片战争之后进入中国的,所以与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有矛盾;天主教更有问题,因为天主教的头在义大利。所以中国政府基本上是怀疑这两个宗教。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富有,但老觉得心理不平,人寿年丰,却要解决心不平的感觉。按照共产主义思想,人愈富有、宗教信仰愈下降,穷或没教育才会去信仰;但在中国是相反的,是跟着国家的富有,宗教也增加。再加上中国社会没有底线,人们在寻找价值。

经常很多人问我中国信仰的分布,大约有4亿人经常参与寺庙教会清真寺的活动。2亿佛教徒、1亿人有民间信仰(注:包括儒教道教等,但民间信仰很难得到具体数字,因为对实践者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2千万穆斯林、1千万天主教友,基督教徒增加得最快(注:中国文革后破坏大量寺庙和传统文化,但基督教因不需要具体的庙宇等建设,可以在家庭里读经祷告,而迅速在民间被接受), 6~7千万,也有人说1亿,但1949年时才1百万名。

问:习近平是继毛泽东后最强硬的领导人。他一方面积极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宗教旅游等怀柔政策恢复中国的精神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压抑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您怎么看共产党对宗教的治理?

政府是要严格的控制宗教。他们认为改革开放阶段,社会从网路、媒体到NGO都过度宽松,所以这是政府要消除的。但政府太强大,它能够控制社会的许多面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样很好,他们希望社会稳定、人民乖而驯服。这个政府像是个帝国,像横扫欧洲的罗马帝国,因为扩张得太大而让自身变得不稳定,中国政府有点像那样,控制了网路、媒体、宗教,冒着让社会变得空洞空虚的风险。

这是为什么贪腐在中国变成如此大的问题,因为解决贪腐需要有监督者,但中国却缺少提出建议和监督的管道,我想这是最大的风险。如果中国想在经济上更上层楼,它需要更多空间和创意,像华为能制造好的手机或有趣的app,但它不是真正的创意,它是因为独占市场而创造了这些产品;谈到中国的软实力,基本上是零。

问:所以宗教复兴不一定会带来更稳定的中国?

我想政府是希望如此的,但事实上不必然带来稳定,因为中国政府有自己的企图与目标,所有的宗教组织也是。政府希望所谓的传统宗教组织提供稳定性,但从历史上来看,政府永远想要利用宗教,只是不那么成功。

曾长期(1995-2009) 担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叶小文之前到美国时,有人问他:「一个无神论者要如何管理宗教?」我记得他这么回答:「我就像足球赛里的裁判,我不在球队里,我不在这个或那个球队,我就在中间,我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我是管理一个多元信仰的国家最理想的人。」

以前改革开放时,政府是谁都不太喜欢但谁也不太反对,有点像同时反对或同时允许,但若按照政府现在的政策,中国却会创造一个不稳定的状况,因为它是偏一个宗教,反对其他两个宗教。

问:你过去30年来看到宗教在中国复兴,但有想过中国会大力打压外来宗教吗?

有的。在我的书里,我记录了2012年开始的打压行动,一直写到2016、2017年,那时很明显感受到政府要出手的焦虑。像我书中成都「秋雨圣约」基督教会的王怡,他总是一直告诉我,他预测自己会被抓、政府会反对他;从书一开始到最后一章,他谈到基督徒都想往城里跑,当人们生病、需要钱时,他们就往城市跑,城市有工作、有医院,就算被踢回农村,还是会不断到城市讨生活。王怡预见教堂会被拆除而自己会被逮捕,他知道他不是在搭建一个永久不灭的地方,就像一个终究会被摧毁的艺术品一样,他一直知道自己的时限。

问:中国政府对两个宗教的打压,会减少人们的信仰吗?

王怡在2018年12月初被抓了,包括100多个教友被抓了。但可以想一想,如果中国有6~7千万个基督徒,5成是在政府承认的教会,5成在地下或家庭教会,如果每个教会最多有500个人,那表示有数万个类似的地下教会存在。虽然这教会的牧师被抓了,但还有很多教会,基督教还会增加信徒。

但伊斯兰是另一件事情,因为伊斯兰教徒是非汉族的少数民族,10个少数民族,其中最大的是回族,还有维吾尔族。这个问题是跟民族的政策有关系。新疆的再教育营,反应了政府担心信仰人数的增加。我不觉得伊斯兰教的信徒会减少,我觉得政府的政策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会创造好几十年的问题。因为他们现在的政策是完全错的,你不可以这样地压抑一个人的信仰,比如说你的胡子太长或女人不能穿头巾上公交车,这发生过,这政策完全是反效果,你想减少伊斯兰教人数,相反地会变得更大,我也出过一本书关于欧洲的伊斯兰教(注:《慕尼黑的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这些行动会对中国的西部带来很大的问题。

问:台湾的宗教对于中国的宗教复兴有影响吗?

有些学者认为宗教帮助台湾民主化的转变。但在大陆,他们的限制比较多。我2017年给《纽时》写了一篇关于佛光山的文章,星云大师想回去大陆,他在那出生的,想在那边发展佛光山,但(中国)政府不是特别让他做这个。习近平和他3次见面,后来星云生病,没办法积极工作,北京比较想谢谢他,因为他支持与大陆统一,所以让他在扬州开图书馆,在上海北京开文化中心,在宜兴开了一个庙,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不会让他做大规模的活动。南怀瑾也是如此,他的书是可以出版的,但他活着的时候不能做公开的活动,他开了一个中心,大学堂在苏州的郊区,太湖边偏僻的地方,但基本上没有对外开放。

问:中国积极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软实力,特别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对外国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吗?

