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政策：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

野兽按：最早是2016年在端传媒上看到《独生》这本书的连载，独生之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我一直关心的主题，当时还得知作者方凤美”在寻求中文出版的过程中，方凤美遭遇了大陆出版商最终因担心通不过审查而放弃；也遭遇了部分港台出版商的犹豫，有些担心敏感，有些则觉得没有市场。故事无人接手，方凤美不愿主人公在自己的国土被噤声，于是选择自资翻译中文，并将《独生》的中文PDF版本在网络上以cc共享的方式免费公开，并希望通过网络众筹填补成本费用。“

我读了这本书，作为一个半退休状态的出版人，发现确实没法在内地通过审查，但我相信这本书是可以在台湾出版的。果然，2017年11月，卫城出版发行了这本书。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 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

作者： 方鳳美

原文作者： Mei Fong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7/11/10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360元

內容簡介

從制定者、執行者到受害者

一胎化政策的全面調查報導

★本書獲美國記者與作家協會非文學類最佳圖書獎★

設計一胎化政策的不是人口學家，而是火箭科學家。它的實際效益並不大，後果卻是許多生命的悲劇，以及即將到來的巨大經濟衝擊。　

展現中國國力的北京奧運開幕前三個月，四川發生強烈地震，災情慘重，甚至有整個村完全「絕後」，因為一胎化政策下每個家庭唯一的小孩都在震災中罹難。

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全球人口快速攀升，控制人口成為重要議題，對於仍然貧窮、不想被眾多人口「拖垮」經濟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一胎政策，是中共採納的終極解決方案。然而這個史無前例的急煞車政策，並非出自經濟學家與人口學家之手；實施長達三十五年的一胎政策，實際上來自火箭科學家的設計。

中國官方認為，一九八○年開始的一胎政策是中國經濟能夠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它的正面影響很小，負面的苦果卻愈來愈大。除了產生各種社會與人道悲劇之外，人口結構的突然翻轉、老化與勞動力銳減，也將造成嚴重的經濟後果。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方鳳美派駐中國多年，汶川大地震之後目睹一胎化政策帶來的悲劇性副作用，於是深入追索採訪數年，不但訪問了政策實施以來各種受影響的當事人，也採訪到與政策制定息息相關的科學家、曾被冷凍的反對者、實際執行的基層人員，以及多位經濟學家與人口學家，是全面而完整的大篇幅調查報導。在時而荒謬、時而令人心痛的真實故事當中，看到這個政策如何在各種層面牽動好幾億人的命運。

得獎與推薦記錄

不容錯過……將紮實廣闊的經濟分析與個別故事結合在一起。──經濟學人《1843》雜誌（The Economist/1843）

對中國一胎化政策的探討既尖銳又重要，而且非常易讀。──《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這部佳作娓娓動人，時而怵目驚心，書中描述過於相信科學和意識形態、又過於輕視人性的一小群人所做出的決定背後的意義。──《衛報》（The Guardian）

方鳳美的文字流暢、論據清楚，反映出她對多種文化的認識……本書講述一個極可能會影響中國（與世界）數十年的政策，感人至深。──《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方鳳美這本書的出版時機絕佳，提供了優秀的概觀。她的文字通俗易懂，帶領我們走進四川地震、北京奧林匹克運動場、廣場舞大媽、農民工、孤兒院、跨國領養中國女嬰、生育旅遊和代孕的幕後。她以耗時多年進行的深入調查和採訪，為這些常見的主題補充背景。──《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方鳳美對中國一胎化政策的精采探索必定會改變我們談論中國崛起的方式。《獨生》深入淺出，富有人性，而且無所畏懼；對任何關注中國經濟的未來、環境或政策的人，都是必讀之作。本書不僅澄清事實，打破迷思，更直接正視為人父母的意義這樣的深刻問題。──歐逸文（Evan Osnos），《野心時代》作者

《獨生》深具啟發性、影響強大且扣人心弦，從第一頁起便令我讀得欲罷不能。方鳳美眼光獨到，能抓住能讓故事發光的細節，而這些細節我們大多會忽略。她的文字優美而生動，揭發了中國一些我不會想像到的面向。──蔡美兒，《虎媽的戰歌》作者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是獨一無二的。如果你想要瞭解該政策如何對普通人的生活和中國社會造成了全面影響，就一定要讀這本書。《獨生》對人物的描繪栩栩如生，故事不可思議，讓人大開眼界。──薛欣然，《中國好女人》、《我要天上的星星：中國一胎化世代的真實樣貌》作者

《獨生》是一本極為重要的書，講述一股形塑當代中國的重要力量，對政策專家和所有對中國這個世界強權的未來感興趣的人，都是必讀之作。然而這本書也十分引人入勝，文字帶有小說的敏感度與同理心，讓我們對自己在家庭生活中面臨的艱難選擇──與找到的喜悅──有了新的認識。──安－瑪莉·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未竟之業》作者

作者簡介

方鳳美 Mei Fong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國際特赦組織人權新聞獎得主。曾擔任《華爾街日報》記者，著名報導包括9-11攻擊事件後的紐約、二○○八年北京奧運前的中國轉型過程，以及中國的農民工。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選為中美關係的五十名影響人物之一。離開記者崗位之後，曾任南加大傳播學院講師，現為新美國智庫成員。

目錄

臺灣版序

前言

1 地震過後

2 時間來到二○○八年八月八日

3 卡珊德拉與火箭專家

4 人口警察

5 小皇帝長大了

6 歡迎來到玩偶之家

7 好死不如賴活

8 紅線斷了

9 跨境嬰兒

後記

謝誌

注釋

前言

冷戰期間，中國的火箭專家想出了一個遠大的計畫。這個計畫與導彈、太空探索或任何形式的武器研發都沒有關係。

它是關於嬰兒的。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透過一封公開信公布了這個計畫。信中要求黨員自發性地限制家庭規模，只生一個孩子。此一要求實際上就是命令。

一胎化政策這個世界上最激進的社會實驗就此展開。 政策維持了三十五年之久，改變了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生老病死，而且影響還在持續。

一胎化政策和節食減肥一樣，實施的初衷都是好的。中國政府認為，要完成幫助二億農民脫貧的艱巨任務，這項政策勢在必行。但也正如節食減肥一般，一胎化政策採取的手段太過激進，太急於求成，導致了一連串的負面影響。

強制節育、強制墮胎等一胎化政策中的極端措施，最終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然而同時，世界各國卻又對中國急遽高升的經濟成長羨慕不已，甚至眼紅，而中國經濟的成功有部分被歸功於一胎化政策。

但世人未能理解的是，中國經濟的迅速成長與其用於人口規劃的控制手段並沒有什麼關聯。實際上，一胎化政策正在危害未來的經濟成長，因為它在短時間內導致人口過於老化、男性比例過高，甚至有可能會太少。

中國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多，而不是人少。如果不是因為一九六○到七○年代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勞工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力，中國就無法崛起成為世界工廠。當時一胎化政策尚未出現。

出生人口變少，確實讓培養人力資本所做的投入更有效率，這點無可否認。舉例來說，教育資源的分配變得比較集中。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一致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能迅速成長，原因主要在於政府鼓勵外商投資和民營企業的政策，而不是限制生育人數。以國企私有化為例，此一措施促進了民間產業的發展，二○○五年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有七○％來自民營企業。著作眾多、備受推崇的經濟學家葛藝豪（Arthur Kroeber）專門研究中國，他就說：「假設中國經濟成長了10％，如果一胎化政策的貢獻有超過0.1％，那麼我會感到很意外。」

