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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殉职的26个医护人|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截止到3月5日午间，丁香医生公布的国内疫情数据最新情况如下：
国外疫情数据如下：
在国内情况逐渐好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努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医护人。
本应该是阖家团圆的春节，他们却与家人告别，奔赴最危险的一线。他们工作时不敢吃喝上厕所，害怕浪费一件防护服。脱下护目镜时，他们脸上的压痕令人心疼。
但这群坚毅的人，也是普通人，而其中已有一些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截止到2020年3月5日，26位在本次疫情中不幸去世的医务工作者，请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年龄🙏🙏🙏：
90后：陈健（26岁）、夏思思（29岁）、彭银华（29岁）、宋英杰（28岁）
80后：李文亮（34岁）、王土成（37岁）
70后：董李会（41岁）、黄文军（42岁）、宋云花（46岁）、朱峥嵘（48岁）、张建华（49岁）、包长命（49岁）、肖俊（50岁）
60后：刘智明（51岁）、徐辉（51岁）、毛样红（51岁）、姜继军（52岁）、杜显圣（55岁）、江学庆（55岁）、梅仲明（57岁）、蒋金波（58岁）、柳帆（59岁）
50后：林正斌（62岁）、梁武东（62岁）、姚留记（68岁）、许德甫（69岁）
陈健
陈健，2017年4月入职奎香乡寸田村卫生室从事村医工作，先后负责孕产妇健康管理、儿童健康管理、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按照奎香卫生院安排，迟焕琴和陈健负责对寸田村新房、后山、中街等村民小组居家观察对象进行医学监测。
2月12日10点左右，陈健骑着同事杨昌娥的电动车，带着迟焕琴从寸田村卫生室出发，前往村民家中进行体温监测和防疫知识宣传后，行至寸田村漆树组李家湾子处时，因长下坡且坡度大，撞在距离路面约2米的一块石碑上。
这起交通事故，造成陈健遇难、迟焕琴受伤。
*以上内容源自：昭通新闻网，通讯员：彭洪、迟学斌
夏思思
夏思思，湖北武汉人，1990年6月出生，2014年6月毕业于江汉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同年7月到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参加工作，生前任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
过去一个多月，她一直与病毒战斗，直至生命之花凋谢。
1月的一天，值了夜班的夏思思本可下班回家休息。听说有位70多岁的老人病情加重，她又返回医院参与救治，协调专家会诊、检查。随后几天，因为担心老人病情，夏思思主动留在病房。
“当时这位病人已经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思思也知道，可她依然选择回来战斗。当时医院、医护人员都进行了准备和防护，她却被感染了。”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邱海华哽咽着说。
邱海华说，夏思思是科里7位医生中最年轻的一位，工作从不挑三拣四，一切服从安排，还经常主动帮别人代班。“医院有下基层义诊或大型医疗保障工作，她总是第一个报名。”
1月19日，夏思思突感乏力伴发热，随即住院治疗。“她依然十分乐观，我们去看她，她还经常询问医院工作情况，想早日重返岗位。”邱海华说。
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月23日凌晨，夏思思病情突然恶化，经多位专家紧急抢救，最终不幸去世。
夏思思虽然走了，但她的工位并没有空。为了寄托哀思，同事们连夜折了很多写满哀思的千纸鹤，一些同事还准备了蜡烛、菊花。为了抗击疫情，夏思思的很多同事如今依然奋战在一线。
夏思思父母和丈夫都是医生。夏思思去世之后，吴石磊医生压抑悲痛，说妻子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吴石磊医生并且还表示，料理完后事，还想像妻子一样上抗役前线。并且日前第二批确定下来的名单，有主动报名的自己。
网上曾有热议，是否应该让夏思思的丈夫继续奋斗在一线。
*以上内容源自：新华社，记者：陆华东、廖君
彭银华
彭银华，1990年出生，湖北云梦人，生前是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
2020年2月20日21时50分，在抗击疫情一线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的彭银华医生经抢救无效，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世。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彭银华的人生才刚刚展开，他29岁，将至而立之年，在去年才正式成为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呼吸内科医师；和妻子结婚两年，他原计划在2月1日为她准备一场迟到两年的婚礼仪式；妻子怀孕6个月，不出意外，在今年6月，他还将成为父亲。
但他是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呼吸内科医生，疫情来临时，他所在的科室成为抗击疫情的一线。
1月25日，因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彭银华不得不中断工作，住入病房，成为病人。
2月20日21时50分，彭银华的人生戛然而止，连续住院救治27天之后，因为病情加重，他在金银潭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2月21日，追思会临时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五楼的报告厅举行。厅内布置简易，彭银华的肖像被投影在厅前的屏幕上，照片中的他打着领结，穿条纹西装，微微斜倚着身子。那原是他为婚礼准备的照片，如今被作为遗照。黄、白色的雏菊就间次摆放照片下的方桌上。