我认为不是那么具吸引力,并没有太多人到孔子学院里。也许在非洲或中亚有所不同,但在西方国家,孔子学院的活动不那么有趣。举例来说,你看到德国的歌德学院办的活动,你去那里,可以看到关于土耳其移民的电影,可以知道他们在德国生活所面对的挑战,你会觉得,嗯,那是有趣的,德国原来有我不那么清楚的社会问题。你会进一步想,德国居然允许土耳其的纪录片在德国文化中心被看到,而且是批判德国的影片,这是件好事。这反而更有助于德国的形象。但中国从来没有过这些,孔子学院没什么让人感兴趣的活动。

问:中国试着创造各式的「中国模式」,不管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的基督教等。你认为「中国模式」这个词所创造的效益目前是被正面理解吗?

10年前我去哈佛大学访问一年,我针对法轮功议题给了演讲,当时有3、4个非洲的研究员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权很糟糕,但你可否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把经济搞得那么好的,因为我们在非洲想学习这个。

我觉得在某些国家,中国可能仍有吸引力,或至少值得研究。但中国发展的模式并不那么特别,它只是运用廉价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进展到中等收入的国家。台湾、韩国和很多南美洲国家都经历过。但问题是如何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台湾、韩国、爱尔兰做到了,但不是很多国家都能做到,那才是有意思的部分。

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中国就没有个模式,他们只是以社会控制和威权在处理,没有特别之处。

问:宗教复兴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理性还是更迷信?

中国宗教复兴是怎么改变中国?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民主?如果我把现在的中国对比20年前的中国,当然不能完全说跟宗教有关,但在寻求人道的价值观上,我觉得宗教是有影响的。1990年代初,上公交车像打仗,但现在大部份时候(人们)是会排队的;而我这两年头发变白,有人就站起来(让座),基本上都会站起来。在纽约和柏林也不会这么做,这是小小的例子。我觉得中国是在改变的,他们是在寻求新的价值观。

问:但中国政府不再谈普世价值这概念。

普世价值是个敏感的词,中国政府不喜欢,但知识分子是有的,这不一定是西方才有的想法。我想,尊重不同的意见、听取不同的意见并接受,这不只是儒家,在其他文化中也有。我想部分的中国还是遵循这种普世价值。

问:你贴身采访过法轮功被禁止的过程,是否发生过任何危险或感到恐惧?

我是不是感到恐惧?不会。对我来说,我并不想被驱离中国,我喜欢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有记者工作签证、记者证,所以我可以访问人们,但我不被容许违反中国法令。他们知道外国记者会问敏感问题,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情况是被驱逐出境。但对我的受访者而言,特别是农民,他们不清楚风险。我采访过陕北的农民,他们有时会说很批判的话,说粗话,他说「这是我的身分证,你把我的话登出来」。但我有责任告知甚至教育他们,特别像在法轮功的采访里,《华尔街日报》是很重视伦理的,我们刊登文章前一直和律师讨论,然后再跟受访者确认,「你确定你要用真名吗?有怎么样的风险会发生,公安可能会上门。」

问:做为一位记者,你会把改变中国当做你的目标之一吗?

不会,那不是我的目标,我不是运动者。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记者,也许那可以是你的目标;但对于一位外来记者,我觉得这目标是太骄傲了。如果你说:「我来到这个国家,而我想要帮助改变中国!」这好像只有混蛋才能这么想。不过的确有人会这么想,而这么想的人在5年后,可能会说「我很失望」或「中国很差」这样的话,只是你怎么可能期待中国在你所在的那5年有改变?这是很不智的想法。但如果你写些东西把它记录下来,也许就是贡献了。

这也是普立兹奖让人觉得很怪的一件事,它其中一个得奖指标是「这篇文章是否带来改变?」也许在美国你写了一个化工厂的灾难,促成环保法令的修正,那可能发生但也不常见。这个年代好像每件事情都需要马上看到结果。

我觉得对记者来说,在中国报导里有很多误解,把事情描述得公允和正确,让人们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对我而言就足够了。

问:最后想请教,你是否看到中国的侵略性格吗?特别是针对台湾。

他们有想侵略其他国家吗?我想当一个国家越来越强大,就会有反对他的国家。很多战争因为错误而开始,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因为有人坐下来计画想侵略法国,我要这样那样,而是因为有个人被暗杀了,没人喊停,大家说我要这样做、那样做,后来就开战了。很多战争开始都是因为错误的估算。

对他们来说,北京的氛围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和美国有多少航空母舰巡航无关,如果你不做点什么就完蛋了,像是发射飞弹或是做点侵略的行动,就算是失败也好,那是个基准点。以现在北京的自大,如果台湾宣布独立,而北京不侵略台湾,那个政治领袖就完蛋了,不是习近平而已。但如果台湾不宣布独立就缺乏侵略台湾的正当理由。

但有件事是让我吃惊的,就是我听说台湾媒体有不少中资的影子。美国《时代》杂志(TIMES)在加拿大贩售不久后,加拿大就通过内容法案,要求媒体要有50%关于加拿大的内容。与大国相邻的小国如何保护自己,除了军事外,还有其它层面。你不锁门就不能抱怨有人来偷东西,你只能怪自己。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庄璧绮对此QA整理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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