中國龐大的勞工大軍已漸漸老去。到了二○五○年，中國每四人當中就會有一個人超過六十五歲。 一胎化政策造成了必須支持和援助這群老人的勞工人口數量銳減。近年來，中國在推行全國性退休金和醫療保健體制方面大有進步，但是社會安全網完全無法滿足需求。中國領導階層將不得不在更短的時間內解決更多的問題。

我自二○○三年便以《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特派員的身分報導中國的經濟奇蹟。我負責跑工廠線，採訪世界工廠的新聞。中國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每一座小城都是以產品區分的：我經常造訪牛仔褲城、胸罩城、一美元商品城，報導世界最大的聖誕樹工廠，還有一間研發出魔術胸罩的胸罩實驗室。

當時幾乎無人預見到未來勞動力會短缺，不過我已經開始耳聞工廠老闆被迫為員工加薪的事。有的工廠藉由提供前所未聞的福利來吸引勞工，例如電視、羽球場和免費保險套。當時多數的經濟學家都認為那是短期的人力供給問題，很快就會自行緩解。畢竟，中國怎麼可能會缺勞工？

結果，勞動力短缺發生得比預期中還要早。一胎化政策造成生育率銳減。中國龐大的八億勞動人口 （比整個歐洲的人口還要多）自二○一二年開始萎縮 ，而且這種情況今後還會持續多年，導致薪資攀升，並且加劇全球通貨膨脹壓力。

生育率連續二十年低於更替水準，使得中國自二○一五年年末開始正式轉為實施二胎政策，以減輕人口壓力。此舉可能影響力太小，也來得太遲了。中國兩年前小幅放寬一胎化政策時，符合條件的夫妻裡僅有十分之一申請了二胎許可，比最悲觀的預測數字還要少。 很多人表示，在當今的中國要養超過一個孩子，實在是花費太高、壓力太大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胎化政策可算是相當成功，因為很多中國人已經打從心底深信獨生家庭就是理想家庭。

如果政府無法扭轉這種心態，那麼在二○二○至二○三○這十年間，中國人口會達到高峰並開始減少。到了二一○○年，人口可能會減至一九五○年的水準，也就是五億左右 ，對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而言將是驚人的逆轉。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未遭遇戰爭或流行病的情況下流失這麼多人口。同時，一胎化政策的實施有時相當嚴厲，在某些案例中甚至近乎不人道，並且引起了一些惡性的副作用，從可能會爆發衝突的性別比例失衡到實質上的嬰兒領養黑市都包含在內。

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是軍方科學家精心打造出來的，他們相信任何令人遺憾的副作用都可以迅速壓制，女性生育率也可以輕易調整。中國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人口學家或許會投入更多智慧與考量，但他們大多被排除在決策圈外，因為文化大革命讓社會科學家失去了資源與威信。只有該國的國防科學家未遭整肅，結果事實證明他們並不是人類行為的最佳裁判。

可悲的事實是：一胎化政策的嚴厲限制對提振經濟而言並無必要。中國早在一九七○年代，即一胎化政策實施前整整十年，就已經推行一種成效卓著且較不具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稱為「晚稀少」。在「晚稀少」推行的十年間，中國婦女的平均生育人數從六個孩子降到了三個。

很多人口學家相信，即使沒有強制執行一胎化政策，生育率下滑的態勢也會持續。考量到鄰近亞洲國家的生育率也有類似趨勢，這個假設很合理。畢竟，中國的鄰國在沒有訴諸這類激烈措施的情況下，也都成功減緩了人口增長，而且還讓經濟突飛猛進。大約在中國實施一胎化政策的同一個時期，南韓、臺灣、新加坡與泰國的生育率也顯著下降，平均每個婦女從生育六個孩子減少到兩個以下。

如果中國跟這些國家走上同樣的道路，致力於推行正常的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很可能會降到幾乎和現在一樣低。

若是那樣，中國人一定會比現在快樂。專門研究中國生育轉型現象的華盛頓大學教授雷偉力（William Lavely）表示：「就算再多個五千萬到一億人，差別也不大。整體社會福祉並不會大幅減少，事實上還可能會增加，因為很多家庭能夠生育他們需要的第二個孩子。多一個孩子為部分家庭帶來的安全感和精神慰藉，都是更高的人均GDP無法取代的。」

中國能像當初成功關閉生子開關那樣，再把它成功打開嗎？近代歷史顯示答案是否定的。曾經嘗試透過鼓勵生育政策來增加人口的亞洲國家大都失敗了，新加坡則依靠移民來補足勞動力。中國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經濟體為解決未來勞動力短缺問題而做的決定，其影響將會波及海外。

儘管如此，我們對一胎化政策的諸多代價和後果依然缺乏瞭解，於是這項政策持續受人稱頌，特別是環保人士。共產黨有多年時間都聲稱，一胎化政策讓中國人少生了三到四億個小孩，與美國的總人口相當。（這類說法現在遭到質疑；一些人口學家估計，實際少出生的人數最多大概僅有一到二億。 這個數字很大，但依然比共產黨宣稱的數字少得多。）基於這些可能誇大的聲明，權威雜誌《經濟學人》（Economist）將一胎化政策列為減緩全球暖化最重大的政策之一，比保育巴西熱帶雨林和美國提高其廢氣排放標準還有效。

光看出生數字，的確對碳排放量減少有所貢獻，但這並非事實的全貌。畢竟，美國人口不到全球的五％，但碳排放量大約占全球的十五％。中國雖已大力控制其人口數，卻仍是世界最大的排碳國。此一現象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共產黨不計一切代價追求經濟成長的發展模式。這種心態導致中國政府強制實施一胎化政策，也促使他們制定了很多極度不嚴謹的環保措施。這些措施對全球碳排放量的負面影響，也許比中國人生的小孩多寡還要大。

即便是現在，一胎化政策在全球也都有人支持。巴西的環境問題專家克萊蒙特（Charles Clement）曾寫過，所有政府「都應採取某種形式的一胎化政策……而不應在中國廢除此項政策並忽視其對全世界的重要性」。 知名加拿大作家黛安．法蘭西斯（Diane Francis）則主張「一種普世法規，例如中國的一胎化政策」。 柏克萊大學的學者波茨（Malcolm Potts）告訴我，他認為一胎化政策雖然造成傷痛，卻也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而且依然是「目前為止實施過的最重要社會政策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提倡的這個制度允許強制墮胎和絕育。這令人不禁要問：我們拯救地球是為了什麼？支持人口控制，未必需要接受一胎化政策這麼樣殘酷的做法。

撰寫本書期間，我力圖分析導致一胎化政策實施的原因，以及它對百姓生活造成的廣泛影響。因為儘管中國斷然改採全面兩孩政策成為全世界的大新聞，一胎化政策的副作用還會持續數十年；很多人依然要付出代價。

在尋找一胎化政策背後的個別事件時，我造訪了一些「光棍村」，這些鄉下的小村子完全沒有適婚年齡的女性。我找到一名現在隱居於美國某市郊的前任計劃生育委員會高層官員，據她自己推算，她批准過的強制墮胎手術超過一千五百件，其中三分之一是在懷孕晚期進行的。我發現了一個迅速崛起的產業，業界人士自認能解決中國缺少女性的問題，那就是客製化真人大小的性愛娃娃。我採訪了領養中國嬰兒的美國父母，以及請美國母親代孕的中國父母。我在北京的一家醫院接受了體外人工受精（IVF）療程，也在昆明的一家安養中心待了一段時間，這些經歷都顯現一胎化政策如何影響人生最基本的經驗—生與死。

面對中國一胎化政策的明顯對比，我將衡量養兒育女的代價，並且從中學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為什麼要生小孩？