疫情发生时，距彭银华成为正式医生才过去半年。2015年6月，彭银华招聘进入到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实习，2016年，在考取执业医生证后，他去到协和医院本部进行了为期3年的培训，2019年6月回到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正式成为一名呼吸内科医生。
1月21日，彭银华所在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被列为第二批投入收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住院隔离病区。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刘本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疫情暴发初期，该院还未被列为定点医院之前，居住在武汉郊区的非重症和非危重症的患者，若城区医院暂不收治，患者们都会涌向这里。而截至2月14日，该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累计接近600人。
妻子钟欣回忆，1月下旬以来，彭银华明显更加忙碌，“他总是加班，经常晚上回到家都是10、11点左右”。在医院的隔离病区组建以后，彭银华作为呼吸内科医生，需要"白班加夜班"轮班倒，他变得更加忙碌，因为担心给家人带来感染风险，彭银华干脆住进了医院，此后再没有回过家。
彭银华在医院忙碌的时间里，钟欣只能通过微信和他交流：“我让他不要太劳累，要注意休息时，他却说不累，说这样的忙碌让他觉得很充实”。
两人只在大年三十那天见了一次面，钟欣去医院给彭银华送日用品，东西放在医院住院部放下就离开，彭银华来取的时候，夫妻俩面对面站着，隔着两三百米的距离通电话，那时候的彭银华戴着口罩和帽子，看不清表情，二人在电话里相互打气，钟欣远远地给他比“V”，是胜利的手势。
她没想到这会是自己和丈夫的最后一次见面。
彭银华去世的消息在深夜震惊了很多人，多数熟悉他的人，是在他去世的消息来临时，才首次知道他患病的情况。人们怀念他的悼词里，“踏实”“阳光”“大男孩”这些词数度被提及。
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共事的半年里，彭银华的同事胡珺回忆：“平时都是支助中心的护士过来陪检查，但是有时候支助忙不过来，彭医生自己就主动出来，8点钟下夜班就可以走了，但是他会陪病人检查，至少花3个小时，他会承担一些本身不是他的任务。”
在彭银华还在武汉协和医院进行为期三年的规培时，医生张靖（化名）就对他印象深刻，“闷头做事，从不张扬”。有一年春节，二人在医院值守，两天之内收治了十几个病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张靖看着彭银华“跑前跑后，有条不紊，一点不慌忙”。
张靖见到彭银华的最后一面，是去年在协和医院，他来办规培的结业手续。彭银华憨憨笑，告诉自己，“老师，我签协和江南医院了（即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彭银华去世后，一张由护士拍下并被广泛传播的照片里，彭银华躺在金银潭医院的病床上，伸手比“V”。张靖看着难言酸楚，觉得是熟悉的彭银华，“阳光、乐观，像个‘大男孩’”。
*以上内容源自：新京报，记者：魏芙蓉、梁静怡
宋英杰
宋英杰，1992年11月出生，衡山县开云镇人，东湖镇马迹卫生院药剂组副组长，主持药剂组全面工作。2月3日零点值班交接完班后回到宿舍，突发心源性猝死，因公殉职。
宋英杰的两根眉毛又黑又粗，弯弯地耷拉下来。医院张贴的证件照中，他身穿白大褂微微笑着，浓眉大眼。这名湖南衡山县的“90”后医生，从大年初一（1月25日）开始，连续多日在岳临高速东湖高速路口对过往人员进行排查，检测体温。
2月3日凌晨，宋英杰和同事在高速路口值班后，回到在医院的宿舍。同日下午，宋英杰被发现在医院宿舍内猝死。
曾在同一个科室的医生阳丹说，宋英杰很年轻，看起来身体很不错，平日里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每天还会抽时间去散步，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让人意外。
疫情发生后，根据当地卫生部门的统一部署，多个医院都抽调了人员，在辖区内各高速公路路口等进行值班，对途经、过往人员的体温进行检测、排查。宋英杰和马迹卫生院的副院长杨艳都在这支队伍中。
过年放假后，不少公共交通因疫情暂停，马迹卫生院一些外地的工作人员没办法返回医院。宋英杰家在本地，父母就在衡山县。“所以接到通知后，大年初一他就返岗了，我们从当天开始，一起在高速路口值班。”杨艳说，在高速路口的测温排查值班每天“三班倒”，每一班值8小时。
最大的感觉就是冷。杨艳说，他们虽然穿着白大褂和防护服，但恐惧和紧张一直都伴随着，高速路口风很大，感觉格外冷。
宋英杰从初一“开工”后没有正常休息。除了临时在高速路口的值班，他是医院药剂组副组长，因为医院人手不够，在没被排班的白天，他就在医院的药房里，负责药材的管理、分发、盘点等日常工作。
2月2日下午4点接班开始对过往人员测温排查，到当晚12点下班，杨艳并没有发现宋英杰有什么异常。在凌晨交班后，两人从高速路口回到医院，各自回宿舍休息。
2月3日，有同事给宋英杰打了电话没人接听。知道他前一天值班到夜里12点，同事以为他在休息，就没有再打扰他。下午两点多，杨艳在群里发消息，招呼大家下午在单位吃饭，也没有得到宋英杰的回复，杨艳没有在意。
下午5点左右晚饭后，杨艳又给他拨了两个电话，还是没人接。“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不管是消息还是电话，他都很快就会回复。”杨艳觉得奇怪，就去宋英杰的宿舍敲门，里边没人应答。
再打电话，铃声从里边传出。杨艳心里有不好的预感，和闻讯赶来的同事一起把门踹开。叫宋英杰的名字，没得到任何回应。同事发现，宋英杰早已没了脉搏，身上也已冰凉、僵硬。
*以上内容源自：新京报，记者：康佳、邵骁歆
李文亮
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因最早于2019年12月30日向外界发出防护预警，而被称为疫情”吹哨人”。
2019年12月30日，他在同学群中发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
因为他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显示检出SARS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出于提醒同为临床医生同学注意防护的角度，他发出了警告信息。
其实，他当时有所不知的是，它并不是SARS病毒，而是一种全新的病毒。
