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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跑路天后”张爱玲的饥饿故事|长平

野兽按:这些日子里,据说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对着张爱玲的照片拜一拜,称她为“跑路天后”。时评人长平认为,人们也应该读一读她描写“饥饿”的作品《秧歌》——堪称中国版的《1984》。


长平观察: “跑路天后”张爱玲的饥饿故事

日期 20.04.2022

作者 长平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动态清零”政策的严防死守中,能够逃离上海的人只是幸运的少数。以至于阿裡巴巴副总裁贾扬清从上海到达美国之后,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在社交媒体上晒“关系”。遭到质疑之后,他澄清说因为“生病”才到美国。我相信很多上海人听了更加嫉妒:原来有人生病了还可以看医生!

这些日子里,据说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对着张爱玲的照片拜一拜,称她为“跑路天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轻的张爱玲颇受当局礼遇,曾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穿着旗袍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还被安排下乡参加土改体验生活。但是,先知先觉的她于1952年7月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港大学业”为由,申请赴港,随后迁居美国。与她背景相似、留在大陆的作家苏青、关露、周瘦鹃等人,大多没有躲过残酷的政治迫害。

当年的张爱玲显然精心计划,侥幸逃离。她后来多次仔细回忆这段经历。例如,过了罗湖桥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脚夫还认为还不够安全,撒腿飞奔,穿过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胡适认为《秧歌》的书名应该题作《饿》

很多新闻事件都会让一些经典作品再度走红。遗憾的是,从网络信息看,那些每日祭拜“跑路天后”的人中,大概很少人因此去重读张爱玲,尤其是她的那本跟她的“跑路”、也跟当下上海的境遇密切相关的小说《秧歌》。

关于她的去国,流传最广的理由来自她的弟弟张子静的晚年回忆:1951年春两人最后一次会面,张子静问及姐姐日后打算,她回应:“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假如这是原话,那也只能说明张爱玲觉得这样适合回应一直处于她的鄙视链下端的弟弟。但是,很多人用来强化张爱玲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人性的说法。

《秧歌》无疑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小说,也更加直截了当地讲出了张爱玲的政治观点。

我们先来看看这部小说和当下上海疫情的关系。在台湾皇冠版的《秧歌》扉页上,印着胡适的手迹:“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读过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都是被安排去农村体验生活,别的同时代作家写出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金光大道》等歌功颂德作品,张爱玲则看见了农民的饥饿,看见了政权的实质以及未来的走势,并着手从《人民文学》、《解放日报》以及口头传说中搜集素材,构思“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

张爱玲写出了中国版的《1984》

《秧歌》写了两个并行的故事,一个是1951年底上海近郊农民月香一家在新年前夕的悲惨遭遇。土改的结果是农民斗倒了地主,却遭到政权更严重的盘剥,富庶江南成为饥饿之地。饥饿的农民发出抗议的声音,上级派兵镇压。月香的儿子被踩死,丈夫受伤身亡,绝望中放火烧掉粮仓,自己也葬身烈焰。

另一个故事是讲电影编剧顾冈被安排下乡体验生活,写一个关于土改的电影。他看见的是乡民饥肠辘辘,自己也亲历了饥饿的痛苦,但是他仍然迎合上级要求把痛苦写成了欢乐,把农民群体抗议政府写成了他们反抗地主压迫,还把月香纵火自焚写成农民对国民党的愤怒。

也就是说,《秧歌》不仅讲述了一个政权制造的饥饿和迫害等人权灾难,还揭露了这个政权怎样看待底层的苦难,怎样留下“正确的集体记忆”。毫无疑问,张爱玲写出了中国版的《1984》。

鼓乐声一直响到今天

张爱玲在小说中讲述了饥饿的感受:“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地咬啮著他,钝刀钝锯磨著他。那种痛苦是介于牙痛与伤心之间,使他眼睛里望出去,一切都成为梦境一样地虚幻……”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再次看到类似的饥饿记忆,要等到三十年之后张贤亮、余华、莫言等人的作品问世。

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写道,饥饿是不能讲出来的。“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说乡下人都在饿肚子,这话是对谁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当作‘国特造谣’给逮了去”。

不仅如此,下乡体验生活的人还要说自己长胖了,“去了那么一趟,把他们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如果你长瘦了,也没治好什么病,那是因为你思想没搞通,是落后分子。

张爱玲恍然穿越到了当下——在她的笔下, “农民对于‘大锅饭’这样东西一向感至恐怖,然而现在大家饥饿到一个地步,竟由恐惧一变而为憧憬了,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这可能是一种政府救济的方式”。