地動天搖，一切就此開始。

内容连载

汶川大地震是中國多年來傷亡最慘重的地震。一開始，這場地震被視為單純的災難。大地震動、建築崩毀，約有七萬人罹難。

最後，我反而將它看成一胎化政策引發悲劇的悲慘實例，只是這個實例的規模很龐大。

很多人不知道，震央附近的什邡是一胎化政策的測試地點。一九八○年全面實施一胎化政策之前，中國的人口計劃官員曾經在四川進行試驗，尤其是什邡縣。在試驗中，他們運用強制性手段大幅降低出生率。學者認為四川會最先被選中，是因為當地位處中國農村的中心地帶，全中國有一○％的人住在那裡。四川也是鄧小平的出生地。無論原因為何，那些手段成效卓著，相當驚人。到了一九七九年，什邡縣的人口成長速度已大幅降低，九五％以上的夫婦簽下了只生一個孩子的保證書。 人口學者葛蘇珊（Susan Greenhalgh）寫到，四川的例子讓中國的人口計劃官員感受到「極大的前景」，認為政府可以「實現人口奇蹟」。

將近三十年後，強震來襲。據國營通訊社新華社報導，約有八千個家庭在震災中失去唯一的子女。在什邡，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都是一胎家庭。 地方媒體報導，某些村子被地震奪走一整個世代的生命。

這場悲劇因此增添了一個奇異的面向。地震發生後僅僅數週，便有家長急忙趕到醫院，解除他們多年前在計劃生育規定下被迫接受的絕育措施。他們極度渴望再補生一個孩子。

不久後，這些父母遭到施壓，簽署了保密協定。中國政府明確禁止國內媒體撰寫關於失獨父母的報導，也不允許提及許多孩子的死是學校建設品質低劣導致的。嘗試深入調查的地方人士被捕入獄。政府緊鑼密鼓地籌備幾個月後即將舉辦的奧運會之際，災區的人民失去性命、家庭被摧毀，抗議也遭到鎮壓。

儘管共產中國理論上沒有宗教信仰，但是很多人依然相信徵兆。人民把天災視為中國統治者天命將盡的前兆。畢竟，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後僅六週，毛澤東就死了。他的死開啟了一個新時代，最終導致各種社會經濟改革措施，例如一胎化政策。這些改革措施則造就了今日的中國。

有些人懷疑，二○○八年的地震是不是上天在譴責一胎化政策和其他違反自然的行為。舉例來說，有人推測，地震可能是政府在地震活躍的區域建立三峽大壩所引發的。

這些推斷正是北京最不願見到的。共產黨已經努力了很久，要確保人民對二○○八年與另一種徵兆產生聯想，那些徵兆都被特意解釋成代表共和國的前途一片光明。

二○○八年北京奧運是一場斥資數十億美元的盛事，預料將為中國從鴉片戰爭和文化大革命的灰燼中浴火重生留下見證。領導階層挑選二○○八年來舉辦奧運，以及將開幕式定在八月八日，都不是偶然。八月正是北京天氣最熱、汙染最嚴重的時候，並不利於運動員發揮最佳表現。然而「八」是個吉利的數字，因為中文裡的「八」與發財的「發」諧音。而阿拉伯數字的「8」如果橫著看，則代表無窮無盡，這無疑是任何政權都夢寐以求的。「八」這個數字非常熱門，在華人聚居的地方，有「8」的號碼都要額外收費，從電話號碼到車牌和門牌號碼皆然。那一年，一個含有「18」的車牌號碼在香港的拍賣會上以超過二百萬美元的價格成交。

我的生日正好是八月八日，中國朋友發現這一點時，總會提起我生日的象徵意義。「哇，你一定很幸運。」

中國各地都設置了北京奧運開幕式的倒數計時鐘，日期是二○○八年八月八日，時間當然是晚上八點八分。政府不會容許五月的大地震和隨之而來的沉重負荷毀了這個吉利的大好日子。

這個情況很諷刺，因為地震發生前，一胎化政策已經慢慢淡出了新聞報導和全國性討論。

身為馬來西亞的中國南方移民後代，我一直很慶幸自己不是生在中國。我是家中五個女兒裡的老么，父母一直希望能生個男孩，但始終沒有成功。當時馬來西亞現代化的程度，已經不容許遺棄不想要的女孩這種行為，而且再怎麼說，我父母也是受過教育的都市人，不是農民。但我的會計師父親仍終其一生都為膝下無子而倍感遺憾，也不斷提醒他的五個女兒，我們是累贅，不是寶貝。

大家都說海外的華僑比中國大陸的人更為傳統，因為中國人在文革期間不得不放棄或隱藏舊風俗。我父親的家族無疑就是如此。我親戚常說：「你要慶幸我們不在祖國，不然根本就不會生下你。」那是我對中國重男輕女文化和一胎化政策的最初認識。熱愛閱讀的我逐漸將一胎化政策當成我的祖國最吸引人又最怪異的事情之一，和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及《聖經》中的希律王不相上下。

我絕對沒有料到自己有朝一日會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二○○三年，《華爾街日報》將我派駐到大中華區。當時一胎化政策已經實施了二十多年，卻並非如外界想像的那樣鐵板一塊。長久下來，逐漸有例外產生。農民、藏人、漁民或礦工都可以生不只一個孩子。殘疾人士或願意繳超生罰款的人也可以，罰款金額多寡不一，從象徵性地收取小額到漫天要價都有，取決於付款者住在什麼地方、認識什麼樣的人。有了這種種例外，一胎化政策應該要更貼切地稱為「一胎半政策」才對，但是沒有人要用這種難聽的叫法。中國人最常用「計劃生育」這個術語來指稱一胎化政策，而不會直呼其名。

交涉與通融在中國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有人說是一種藝術。在這個人口眾多、資源貧乏、規定嚴苛卻執行標準不一的地方，「想辦法」是人的第二天性。所以，如果你在中國生活，就必須很快習慣手腳並用地講價、插隊、亂開車，這些都是「想辦法」這個風俗的一部分。許多中國人想辦法，想出了各種極具創意的方式來規避一胎化政策—專為生雙胞胎或三胞胎設計的不孕療程、生育旅遊、假結婚、賄賂。我有一些中國朋友生了幾個孩子，但通常不超過兩個。我在一座二線城市遇見一名女性，她有六個子女，全部生於政策執行期間。（如果遵照可怕的家族傳統，她會把第一個孩子丟進沸水中殺死。）

一胎化政策實施二十年後，專家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面臨嚴厲的一胎限制 ，中國人也愈來愈負擔得起生育第二胎或第三胎的罰款。我的同事，聲譽卓著的中國觀察家張彤禾（Leslie Chang）曾寫過，到了二○一三年，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愈來愈無足輕重」了。

我歷經了一場地震，一次流產，和一段見證數千名嬰兒誕生的旅程才完全領悟到，中國的人口控制，影響所及遠超出其國界。

沒有最荒唐，只有更荒唐，火箭科學家決定了一胎化政策──專訪方鳳美《獨生》

作者:姚珊珊 攝影:陳佩芸 /2017-12-28

中國是一個奇特空間，任何事物掉到這個國度，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質變。好比馬列思想到了中國，就叫「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普世人權價值到了中國，就是國情不同的例外狀況。當人口問題發生在中國，自然就長出了具中國特色的奇異風景，這道奇異風景便是「一胎化」。

前《華爾街日報》記者方鳳美針對「一胎化」做的紀實報導《獨生》，內容戳破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真相」。方鳳美是馬來西亞華人，「我在家說廣東話，不會中文，是徹底的外國人。」這個外國人觸碰一胎化這個主題前，也跟外界的看法一樣，「剛到中國，看到人很多，經濟很發達，會認為一胎化對這個國家有很好的影響。」