但不久后，他就被当地派出所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批评。
公安局找到他，要求他签了训诫书，并对他提出严厉警告，训诫他如果不听从劝告和悔改，继续从事违法活动，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武汉警方发布通告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处理。
李文亮就是这8名“违法人员”之一。李文亮1月31日在病床上，说出自己被公安局传唤的原委。
签署了训诫书之后的李文亮继续留在医院工作。而此时此刻的武汉当局也试图阻止人们“造谣传谣”，稳定人心。
但随着病毒疫情的发酵，死亡和感染病例的与日俱增，武汉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封城计划。
没有人再说这8名“吹哨人”是造谣者。但问题是，这已经为时过晚，病毒疫情已经在武汉和全中国蔓延。
1月8日，李文亮接诊了一位年长的青光眼患者。第二天，这位患者就发烧，并出现了肺炎的症状。
当时，李文亮就高度怀疑这位患者患的是这种新型肺炎。
1月10日，李文亮开始咳嗽，随后病情加重，并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不仅如此，后来李文亮的父母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并被送进了医院。
1月20日，中国终于承认病毒疫情的严重情况，随后在1月23日实施武汉封城。
李文亮在1月30日的微博上说：“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他之前的几次测试都是阴性，但最后的一次测试终于确诊。
李文亮的微博帖子立即有数千评论表示支持。有人形容他是一名英雄，但担心李文亮的经历所反映的中国国情。“将来，如果医生发现传染病的迹象就更害怕，不敢提前预警了。”
还有人评论说：“中国需要上千万个李文亮，才能有更安全的公共卫生环境。”
1月31日，仍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李文亮通过微博讲述了他被公安传唤的经过。
他还在微博上传了一张武汉市公安局下属派出所让他签字的训诫书的照片。
2月6日，李文亮经抢救无效去世。
他的妻子付雪洁回忆道，她和李文亮在医院实习时相识，李文亮对她很好，凡事都要说“我要跟我老婆商量一下”。
李文亮住院时，他们每天都视频聊天，去世前一天他还发信息说“没事”。结果事与愿违，付雪洁最后是从新闻上得知丈夫离世的消息。
武汉作家方方在她的日记里写到：“中午，有武汉人在大声叫着：李文亮的家人和孩子，由我们武汉人养起来！响应者众。晚上，武汉人要在李文亮昨夜去世的时间关灯，用电筒或是手机，向天空射一束光，吹响口哨。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
*以上内容根据网络媒体报道综述而成
王土成
因劳累过度，突发急性心肌梗死，2月10日，河南省长葛市董村镇新王庄村村医王土成，将生命定格在37岁，连续多日鏖战，他最终倒在了战“疫”一线。
新王庄村卫生室，王土成生前接诊过无数病人的诊断室内，再也看不到他忙碌的身影。
一张破旧的接诊桌上，摆放着新王庄村武汉返乡人员居家隔离家庭消毒记录表和体温记录表，日期定格在2月9日。桌子后边的墙上挂着王土成的白大褂、听诊器和出诊包，一旁的柜子内装着全村居民的健康档案。
“土成是我们村的村医，每天都要到隔离人员家庭帮助测量体温，并指导他们进行家庭消毒。”除了做好隔离人员测量体温、填表上报日常工作外，王土成还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每天在村里的微信群里讲解新冠肺炎预防，增加大家信心。
“作为一名村医，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及时检测和排查疫情是我应尽的职责。”王土成对人说。
就这样，他每天穿着白大褂、带着口罩、拿着体温计、背着随访包上门宣讲防护知识，跟踪隔离人员情况，毅然决然履行着村医身份带给他的责任与义务，为村民在疫情防控中筑牢第一道“堡垒”。
为了家人安全，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王土成和家人主动自我隔离，单独居住在一个卧室。2月10日9时10分，王土成被家人发现猝死在卫生室的休息室内，疲惫的他抛下妻子和13岁的儿子、4岁的女儿，永远地“休息”了。
*以上内容源自：人民网，编辑：董雨吉
董李会
董李会，生前是荆州区城南高新园管委会卫生健康办公室主任。
自2020年1月23日以来，连续25天奋战新冠肺炎抗疫一线。2020年2月16日17时50分，因工作劳累突发急性心力衰竭倒在办公桌旁，第一时间送荆州中心医院抢救。
2月17日13:05经医院抢救无效因公殉职。经医院诊断和相关检测，排除新冠病毒感染。
黄文军
黄文军，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不幸染病去世，享年42岁。
1月24日，除夕，孝感市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并发布封城通告。黄文军医生当天就申请去隔离病房，共赴国难。他在给科室主任的请战短信中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妻子胡小平说，黄文军在1月27日开始表现出发病症状，居家隔离两天，第三天病得不行了才紧急送医。1月30日凌晨两点，黄文军被转运至ICU。2月3日，黄文军病情危重，医生准备插管抢救时，黄文军写下“不插管，我还好”，他知道插管过程中，大量带着病毒的气溶胶有可能造成更多人感染。
“早点接我回家。”这是黄文军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其间，医生为了保护胡小平，没让她再去探望。“我特别难受，我答应接他回家，但这个承诺没有做到。”胡小平说。
在此之前，黄文军一直奔波在抗疫一线。胡小平说，丈夫是呼吸科专家，接触了很多病人，生病前仍去孝感市云梦县和安陆县会诊。黄文军多年的同事、该医院呼吸内科3病区主任谢志斌感慨：“他救下那么多人，却救不了自己。”
见惯了生离死别，他依然热爱生活。在微信朋友圈里，他会借口喝咖啡，去店里撸几只小猫。在一个灿烂的冬日偶尔感到落寞，他写道，“暖阳，黄叶，落寂人，相看两不厌”。
孝感市中心医院官网上有一篇黄文军2006年写的医生日记，其中记录了他作为一名普通医生的一天。他在日记结尾写道：“这就是三内科平凡的一天，这就是平凡的我一天的生活，没有多少诗情画意，没有多少豪言壮语，只有平淡，只有付出，就像花开，正于日出。”
*以上内容源自：中国青年报，记者：张艺
宋云花