新年到了,农民被组织起来。他们饿着肚子,跳着秧歌。“呛呛凄呛呛!呛呛凄呛呛!”——小说结束了,但鼓乐声显然一直响到今天。

“没有任何逃离的喜悦,心中满是苦涩。走在空无一人的街上,无比凄凉。上海,我深深爱着的故乡啊,你又何以至此。蚍蜉无力,在更严厉的静默前,幸运的拿到了路条,我偷偷的开车+共享单车+走路去机场,连滚带爬的离开了上海。”这是一位叫“猪三蛙@hdjsksnsbdnsjs”的推特网友两天前分享的逃离经历。

长平观察:上海的饥饿实验

中国政府坚持“清零”防疫政策,丰衣足食的上海出现严重的饥饿现象。时评人长平指出,饥饿是一种政治实验。欧美通过社会来控制疫情,中国利用疫情来控制社会。

日期 13.04.2022

作者 长平

(德国之声中文网)"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这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他的名著《贫困与饥荒》第一章中写下的第一句话。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句常识性的判断可谓振聋发聩。1949年之后的几代中国人都一直在挨饿,但是他们深以为然的解释是"人口多、底子薄"和"三年自然灾害"。今天,历史从未如此形象生动地将这句话呈现在上海人面前。 

中国政府为了执行严格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一夜之间将两千多万上海人囚禁在家中。即便家财万贯,而且超市尽在咫尺,人们也可能得不到基本的食物。 

上海出现了严重的饥饿现象,但是还没有发生饥荒--这样说会让很多人认为,饥荒仅仅是指饥饿人群在数量上的升级。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者的定义中,饥荒是指一种政治行为的后果。在《饥荒与政治》里,法国学者、反饥饿国际人道行动组织主席西尔维·布吕内尔(Sylvie Brunel)说,饥荒是指整个群体的食物完全中断而无任何力量制止这个进程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判断某地是否发生饥荒,除了饥饿人群的数量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考察整个人群的食物中断是否能够得到制止。 

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从武汉开始,先后在全中国20多个城市进行的封锁式疫情控制,是一场远离科学的政治实验。中国当局至今拒绝对病毒源头进行专业调查,也拒绝效果显著的西方疫苗,而坚持以规训人民为要义的"清零"政策,目的在于证明专制强于民主,也让丰衣足食时代的人们习惯传统控制模式。

"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在饿死至少三千万人的大饥荒年代,由于通过剥削农村来保护城市的歧视政策,上海被饿死的人口所占比例是相对很小。这也成为一些上海人攒聚优越感的历史原因之一。其实,专制政权对上海的羞辱并不比其他地方晚到半步。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上海就首当其中,大批资本家痛不欲生,近千人跳楼自杀,其中就包括至今还是上海食品骄傲品牌的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 

生理上的饥饿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但是,正如今天上海发生的情况,作为政治行为结果的饥饿从来都伴随着权力的滥用。"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这是中国作家、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个章节中的小标题。他写道:"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在这里,我只摘录其中和今天的"清零"运动极其相似的一些现象。1958年秋天,上海市奉贤县提出 "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10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多人。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岁左右,最小的仅6岁。11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屋烧掉,致使民众流离失所。 

饥饿是一种社会控制策略 

专制铁拳所到之处,无人可以幸免。但是,我列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加入这样的讨论:上海比其他地方更应该遭到嘲讽。让人忘记历史,误解现实,本身就是专制政权的惯用手段。各地的选材和途径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同样是强化殖民记忆,在上海可能是美好的民国遗风,在香港则是痛苦的英国压迫。但是,在阿马蒂亚·森的描述中,很多东西都是共同的,其中包括食物从来都是掌控在权力者手里,经由权利来分配。因此,阿马蒂亚·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这跟很多中国人理解的"吃好睡好、岁月静好"(意思是不管政治民主不民主)的幸福生活显然不一样。

在"清零"岁月里,我们终于可以理解政治经济学者的断言:饥饿其实"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而是一种社会控制策略,是对付部分民众的武器,用以否定若干社会群体的生存权--我们也不妨仔细想想中国政府所宣传的"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到底是什么意思。 

西尔维·布吕内尔还写道:传统的饥荒通常被用来消灭政治当局厌恶的人群,或者制伏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们。她还说,今天的饥荒形式之一是 "被否饥荒",否认饥荒的存在可以用来阻碍外部世界组织援助行动。

网络流传的"金句"之一:"欧美防疫只有结束,没有胜利;中国防控只有胜利,没有结束。"这是因为,欧美通过社会来控制疫情,中国利用疫情来控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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