仔細深究，圍繞在一胎化的「豐功偉業」多半是建構出來的神話。首先，中國官方宣稱，一胎化減少了3億到4億人口。而人口學家王峰的估算，減少的人口可能只有達到一半而已。一胎化有助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嗎？很多經濟學家對都認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主因，是政府鼓勵外商投資及民營化企業的政策，而不是一胎化。

專研究中國的經濟學者葛藝豪（Arthur Kroeber）便認為，假設中國經濟成長了10%，一胎化政策的貢獻不會超過0.1%。如果，中國沒有施行一胎化，真的就得面臨人口爆炸的惡夢嗎？方鳳美找到一個山西省小鎮「翼城」，這裡自1985年來以來就不實施一胎化政策，而是「二胎特區」。歷經25年後，翼城的生育率低於全中國平均值，男女比例也接近世界正常水準。沒有一胎化的世界並沒有崩潰。

反而一胎化帶來許多想像不到的後果。在華人重男輕女的觀念下，一胎化帶來最顯而易見的衝擊是男女比例極度失衡，《獨生》書中引用幾個研究者的觀點：當一地的男性人口過剩，會增加社會的好戰性格。

像是二次發生在清朝的叛亂，都發生在單身男性極多的地區。清朝捻亂發生地區平均四個男人就有一個娶不到老婆，現今中國有些省份已經接近甚至超過這樣的比例了。《經濟學人》曾刊登一篇文章，指近年的中國外交政策是具「男性民族主義」的好戰色彩。

為了徹底執行一胎政策，國家力量強迫婦女墮胎，甚至以不法手段將超生的嬰兒送養到外國，中國一度是世界最大的兒童領養輸出國。「以前美國人很愛到中國領養小孩，因為完全沒有規定。」這些被領養的小孩日後才知道自己的身世，產生許多認同和適應上的問題。

「不過，最急迫、馬上就要遇到的是養老的問題。在上海，還有養老中心，有錢人可以做這個選擇，可是在其他省份都要面臨上一代的安養問題。」方鳳美形容中國現在的狀況是「未富先老」，社會未如日本、歐美富裕，馬上就要面臨老化社會，「以前勞工與退休人士是5 : 1，20年後將變成1.6 : 1。」

一樣是少子、老化社會的日本、西方世界和現今中國有根本上的差異，「別的國家是有好幾十年面對這樣的變化，中國是在一、二十年馬上面對這個情況。」尤其社會安全網路也不同，第一世界有完整的社會福利機制，中國沒有，「所以中國現在強力鼓吹孝道，甚至法律還規定子女要定期訪視父母。」

諷剌的是，中國的家庭功能、孝道思想早在文化大革命被強力破壞，國家錯誤的一胎化政策卻又要推回由家庭負責。同時也在美國大學教課的方鳳美觀察到，「我們以為一胎化下的獨生子女都是『小皇帝』，但在我看來，他們承受很大壓力。」這個壓力包括要照顧上一代，男性還得面臨男女失衡找不到對象結婚的壓力。

「這些『小皇帝』長大後面對各種壓力，他的人生選擇會更趨向保守、不敢作夢。」這個觀察完全異於我們對中國新一代「狼性」的想像；而一胎化下的女性，在某方面看似受益，「家庭只能生一個，女兒獲得所有資源，可以比以前受到好的教育。」只是，小女兒長大了，受了教育，工作機會也比過去多，於是選擇晚婚，看似女性自主權提高，但整體社會氣氛還是保守，把不婚的女人視為剩女，女人在一胎化之後地位更為險惡。

方鳳美分析，「在西方可以有很多元的選擇，像不婚、單親、同志家庭等等，可是中國社會還是要每個人結婚，沒有其他的選擇。」一胎化的環境，讓每個人的成家立業困難重重，「男女失衡，很多家族是傾全力幫兒子買房，做盡一切準備，只為了娶媳婦。」

西方國家以托育、減稅等政策鼓勵生育，但中國特色的人口政策不是如此，「國家既希望女人生小孩，卻又沒有任何配套，像托育。」中國在2015年宣布結束推行35年的一胎化政策，新一代的中國人卻不生了，生育率依然低迷，不見起色。

「1970年代全世界都擔心人口爆炸都在想對策，只有中國敢執行這樣的事。」當時主導政策的官員是男性科學家，「他做的是火箭研究，所以把生育問題想成像火箭發射一樣，要生或不要生按一個開關就可以了。」當時火箭科學家認為，當一胎化進行到一個程度之後，人口在老化之前，只要再開放生育就可以增加年輕人口了。

生育控制的奇特之處是：「你可以靠罰錢、刑罰手段禁止一個人少生，但你無法用刑罰的手段去強迫一個人多生，不生很簡單，但要生卻很複雜。」生育小孩事涉伴侶之間的情愛關係，還有養育下一代的資源問題。被西方媒體比為當代漢武帝的習近平就算拿著槍祭出嚴刑峻法，都沒辦法捥回低迷的生育率和老化的人口。

曾有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對方鳳美說：「就是一胎化的關係，我才有資源來到這裡讀書。」方鳳美回應：「你的確是一胎化的受益者，但是還有更多人沒辦法像你一樣來美國、在中國被強迫墮胎的女人、甚至來不及出生的女嬰呢。」任何政策都有利弊，而一胎化目前回頭看似乎弊大於利，方鳳美用一個更寬廣的視野看這樣的國家決定，「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國家政策，而不是由下而上，不是大家的選擇。」一個沒有公民參與的決策過程，端賴少數決策者決定，決策只是領導菁英對這個社會的錯誤想像，例如，火箭科學家把人口生育當發射火箭來研究。

雪上加霜的是決策由上而下的一意孤行，錯誤發生時沒有導正的機制，方鳳美解釋，「並不是要說中國政府的一胎化政策有多笨，而是當一個國家有錯誤的決定，執行了幾年之後，通常會有機制讓這個決策做修改或停止。」但一胎化完全相反，《獨生》採訪了好幾位當年力反生育控制的學者，政策執行過程並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國家也並不是35年後才一覺醒來、突然發現政策不當，是這個政體的本質，讓這個錯誤持續了35年，而苦果，由13億人來承擔。

附录：

【端传媒编按】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都有与计划生育、一孩政策、独生子女关联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每一个都有生死：从通往四川地震灾区的火车，到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从山西翼城的秘密二胎试点区，到昆明的临终关怀中心，从上海人民公园的婚姻集市，到三藩市郊区代孕母亲的家。

2007年第一位华裔普利策得奖记者方凤美（Mei Fong）溯回这场跨世纪人口实验的缘由、历史、当下、未来，以翔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学者、官员、普通百姓，将父母的痛楚、子女的孤凄、生活的荒诞、社会的流变与数据理论的互博穿梭织就One Child（《独生》）一书。

在英文版出版，赢得西方世界赞誉与关注之后，作者却感慨，最应该读到这本书的人，那些她在中国多年的采访对象，被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一生的人却读不到。在寻求中文出版的过程中，方凤美遭遇了大陆出版商最终因担心通不过审查而放弃；也遭遇了部分港台出版商的犹豫，有些担心敏感，有些则觉得没有市场。

故事无人接手，方凤美不愿主人公在自己的国土被噤声，于是选择自资翻译中文，并将《独生》的中文PDF版本在网络上以cc共享的方式免费公开，并希望通过网络众筹填补成本费用。