1月31日，开展了一上午防控疫情工作的宋云花医生，在前往沈官园1号地的途中，13时30分许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年仅46岁的她再没能醒来。
时间回到1月25日，大年初一，很多人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时光，云南保山隆阳区青华街道太平社区卫生室医生宋云花告别丈夫和一双儿女，踏着家家户户的鞭炮声，投入到基层医护工作中去。自1996年毕业至今，24个年头，她早已习惯了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包括节假日与家人的分离。
1月31日上午10点半，暂时结束工作的宋云花抓紧时间往家赶，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她要赶在十二点接班才能换同事回家吃饭。就在经过太平村口的时候，一辆摩托车急速驶来，宋云花被撞倒在地，肇事者下车呼喊，但伤势过重的她几乎没有反应，随即被120急救车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
中午一点三十分，因抢救无效，宋云花不幸离世。
朱峥嵘
据江苏启东卫健委消息，2月22日 ，启东市南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组长朱峥嵘，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8岁。
他在年前就查出患有大动脉炎，但他藏起住院通知书，投入抗疫工作，本想扛到疫情结束再去住院治疗，但最终病情恶化。他在昏迷前还安慰家人说，一切都会好的，我很快就能回去上班。
为了克服人少事多的困难，他主动担责，在病房值班的同时还兼带发热门诊值班，把自身的病痛忘在脑后，从除夕开始陆续工作，整整二十多天，他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朱峥嵘的妻子陈丹是启东市疾控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流行病调查工作，自疫情发生以来，她也几乎每天都奋斗在疫情防控一线。曾多次要他住院被他拒绝。
张建华
张建华，1970年4月出生，生前是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湫坡头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科科长兼救护车驾驶员。
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坚守在乡村公共卫生事业一线，负责湫坡头镇公共卫生、慢性病、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扶贫等工作，并担负6000多户群众的预防接种任务。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病假未满的张建华同志积极响应号召，提前返回岗位，担负起了全镇所有单位消毒防控和7个村12个检查点的疫情防控宣传工作任务。
连续二十多天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一线，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2月3日，在为湫坡头镇财政所消毒途中突发昏迷，经抢救无效去世。
*以上内容源自：科技日报，记者：史俊斌
包长命
1971年出生的包长命是一名四级肢体残疾人，2012年开始担任村级残疾人专职委员。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搞了一场“突然袭击”，位于中国北疆的内蒙古虽不是“重灾区”，却因地广人稀、医疗资源不平均等现实因素成为疫情防控的较薄弱环节。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科右前旗卫健委紧急防控部署，对基层卫生人员进行培训后，要求所有村医第一时间分赴各自嘎查村进行入户登记、排查返乡人员身体状况。
作为嘎查唯一的村医，包长命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但凭借着20余年的从医经验和对每家每户基本情况的了解，迅速排查出30余名返乡人员，并承担起健康监测工作，守住了沙力根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卡。
早上，包长命便挨家挨户地进行排查，记录每一户的具体情况，为返乡人员测体温，为居家隔离人员发放口罩和消毒用品，逐户普及防疫防控知识。晚上，还要将数据汇总上报。
这样的工作强度让天生肢体残疾他略显疲惫。
1月26日，排查检测完第14名返乡人员后，包长命在返回沙力根嘎查卫生室途中晕倒，当晚因脑溢血去世，享年50岁。
这位残疾人心中的“老大哥”，为老百姓看了23年病的村医走了，离开了他智障的妻子、未成年的儿子、还有他年迈的母亲……
*以上内容源自：中华网
肖俊
肖俊，生前为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普外科医生。
据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协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消息，该院普外科医生肖俊，在抗击疫情一线不幸感染新冠肺炎，1月26日在该院住院治疗，1月27日，转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治疗，后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2月8日18时13分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世。
刘智明
刘智明，生前任武汉市武昌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中国神经外科专家，擅长颅脑外伤、颅内肿瘤、脑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
2020年2月18日10时30分因感染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去世，终年51岁。他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首位殉职的医院院长。
徐辉
徐辉，生前任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指挥部副组长和工作小组组长，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围产分会委员。