《独生》节选一：倾全家之力，他们急着达成一桩叫婚姻的交易

一孩政策下，他们和她们在独孤中成长，到了被认为应当恋爱、结婚、生育的年纪，孤独成了缺陷、梦魇、耻辱，甚至疾病。

方凤美 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2007年普利策奖国际报导得奖团队成员。

撰文 方凤美2016-11-29

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像中国这么多的单身汉。

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确定中国过剩的男性人口是否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或使国家更加好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积极介入子女婚嫁中的社会里，大量的未婚男性大大加剧了婚姻焦虑感。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婚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乎金钱、估值与投资。

西方人可能很难理解，婚姻是如何成为这样一种赤裸的经济交易的。但是在中国，父母肯定会参与孩子的婚姻。婚姻不仅仅是新郎和新娘的结合，双方所交出的不仅是自己，还可能是双方父母共同积攒下的一切。

我问他想娶什么样的人为妻。“她必须性格好。”“她必须要听我父母的话。”停了一会。“也要听我的话。”

2013年，我认识了一个叫田秦耿的房奴。田当时25岁，是个性情温和的机床操作员。他住在宁海，一个离上海几小时车程的怡人小城。田在一个工厂里上班，每个月赚2500块人民币。即使以宁海的标准来看（人均年收入约合人民币1.9万元），这工资也不算多。为了提高儿子的身价，他的父母花光了所有积蓄——一共30万人民币，然后又向亲戚另外借了20万，才帮他在宁海市的中心区买了一套两卧室一厅的公寓。

每个月，田和他父母都要花掉总收入的80%来偿还房贷。他们唯一允许自己花钱的地方就是买彩票。

田虽然已经有了爱巢，但在寻找伴侣这件事上却并不怎么上心。问题是，他不是很清楚要如何著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宁海不像北京或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一样有健身房、夜总会和丰富的单身生活。人们仍然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去河边洗衣服，追求伴侣也仍然是按照旧时的方式，靠熟人介绍。占卜算八字仍然很重要。田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到了女朋友，却为避开马年而推迟了婚礼。田解释说，算命先生认为马年是动荡之年，不宜结婚，建议他们等到更宜嫁娶的羊年。当然，结婚后小俩口还必须注意不能太快怀孕，因为人们认为羊宝宝太过消极被动，日后恐怕难以成功。

这种现代与传统的矛盾让田有些招架不住。他宁愿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打电子游戏。他的亲戚们倚熟卖熟地给他取了另一个名：宅男。

我问他想娶什么样的人为妻。

沉默许久后，他试探性地说道：“她必须性格好。”

什么意思?我追问道。

“她必须要听我父母的话。”停了一会。“也要听我的话。”

每周末，田的母亲都会从乡下老家坐公车到城里来，帮儿子做饭打扫房间。趁著来回擦地板和切番茄的空隙，母亲就会暗示他：“你不觉得到时候了吗?”或者是“妈还不老，还能帮你带孩子。”（得知他母亲在一个制作马鞭的工厂里工作，我被逗乐了。）

田结婚这件事是势在必行，这不光只是为了满足他父母的期待。他盘算著，父母只能再挣十年的工资。他需要找到一个伴侣，在父母退休后能帮他一起还房贷。当然，这对未来的田太太来说并不是很公平。田家指望著她帮忙还房贷，但又不太可能在房产证上写上她的名字。

当我问到他以后会不会在房产证上添上未来妻子的名时，他坚定地说：“当然不会，这房子是我父母和我一起买的。”

与大城市相比，宁海这样的小城市谈恋爱的选择实在太少。高科技的选择就是交友网站，比如世纪佳缘和百合网；而低科技的做法就是父母代表单身子女在公园里贴交友广告。第二个办法从退休父母们聚在一起抱怨孩子没有对象时就开始了，已经流行了十多年。家长们很快就开始交换资讯，这也就促生了中国公园里所谓的婚姻市场。

多年来走过这些婚姻市场后，我发现这些广告里有个趋势：广告里的男性大都是二十几岁，没上过大学，而女性则年纪更大些，学历也比较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女性20岁，男性22岁）造成男性从内心里期望寻找比自己年轻的（通常还得是社会地位比自己低些的）女性，还因为中国门当户对的文化根深蒂固，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女要高嫁，男要低娶。自然而然，这让婚姻市场的求过于供更加严重。门当户对这一观念对于像新和平村的那些农村光棍来说显然很不利，但同时也限制了高学历女性的选择，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玩笑：“中国有三种性别：男性、女性和女博士。”

社会学家孙沛东在其著作《谁来娶我的女儿?》中指出，在上海人民公园的婚姻集市上，65条广告只让3对男女成了配偶。尽管失败率如此之高，孙还是认为婚姻集市的在满足了一项重要的需求：它为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得以分担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国日益脆弱的家庭结构给父母带来的焦虑。

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现代化的约会方式，这些方式是由单身者主动参与的，而不是由他们的父母一手包办。2013年，我参加了一场由世纪佳缘主办的大型相亲会。

这场长达3小时的相亲会针对的是白领工作者，费用是100块人民币，约有100个人注册了此次相亲会。

我的调查员爽和我想出了一套说辞：我会向别人介绍说我是她的表姐，是海外华侨，目前在北京工作，是陪她来相亲的。

爽的大红标签上写著“90后”。我的当然是“70后”。在中国的交友圈，70后被归为3S（剩女）——单身（Single）、七十年代出生（Seventies）、被剩下的（Stuck）。这标签就好像霍桑笔下的红。我问组织者他们发出了多少“70后”的标签，“不多。”有个人狐疑地打量著我，不屑地说道。

接着，我们被带进一个舞厅，里面的椅子被排成了一组组正方形，每组十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些粉色的小纸条，用来写自己的详细资料：姓名、爱好、QQ号码。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我们物色到一个合适的人，就可以交换纸条。每个人在动手写资讯之前都会先偷偷地扫一眼周围的人。

司仪让我们每组想一句浪漫的口号，然后再一起喊出来。喊得最大声或著口号最有创意的（我不是很确定规则到底是哪个）小组将赢得比赛。我们组想出的口号是“永恒爱情勇士”，听起来就没有士气。轮到我们喊的时候，大家都喊得跟刚出生的小猫一样有气无力。难为组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暂且叫他老张吧）还自告奋勇充任组长，拼命地给大家打气。“大家一起来！”他尖声喊道，“永恒！爱情！勇士！”

我们再一次有气无力地嚎叫。

接下来是自我介绍环节。每个人都严肃得有些可怕。所有的女性都反复强调自己想要“找个真心诚意的人”。所有的男性都列举自己的成就：学历、工作、汽车，以及是否具有那至关重要的北京户口。没人假装他们只是为了娱乐、交朋友或者找个能一起在沙滩上散步的人才来到这里。他们的愿望很赤裸——找一个想结婚的伴侣——这俨然已无任何浪漫可言。

接下来，我们都被要求换到下一组，然后重复同样的事情：按摩、想口号、喊口号、自我介绍。

在任何文化中，追寻爱情都要花费工夫，当中往往不乏辛苦艰难的例子。但在中国，由于父母过高的期望加剧了子女内心的压力，加之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谈恋爱在中国似乎更加艰难。

虽然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人口减少，且家族网迅速缩小，但核心家庭的基本轮廓仍然在。在西方逐渐出现的新型家庭——同性恋家庭、跨种族家庭、无子女家庭、单亲家庭、未婚家庭和继亲家庭，在中国仍然很罕见，部分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阻碍了某些家庭类型的形成。例如，中国几乎没有未婚妈妈，因为少了一纸结婚证，这些妈妈几乎无法给孩子争取到出生证明和户口。

共产党对婚姻焦虑（尤其是女性婚姻焦虑）的加剧也有一定的责任。

2007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起的一项由政府支持的活动助长了这种焦虑。讽刺的是，妇联这个共产党的下属机构本来肩负著提升女权的任务。这项活动称为“剩女运动”，它发明了“剩女”一词，把25岁以上的女性比作是剩饭剩菜。而对中国最亟需帮助的单身男性，却没人举行类似的活动来帮助他们。

社会学家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 认为，剩女运动旨在规劝高学历的女性不要太晚结婚生子，因为共产党正是需要这群人来繁育“优质”的孩子。

这种思想复苏引发了人们对解放前时期和女性主义运动之前时期的怀旧。“剩女”运动发起后的一年，一大批鼓吹女性顺从男性的成人教育工作坊便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这些工作坊被称为“女德课程”或儒学讲堂，很多与地方政府、学校和教育基金会有合作，宗旨是向中国人传授圣哲孔夫子所奉行的“传统价值观”。（这些儒学孔子讲堂和孔子学院不可混同，孔子学院是教育部向海外宣传中国文化的臂膀。）

我的一个调查员参加了其中的一个讲堂，并记录了整个过程。该活动由河北省传统文化研究会（主管单位是该省的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每月举行一次，每次为时一天，费用约为200元人民币。（该研究会的很多领导都是政府高级官员。）

丁璿老师站在孔子和习近平的画像旁边，对著满教室的学生说道：“丈夫对于妻子就是天。妻子应该学习敬天。”在长达3小时的授课过程中，丁反复强调，女性需要退居次位元，声称“强势的女人会有别的麻烦，乳房和身体其他部位会生癌。既然你不想再做女人了，老天爷就会来帮倒忙。”

丁呼吁所有女性都应该以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为榜样。彭可以说是中国自宋美龄以来最有魅力的第一夫人。作为一名民歌手，她的知名度在许多年间一直高于她的政治家丈夫。夫妻几十年来一直过著不同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追求各自的事业。但根据丁的说法，这并不是是彭成为中国女性典范的原因。“她会做面条、会烙大饼，可以自己骑著自行车去买蔬菜，”这样，习近平才得以全心投入自己的事业，“成为世界著名的圣君”。

至少还有一家儒学讲堂的语调与河北的课堂相似。在东莞这个有大量年轻女工的制造业重镇，有一家女性讲堂奉行这样的理念：“被丈夫打不要还手”以及“绝不离婚”。2014年9月，该讲堂由于无牌照经营以及“违背社会道德”被政府部门关闭。

《独生》节选二：死不由己，“缺后”老人的绝望终途

断子绝孙，死为饿鬼，是中国人最恶毒的诅咒之一，当父母在病床上渐渐滑向人生终点，为何老人和子女都被惶恐与憎恶攫住咽喉，难以觅得平和安慰？

马克是中国最著名的临终关怀医院——昆明第三人民医院姑息治疗科的主任。在多年的实践中，马克对中国人口的衰老和死亡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偏爱的理论。一是中国近年出现的物质主义浪潮让死亡更加艰难，二是无后老人的死亡最为痛苦。这倒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有积蓄，有养老金。但是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如此稀少，就会失去创造力，”马克说，“失去希望。”

目前，中国的工作人口对退休人口比例是5:1，但是在二十几年后，中国这一吸引人的5:1比例就将变为1.6:1，这意味著税收资金缩减、消费减少，以及生产力的全面降低。在西方，这种向老龄化社会的过渡经历了50年时间。而在中国…由于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渡将如海啸一般，其速度将造成巨大的冲击。

现在，面对不断攀升的离婚率和即将到来的退休人员大爆炸，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必须重建当初国家曾企图摧毁的家庭秩序。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部要求子女赡养年迈父母的法律。2013年，北京进一步立法，要求老年父母的子女必须经常回家看望。这样的法律执行起来很困难，但立法行为本身发出了一条明确的信号：国家做不到的，家庭必须做到。

不幸的是，有些后果是难以弥补的。

马克所在的第三人民医院姑息治疗部因其建立时间最早且规模最大而著名。这家中国最著名的临终关怀院，1986年初建时只有六张床、两个医生、一个护士。现在它有70个床位，2015年大楼扩建后，床位数量还将翻两番不止。即使以中国标准来衡量，这一数也颇为惊人。在中国，一家医院能有十张用作临终关怀的病床就很不错了。

然而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临终关怀医院，也只是矮子当中的高个儿。在经济学人智库所创建的临终关怀品质排名中，中国几乎在每一项指标——品质、经济可负担性和可获取性中，排名都很靠后。

马克身材纤瘦却充满活力，是回族人，原本是个神经科医生，但是“中国的外科医生太多了，很难出人头地。”在预见到开拓临终关怀这一领域所包含的机遇后，马克便转行了。声名鹊起后，马克打算公开出版他的日记，将其命名为《在天堂的门口》。

“有时候，我们这里一天就会死一个人，一切都太突然，家属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国家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但是有很多不同的丧葬习俗，能够让生者安心。”

在马克的医院里，有一个房间最接近这扇想像中的门，这就是医院的太平间。太平间位于整栋楼人流密集的位置上，被题名为“蓬莱山”。这一传说中的神山上住著不死神仙，无疾无苦，酒食无穷，桃花盛开。

但是，关怀医院的这个蓬莱山却没有什么仙气。只有一处壁龛，上面供奉著一个几乎可以代表任何宗教的无法辨识的神像。在神龛的两侧，有一副悲哀的对联：

明月清风何其在？ 桃花落水去无踪。

医院本身已经有一个停尸间，家属可以在那里认领遗体。马克说，“蓬莱山”满足了一种需要。“有时候，我们这里一天就会死一个人，一切都太突然，家属不知如何是好，”他说，“我们国家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但是有很多不同的丧葬习俗，能够让生者安心。”

当然，“蓬莱山”之所以在，还有个更实际的原因：当地的一家殡仪馆租用了这个房间，成为临终关怀部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中国大多数医院的科室，其部分收入依赖所开的处方数量。对于关怀医院的工作人员来说，面对身患绝症的病人，也开不出什么能治病的药物。一位行政人员说，他们之所以招揽不到医务人员，这是原因之一。

“蓬莱山”还有另一重影响。死亡不再是一个被埋藏起来、不见天日的话题，而终于有了一席之地。

我在和马克以及其他医生和病人的交谈中发现，老人对关乎自己的医疗决定往往做不了主。

“我曾经有一位直肠癌的病人，”马克有一次告诉我说，“他知道自己大便中有血。他女儿不让我们告诉他他得了癌症。她宁愿父亲不知情，让我们告诉她父亲这只是一般的痔疮。”

“过了几个月，病人并没有觉得自己有所好转，还是发现自己大便中有血。老人家很不高兴，觉得我给他进行的治疗是无效的，拒绝再配合治疗。”

“在当今中国，我们都变成了物质主义的信徒；不是我，但其他人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死亡教育。物质主义者只相信自己能够看到的，否认肉眼看不到的。他们没有宗教信仰。”

在马克的劝说下，女儿终于同意让他将真实的病况告诉给病人。马克说，他当时尽量说得婉转。

“我试图和病人谈谈，想看他是否能够承受这一事实。我跟他说：‘你看，你已经70岁了，在这个年龄，很多人都会生病，比如癌症。我之前可能误诊了。你有可能得了癌症。这一点你想过没有？’他回答说：‘没事。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昆明。两个孩子都有工作，有家庭，也都很开心。我对生死已经很通达了。’”