在一线连续奋战18天，2020年2月7日，徐辉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凌晨不幸在南京逝世，享年51岁。
徐辉在防控一线、在病房、在门诊，带领同事们制定了《南京市中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诊疗方案》，明确了应急预案、组建发热门诊、设置隔离病房、筹集防控物资……哪些病人需要留院观察？如何加强隔离？怎样对医护人员进行保护？她都一一参与。
直到2月6日晚上，徐辉在参加完一个会议后，拖着疲惫身体回家，倒下就再没醒来。实则，前几天她就感觉到身体不适了——左下肢出现胀痛。6日中午，普外科同事曾建议她“赶紧做B超检查一下”，但徐辉下午“忙忘了”。
“2月6日晚上，妈妈在电话里说马上到家，要休息一下”，徐辉的女儿说：“我还计划第二天陪妈妈一同去检查，没想到，她突然间就倒了下去。”
毛样红
毛样红，男，生前系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仙阳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毛样红根据防疫安排，在高速检查站检测过往车辆乘员体温。当晚9时许，一轿车途经此地看到信号后，误将油门当刹车，致车辆失控，撞倒毛样红。毛样红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家属介绍，当天因人手不够，毛样红主动申请加班。
姜继军
姜继军，生前系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医生。
2020年1月23日，姜继军在查房后奔赴发热门诊的时候，因呼吸心跳骤停，不幸离世。
据姜继军的同事介绍，“姜继军是在查房后，奔赴发热门诊时，因呼吸心跳骤停而去世的。”
姜继军的同事告诉红星新闻：“他就是太疲劳了，特别是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老百姓过来看病，我们科室人员不多，平时几乎超负荷运转，如今接诊人数更是平时的2-3倍。”
遗憾的是，在距离中国传统重要节日除夕这天还有9个小时的时候，姜继军累倒了，不再醒来，这是一次无法完成的跨年。
杜显圣
据海南日报客户端2月23日消息，记者从2月23日晚召开的海南省新闻办第十七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患新冠肺炎的琼中阳江农场医院医生杜显圣，于23日中午经抢救无效病逝。
澎湃新闻注意到，杜显圣正是阳江农场医院出现的本地聚集性疫情的病患之一，他曾接诊过该院防保组组长贾某某，而贾某某早前与曾某某（其父母1月初曾到武汉旅游）有过密切接触。
杜显圣1月26日病情恶化告病危，此后，省人民医院每天组织两次病历讨论，并请院外远程会诊14次，但由于其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2月23日12:36心跳骤停，13:50确认死亡。
*内容源自：澎湃新闻，责任编辑：王俊
江学庆
江学庆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86年7月从同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从事外科专业30余年。2018年荣获第十一届中国医师奖，生前系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党支部书记、主任、主任医生。
2020年3月1日，江学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染病，经全力抢救无效在武汉市肺科医院去世，享年55岁。
以下是上游新闻对他女儿的采访。
上游新闻：你父亲是何时感染新冠肺炎的？
江学庆女儿：1月17日确诊的。爸爸1月15日还给病人做手术，确诊以后病情就很糟糕了，ECMO上30多天了。确诊前，他每天都要看很多病人，有一天看了200多个病人。
上游新闻：住院期间，有和父亲视频吗？
江学庆女儿：没有，他的身体状况容许，只是通过一次电话，他告诉我一定不要出门，一定要注意好防护。
上游新闻：最后一次见爸爸，是什么时候？
江学庆女儿：1月4日。那天，我准备出去旅游，爸爸有点反对，我还和他闹得点小不愉快。我现在很后悔，最后一次见他，还惹他生气。等我旅游回来，他就感染上了。要知道这样，我就不惹他生气了，听他的话，多陪陪他。真的太残酷了。
游新闻：你如何评价父亲？
江学庆女儿：爸爸是个工作狂。上班时在家里吃个早饭就出门，经常不回来吃晚饭。很多病人点他的名，非要让他看，他也闲不下来。周末和休息的时候，他经常去参加一些医学交流。
上游新闻：现在一家人的情况如何？
江学庆女儿：我和妈妈都算密切接触者，但都解除隔离了。。妈妈有心脏方面的慢性病，爸爸住院后，妈妈一直急得睡不着觉，只能靠安眠药入眠。爸爸没了，我和妈妈感觉天塌了。我现在只能强行振作，照顾好妈妈。
*部分内容源自：上游新闻
梅仲明
梅仲明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副教授，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生前任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2020年3月3日，梅仲明因新冠肺炎感染去世，享年57岁。
他和此前去世的李文亮同科室，是该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染病，经全力抢救无效，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世
他曾在国内著名眼科医院研修，在全国专业医学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湖北省防盲专家小组成员。有数千例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出术及人工晶体植入术经验。是香港“健康快车”武汉站的主要手术者之一。
蒋金波
蒋金波，生前为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师，在疫情期间负责在隔离病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感觉怎么样，还在发热吗？”“之前有没有去过武汉啊，湖北呢？”“过年回来后去过哪里，接触了哪些人？”……在隔离区病房，询问一个新冠肺炎病人需要1小时，在生命最后一日，蒋金波一大早来到病房，一共询问登记了5位病人。