“我不相信他真的通达了。所以第二天，我到他房间里跟他说我要给他再检查一次。等到第三天，我才告诉他他确实得了癌症。我以为他可能接受得了。但是半小时之后，他就昏迷了。十五天之后才醒来。又过了一个星期就去世了。”

中国在这种家属代替病人做主的特殊现象，有几个原因。经济原因是其一：医生听从病人成年子女的意愿，因为帐单是他们来付的。而更为忧伤的解释是，到老人临终，平时见不到的孝心才发作起来。“一切都是为了面子”，北京一所医院的一位行政人员说，“孩子必须要表现出自己真的尽力了。”

马克有另一个理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实验创造了一种物质主义文化。“在当今中国，我们都变成了物质主义的信徒；不是我，但其他人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死亡教育。物质主义者只相信自己能够看到的，否认肉眼看不到的。他们没有宗教信仰。”

马克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中国文化的确避讳谈论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事。但我觉得，这种憎恶已经超越了物质主义文化，其根源在于中国对死后之事的信仰体系：你仍然需要用到钱和各种物质舒适品，仍然会遇到官僚制度和等级制度，仍然会踏上一个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重生的循环。

中国人相信，一切都是可以带走的，只要你有后人，且越多越好。如果你死而无后，那就是断子绝孙。这可是对中国人最恶毒的诅咒之一，因为这意味著你将永生都是一个饿鬼。

在（昆明的临终关怀医院）其中一间休息室，我看到了正在安静地在鞋底上绣花的李嘉艺。李的母亲因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病情转重，过去七个月一直住在这里。

嘉艺三十五岁，乌黑的长发如云般泻下，安详的脸脂粉不施。她身旁是五岁的女儿清溪一个迷人的小机灵鬼，笑起来还露著小豁牙。嘉艺已有四个月的身孕，肚子里的第二个孩子是在最近“单独”政策改革之后怀上的。

“有时，我的朋友会问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生二胎呢？’但是我觉得照顾老人确实压力很大。单凭社区的支持是不够的。邻居们都不像我小时候那样互帮互助了。这孩子，”她说著，轻轻朝自己爱叽喳的女儿指了指，“以后自己一个人会很不容易。”

她说，母亲病的这几年对她来说很艰难。“我父亲岁数太大了，就只靠我一个人，”嘉艺说，“我不想让我女儿和我一样。她的弟弟或者妹妹会比我们活得都久，这可能会是她在世间最长久的亲情。”

中国文化避讳谈论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事，其根源在于中国对死后之事的信仰体系：你仍然需要用到钱和各种物质舒适品，仍然会遇到官僚制度和等级制度，仍然会踏上一个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重生的循环。

过去几年里，由于要在家和医院之间经常往返，还要照顾孩子，嘉艺已经力不从心。她开始掉头发，开始冲著清溪发脾气。最后，她决定辞职。靠著自己的积蓄和丈夫的工资，她盘算著自己两年内不工作应该无妨。之后怎么办？她耸耸肩，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嘉艺还是相信在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必要的。“人口数量大，社会福利很难推行。”接著，她又补充了几乎每个中国人在被我问及计划生育政策时都会提到的话：人太多。这一点，如果你曾在中国生活过，曾经在拥挤的地铁上和无数人一起抢过座位，曾经为了上重点学校而削尖了脑袋，也许才更容易明白。

然而，当我问到嘉艺是否支持计生委干部采取的一些方法，比如强制流产的时候，她本能地用手护住了小腹。“当然不支持，”她说，“强迫永远都是不对的，那些人太坏了。”

清溪爬到她的大腿上，开始轻轻地咬妈妈的胳膊。

嘉艺温柔地和孩子嬉闹著，曼声婉转地说：“谁来照顾妈妈呀？你会照顾妈妈吗？”

清溪英勇地趴在那未出世的小宝宝身上，点了点头。

《独生》节选三：从出国代孕到设计婴儿，在实验室定制阶级？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扩大了中国的不平等。如果你有钱，就能生更多的孩子，少受惩罚。如果这些孩子更聪明，更不易生病，个子更高呢？

代孕在中国是灰色地带。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对生育服务业的控制性监管缺失，结果，这个制造婴儿的市场就像蛮荒时代的美国西部一样无法无天。这些生殖实验并不仅限于中国，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因为这些孩子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在美国出生的。

2010年，上海人蒋先生和她的妻子（在此根据他们的要求称她为詹妮弗）通过美国代孕妈妈生下一名女儿。接著又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三个孩子都是美国公民。但蒋先生说，这并不是他们选择这种不同寻常的受孕方式的原因。

对他们来说，美国（或者说得再具体一些，加州）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一流的生育服务和对代孕所生儿童生父母有足够的法律保障，这些都是中国所没有的。

蒋和詹妮弗结婚时都是不折不扣的雅皮士（注：Yuppies，young urban professional的缩写，指受过高等教育、住在大城市、有专业性工作而且生活得很富裕的年轻人）。两人都在跨国公司做市场行销工作，薪酬高，需要经常出差。两个人都来自小型家庭。36岁的蒋先生生于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前一点，还有个姐姐。詹妮弗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家里没有别的兄弟姐妹。两家家庭都催促他们早生孩子，给了他们很大压力，但是2008年，詹妮弗被诊断出子宫偏小，这意味著她几乎肯定无法把孩子怀到足月出生。

“只要有钱就能有孩子，既然有了这个可以回旋的方法，一切就很简单。但是在中国，我们努力了很久，发现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在上海见到蒋先生的时候，他的漫漫生子之路早已过去多年。蒋先生现在经营自己的生育咨询业务——第一咨询。中国客户在美国寻找捐卵者、捐精者、代孕母亲和试管受精服务的市场迅速扩大，蒋先生正是这些客户的中间人。当然，这一切都要从他自己的经历说起。

蒋先生夫妇在中国尝试过很多次代孕。两年里，他们花了近20万人民币却一无所获。其中一个代孕母亲直接消失了，一声不响地跑回了老家。另外两个没有怀上胎儿。蒋先生最初想过：“只要有钱就能有孩子，既然有了这个可以回旋的方法，一切就很简单。但是在中国，我们努力了很久，发现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

中国和美国的试管受精服务有很大差别。中国的生育服务机构人太多，医生和病患的关系很冷淡，且基础设施很原始，有时并不卫生。（“你得在男厕所里面自慰，”蒋说。）

他开始探索一些海外的选择。除了美国外，他考虑过乌克兰、印度和泰国曼谷。在美国，据他计算，包括试管受精、代孕、接生在内的一系列服务总共要大约12万美元，花费大约是印度的三倍。但是像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地能为生父母的权利提供十分可靠的法律保护。印度和泰国到处充斥著代孕母亲所生婴儿没有国籍、身份不合法的恐怖故事。蒋也排除了乌克兰，“他们对外国人收费是本国人的两到三倍，就跟三十年前的中国一样。”

就是美国了。这是他们最后一个机会。“我们感情上和经济上都无法再承受失败了。”

一家美国仲介向蒋先生推荐了三个代孕母亲人选。尽管其中有两个代孕母亲住在南加州，离蒋先生选择的圣莫妮卡医院更近些，但他还是选择了要坐短程飞机才能到达的、住在三藩市湾区一带的艾曼达·克莱沃克斯基，因为她是白人，又是警官的妻子，这些都让他觉得很稳定。“我知道冒充警官是重罪，”他说，“文化上讲，我更信任白人家庭。”

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一家代孕机构的经营者丽莎·齐雅（Lisa Chiya）说道：“其他客户对人口特征并不怎么在意，但中国人在意教育和种族。他们要求代孕者要有大学文凭，得要是白人或者拉丁裔，但是不要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总会说，‘其他都可以，就是不要黑人代孕’。”