“那天忙完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他简单吃了碗泡面。”同事王美英对蒋金波说，“你看起来气色不好，要不请假休息半天？你年龄大了，大家会理解的。”
“现在是关键时期，我是‘老兵’但不做‘逃兵’。”蒋金波摇摇手，又和同事下乡消毒去了，直到傍晚6点多才回单位。
因为疾控中心缺少专职司机，蒋金波还自愿担任着“兼职司机”，往返火车站、汽车站、高速路口、超市等场所，进行防疫防控工作。在此之前，他刚刚完成了持续20天的高强度调查项目，每天都是早上5点起床，23点才能到家。
非典疫情、禽流感、猪链球菌病……蒋金波在家乡大余工作了38年，这些重大卫生事件他都参与了。原本再过两年，蒋金波就要退休了，“等退休后，带着老伴出去旅游” 。
蒋金波常对儿子说，“生活平平淡淡就好，工作要努力”“老实做人、老实做事”……
2020年1月28日23时50分，在疫情防控一线连续奋战多天的蒋金波，因劳累过度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时年58岁。
*以上内容源自：凤凰网
柳帆
柳帆，原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医院副主任护师。在武昌医院协助病患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不幸染病，享年59岁。
2016年，柳帆到退休年龄后被武昌医院门诊注射室返聘。2017年因门诊注射室取消被派至该院下属的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任注射室护士。2020年2月2日前正常在岗。
2月7日于武汉市武昌医院西院区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当日即入院治疗。2月12日被转院至武昌医院东院区重症监护室。
因基础性疾病较多，病情呈进行性加重，于2020年2月14日18时30分抢救无效去世。在柳帆去世前，其父母和弟弟也先后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丈夫和女儿正在隔离观察中，尚未发现感染。
*以上内容源自：新京报
林正斌
林正斌，出生于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主任医师、武汉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
2020年1月24日林正斌因中低烧、咳嗽在家隔离治疗。1月27日入院治疗，确诊为2019年冠状病毒病，治疗期间林又并发急性暴发性心肌炎。最终林于2月10日11时18分去世，其家人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宋主任，我上呼吸机了，救救我。”几天前，林正斌教授向其同事感染科主任医师、湖北省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宋建新发送了求救信息，宋建新教授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他身体一直很好，没有基础病，我们都没想到新冠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
在多年好友以及同事宋建新的眼中，林正斌是一个低调的器官移植专家。
据公开资料显示，林正斌教授，1983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医疗系，年轻时赴日本金泽医科大学留学，从事器官移植专业30余年。生前任武汉市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肾移植术及术后治疗，慢性移植肾肾病的治疗，肾移植术后的各种并发症治疗。
今年62岁的林正斌，主要从事教学工作。他的好友宋建新告诉记者，“他是个很低调的教授，平时说话和风细雨，没见他跟谁发过脾气、着过急。一个好医生就这么走了。”
*以上内容源自：健康时报。
梁武东
梁武东，曾任湖北省新华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是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以来首位去世的医生。
2020年1月16日，梁武东感觉不适，高烧畏寒，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经CT扫描发现肺部发白，有很明显的肺部感染症状。后被确诊为感染2019年冠状病毒病，收治于隔离病房住院治疗，2020年1月18日转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继续治疗。
2020年1月25日上午7时，梁武东去世，享年62岁。
姚留记
姚留记，生前系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北街村党支部委员、卫生室乡村医生。
在河南省郏县冢头镇北街村防控卡点处，一辆车头系有条幅、车顶绑着大喇叭的防疫宣传车，静静地停靠在路边。然而，这辆样子略显奇特的小车，却再也等不到它的主人了。
车的主人是北街村党支部委员、村医姚留记。2月4日13时9分，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姚留记突然晕倒在村疫情防控卡点上，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8岁。
提起姚留记，“大喇叭”“老年代步车”是他最深入人心的代名词。疫情来袭，接到防控任务的姚留记为了提高村民防控意识，自掏腰包把自己的老年代步车改装成了防疫宣传车，每天开车走街串巷普及防疫知识。
14岁学医，扎根农村行医50余年，姚留记用近乎一生的时间，诠释了医者仁心的内涵。他的脚印遍布北街村的每一个角落，谁家老人有慢性病，谁家孩子该打预防针，谁家病人药吃完了，姚留记都会仔细地记在心里。
大孙女姚星晨是姚留记的“掌中宝”，给爷爷提的要求从没落空过。姚星晨本打算今年春节带家人拍一张全家福，被爷爷推说等战胜疫情后再拍。没想到，这简单的愿望，却成了她永远的遗憾。
许德甫
许德甫，鄂州市中医医院明塘分院院长，肝胆脾胃科主任中医师，退休后被医院返聘以及在其他地方坐诊。
2020年2月13日，许德甫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去世。其子在武汉工作，其妻亦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月17日，鄂州市中医医院宣传科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许德甫的确因新冠肺炎于2月13日去世，“我们正在搜集许医生感染病毒的相关情况，目前还不能确定他是在临床工作中感染病毒。”
*以上内容源自：红星新闻
这是一个数字的时代。人们用数字衡量一切，数字就是一切。
人们越来越习惯用数字来思维、判断、盘算和决定。付出与回报、企图与实现，交换与增值，一经数字的表达便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数字的好处是简单准确，它不需要感觉、想象，更不用辨别与分析。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经简化为数字，便不再有个性和特色。数字抹平了伟大与渺小、高尚与卑鄙、幸福与痛苦，漂亮与丑陋的界限与鸿沟；它又成为决定这一切的标准。数字可以使渺小变成伟大，平庸变成天才，小丑变成英雄，骗子变成学者。
但数字的真正魔力还不在此，而在于使人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和感知能力，使心灵变成头脑，头脑变成计算器。
导演北野武2011年在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说：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人不是数字，数字反而把人的死亡抽象化了，灾难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湮没了。
记忆是同抽象相抗争的最好方式之一，而它是具体的。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这种六百万、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是以抽象概括的方式总结历史，大屠杀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湮没了。
正因记忆的具体性，大屠杀的意义只能一点一滴显现，换句话说，当我们尝试着在一个一个故事，一段一段记忆中去直面它的时候，否则它就会被抽象数字埋没。而且数字和术语都很有可能引起争议，乃至于某些篡改者会得出大屠杀从未发生过的结论。
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灾难意味着的不是一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灾难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如果我们还承认人不仅是一个自然物，而且也是一个知情意的人的话，那就不能把人完全化约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数字。毕竟，生命、智慧、创造、爱情、想象这些标志着人为之人的东西，是不能用数字来衡量的，它们也许会被数字吞没，却不能被数字简化。甚至时间也是如此。
柏格森发现，有两种时间。一种是科学的时间，即度量的时间；另一种是生命的时间或真正的时间，它是质的过程，没有任何人为的、量的因素渗透其中，它是连续不断的质的变化，同数量没有关系，是纯粹异质性的过程。
正是因为有这种与数量无关的真正的时间存在，我们才能说，李文亮虽只活了三十四岁，却比绝大多数人都活得长，他的生命永恒。他的同事们也是。
生命本质上是纯粹的、真正的创造之流，它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新的东西。也只有每时每刻都能有所创造，有新的体验和经历的人，才算是真正把握了生命。也因为如此，我们判断伟大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是根据他们作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强烈建议媒体从业人员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讲述处于灾难中的人的故事和境遇。如果有一份报纸或杂志或网媒能出一期特刊，将离去的兄弟姐妹的名字、照片、故事一一登出。今天我们先试着做一做，希望能抛砖引玉。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记忆”是一种特别与伦理有关的责任。记忆成为深厚人际关系的关键,“记忆是维持人际浓关系的黏合剂,有共同记忆的群体,才有浓关系,也才有伦理。由于记忆在黏合浓关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记忆成为伦理关注的显著对象,伦理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营建人际的深厚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中有记忆的伦理责任，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人还有记忆的道德责任。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记忆特别与“关爱”(caring)相关。关爱也就是在乎,在意,当一回事。
关爱是一种“朝后看”的感情,因为关爱是通过记忆来起作用的。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不记得或记不起那个人了。我们可能记得自己不关爱的人,例如念念不忘的仇人,但我们却不可能不记得自己关爱的人。
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如记住孩子的生日),而且是“感受”。感情的记忆留住的是对共同事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它可以是愉悦的(例如欢欣、怀念、喜悦)，也可以是不愉悦的(如愤怒、厌恶、恐惧)。既然深厚的人际关系含有伦理责任，能否拥有相同的记忆便成为人际关系是否真正深厚的一种测试。
遗忘、宽恕和悔过
群体内部过去发生过的各种严重伤害是人际和谐的重大破坏因素。这些严重的伤害可能是个人对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对群体的,社会的某个利益阶级或集团对社会其他成员的。除非能认真对待这些严重伤害,努力弥补伤痕,争取和解,社会和谐不可能真正达到。
认真对待过去的严重伤害要依靠“宽恕”,而不能要求“遗忘”,更不能强迫遗忘。宽恕可以指抹去(blotting out)罪过,也可以指遮盖(covering up)罪过。遮盖的意思是不忘记,但不再计较。对于任何一个受了伤害的人,不能既要求他宽恕,还要求他忘记伤害。强迫他忘记伤害,这超越了凡人能够承受的限度。
只有上帝才能既原谅又忘却。但是上帝的忘却和凡人的忘却是不一样的。上帝的忘却有双重作用：忘却那个犯下罪恶的人,也忘却他所犯下的罪恶本身。上帝的忘却指的是从此把罪恶者从那写着死后永生者名字的名簿上除名,让他注定永远消失(doomed to oblivion)。因此,被忘却成为一种人的存在意义上的最可怕的惩罚。被上帝忘却、被上帝除名的是那些根本不配称作为人的人类渣滓。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对他人有非正义行为或伤害者更是没有理由命令或强迫被伤害者忘记过去,并甚至为此篡改过去的历史真实。就象赠送礼品一样,受伤害者理应宽恕,但并无非宽恕不可的义务。和记忆一样,宽恕是一种以意愿为前提条件的行为,因此,它们本身就是某种价值选择的结果。
在通常情况下,为了选择一种与暴力报复恶性循环不同的人际关系,即使是饱受冤屈和伤害的人们也会作出宽恕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只有在以前的施害者也选择悔过时才有意义。社会和解不只是受害者的责任,它同时也是施害者的责任。受害者给施害者的是宽恕,而不是遗忘。施害者向受害者请求的也应该只是宽恕,而不是遗忘。
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宽恕是一种有意识决定,为的是改变自己的态度,为的是克制愤怒和报复心。忘却也许是制怒和不报复最有效的法子。施害者有承认过错和表示忏悔的责任。记住自己的过错,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责任。
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道歉者因此可以是对历史过错或罪行完全不负有责任者。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帐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
共同记忆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 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道德的公共政治中,领导人道歉不是替人受过,而是举行一种社会洗涤的仪式。承诺很重要,表示悔意和道歉很重要,这些都是治疗历史创伤所必不可少的。
记忆的伦理的道德责任
共同记忆是指个人记忆的聚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就成为共同记忆。共同记忆是相对而言的,“一个社会中记得某件事情的人数超过了一个门槛限度”就可以称作为共同记忆。共同记忆会随着事件直接见证者的遗忘或消灭而变得不那么共同。
分享的记忆则不单单是个人记忆的聚合。记忆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有自由交流,才会成为分享的记忆。分享的记忆以自由的公共交流为条件,因而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政治性质的记忆,分享的记忆融合和标定事件记忆者的不同角度。
广场上人群的记忆,虽然每个人都只是从自己的特殊一角经历了事件的一个碎片,但却可以融合成一个整体事件。其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也可以“通过叙述的途径”分享他们的记忆。
分享的记忆是以现代社会记忆分工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公共的事件不必每个人都非得有机会亲自见证,但必须要有人亲自见证,必须要有自由畅通的渠道让人们分享见证。
例如在今天的中国,文革直接见证者就担负着记忆文革的特殊记忆分工责任。虽然有共同的文革记忆,但却未必能形成真正分享的记忆。所有的人性灾难都必须依靠“道德见证人”才能保存应有的记忆。比如作家方方就是这样的”道德见证人“。
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
每一种个别的记忆都只是,也只能是记忆者通过个人经验与某个共同记忆空间的局部联接,这种局部的联接必然是偏见的,必然不等于就是共同记忆对象本身。经历过历史人性灾难的人们,幸运的和不幸运的,都只能拥有对过去的局部、零碎记忆。
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人都有责任努力确保记忆被保存下来。但这不等于每一个人有责任记住一切。保持记忆的存活也许要求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至少应该有一些记忆,但要求也仅此而已。
个人的记忆转化为集体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苦难经历者的见证叙述,而且还有公共传媒所叙述的灾难故事。电视连续剧《大屠杀》(Holocaust)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犹太人大屠杀进入西方公众的道德视野，就是一个例子。
对于公众来说,产生最大冲击效果是大众传媒(尤其是影视)所叙述的故事。1978年美国三大商业电视台之一的NBC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大屠杀》,收视观众达1亿2千万,是美国人口的一半。
NBC在1979年重播此剧后估计,在美国和欧洲的观众有2亿2千万之多。就在第一次放映三星期后, 卡特总统宣布设立一个为在美国建立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的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威塞尔。
1970年代后期在德国正在兴起一阵“希特勒热”,1979年初《大屠杀》在德国播放后,“希特勒热”消失在公众舆论的谴责之下。从此,在公众语言中,“最终解决”这样的中性词被“大屠杀”这个带有道德谴责的词取代了。
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科肖（Ian Kershaw，《希特勒传记》的作者）说的，“通往奥兹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辟道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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