2009年圣诞节前后，蒋先生夫妇飞往艾曼达位于郊区的家中，距三藩市约两个小时车程。艾曼达带他们参观了自己家，并向大家坦诚地介绍说他们就是自己要帮助代孕的夫妻。“她人真的很好，”蒋先生说。“她家里环境很好，所以我想她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钱，”他说，“当然了，钱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蒋先生将支付约3万美金给艾曼达作为代孕费，这是标准的市场价。艾曼达和她丈夫以为，她怀孕期间的医疗费用能够靠丈夫工作所提供的保险支付。但是保险公司后来却收取了艾曼达一半的孕检费用，大约1.5万美金，并说明公司对有偿怀孕不承担全部费用。

“其他客户对人口特征并不怎么在意，但中国人在意教育和种族。他们要求代孕者要有大学文凭，得要是白人或者拉丁裔，但是不要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总会说，‘其他都可以，就是不要黑人代孕’。”

此行之后，蒋先生夫妇开始接受生育治疗。2010年4月，他们在圣莫妮卡进行了取卵和受精卵植入流程。4月中旬时，艾曼达怀孕了。两周后，他们获知此胎只是单胎，这让夫妇俩略有些失望——“我有点希望是双胞胎，因为我不想再做一次了，”蒋说。又过了两周，传来了再次让他们失望的消息：扫描显示胎儿是女儿。蒋的父亲一直希望是个男孩，好能延续香火。“我跟自己说，看来要再做一次了，”他说。

随著孕期的发展，这三个奔波于几大洲的人之间情谊日深。

春季，冰岛的一座火山爆发，詹妮弗当时在瑞士工作，因此连续几周被困。她又孤单又低落，急切地想知道艾曼达是否怀孕了。孕期初始，艾曼达开车出了一点小事故。蒋说：“我看到邮件的时候，手心不停冒汗。我当时很冲动，想打电话要求她不要开车。但是我意识到这很愚蠢。没人坐公车出行。她是个家庭主妇，我怎么能不让她开车呢？”他开始学著信任艾曼达。

秋天的时候，他们的计划横生枝节。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大幅缩减预算，艾曼达的丈夫被裁员了。蒋先生当时在法国工作，主动提出飞到三藩市陪伴艾曼达。她失去了保险，因此蒋先生按照《统一综合预算调解法案》（COBRA）支付了她的费用。该法案价格昂贵，每月的保险费有600多美金（约合4000人民币），可以让新失业的人员继续享受医疗保险。

此时，艾曼达怀孕已有五个月。

孩子于2010年12月出世。在一周的阴雨连绵之后，那一天晴空万里。詹妮弗在艾曼达分娩时一直握着她的手，生产过程很顺利，很快就结束了。“我记得我用了三次力，”艾曼达说。所有人都热泪盈眶：蒋先生夫妇，艾曼达，她的母亲，“连护士眼睛都湿润了，”艾曼达说。

一年之后，蒋先生夫妇开始考虑再生一个孩子。“看看中国如今的独生子女家庭，很多孩子不知道如何分享，他们特别无聊，被老人宠得不成样子，”蒋先生说。他们还有几个储好的冷冻胚胎。他们再次找到了艾曼达，她同意了。

这一次情况不同了。艾曼达的儿子已经懂事了，会问一些问题。“我告诉他，‘妈妈要给别人生一个宝宝’，”艾曼达说。结果，她要生的是双胞胎。双胞胎后来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月。蒋先生的保险那时还未生效。没有保险，他每天都要为重症监护室里的双胞胎支付约1万美金的费用，医院最后给他的缴费单高达28万美金，不过蒋先生最终和医院协商把费用降到了22万美金，现金现付。现在，蒋先生建议他要生双胞胎的客户购买早产保险。保险费很高，5万美金，但是他说这钱花的值得。

“我对中国客户开价，他们从不还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客户就不会这样，”《捐卵内部指南》的作者之一温蒂·威尔森·米勒对我说（她也经营一家捐卵机构）。

两家人每周都会用Skype或邮件沟通一次。“我在他们的家庭中很重要，像一个住在远方的姐姐一样，”艾曼达说。

2012年年末，蒋先生辞职创立了第一咨询。他把他的客户分成四类：患有不孕不育的；单身男女需要借助第三方生育的；同性恋（“这没有那么少见，我想这个国家至少有5000万至6000万备受歧视的同性恋者”）；还有想躲避独生子女政策的人——这类人现在没有了。这最后一类人包括那些如果超生就可能失去工作的人，比如政府官员或者国企高官。“这部分人很少，不到10%。大多数客户都是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占了全部业务的75%左右。”

蒋先生的客户是大批赴美生子的人的其中一部分。相比于十年前开始的美国人赴中国领养的浪潮，这是个惊人的反转。几则新闻报导引用一家分娩管理组织的估计数说，2012年至少有一万名中国“定锚婴儿”在美国出生。该组织是一个知名度不高的网路平台，致力于对中国妇女在美生子的月子中心进行监控和排名。

最近几年，月子中心在南加州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服务的都是在美国生子的中国人。产妇在这里住上六周，通常打包价是3万美元或更高。但是，这些月子中心也成为了反移民运动简单而集中的目标。

接下来将崛起的可能就是迎合中国市场的生殖服务，该行业的高端客户消费可达12万至15万美金。“每个人都想要聪明的孩子，但是不管大家嘴上说什么，每种文化几乎都会在美貌与聪明之间选择前者，”威尔森说。“但是中国人几乎都想要高个子，至少1.68米以上。他们会询问眼皮；他们想看孩子的照片，来判断捐卵人是否做过眼皮整形手术。”

卵子提供机构说，近年来中国父母的介入导致东亚卵子一卵难求。通常，捐卵者能够获得约6000美金的补偿款，但是东亚洲捐卵者获得的补偿是这一数的二到三倍。

威尔森·米勒的东亚捐卵人几乎全都是持美国学生签证的大学生，但是依然供不应求。这愈加导致了一种奇怪的循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捐卵人都飞到美国帮助制造宝宝，然后宝宝再被带回中国。

“中国人几乎都想要高个子，至少1.68米以上。他们会询问眼皮；他们想看孩子的照片，来判断捐卵人是否做过眼皮整形手术。”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将生育看成一种促进社会进步和刺激社会流动的工具，在生育这件事上进行辛苦的选择已经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已经习惯了控制生育的数量和性别，有些人甚至通过捐卵人选择智力、身高和长相。这离“婴儿设计”已经不远。

2013年，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探索人类智慧基因基础的工程。这是否真的能够实现还远未可知。研究院在此专案上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也汇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也许这个小组最令人感兴趣的成员就是项目带头人赵柏闻——一位初中就辍学的少年天才，15岁就曾与人合著过一份黄瓜基因序列的研究论文。赵相信：“人们应该能够自由操控自己孩子的智商。这是他们的选择。”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扩大了中国的不平等。如果你有钱，你就能够生更多的孩子，少受惩罚。如果这些孩子还更聪明，更不容易生病，个子也更高呢？那么中国就会更加接近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反乌托邦社会——人口是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和分类的。阿尔法（Alpha）为王，而像厄普西隆（Epsilon）一样的劳动人民则智力不全，天生就被设计得永远不会有超越阶级的野心。

在《美丽新世界》中，独裁者穆斯塔法·蒙德争论说，当儿童由实验室所孵化时，世界会运行得更好。“世界现在是稳定的。人们很幸福，他们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并且永远不会觊觎自己得不到的。他们富有、安全、从不生病、不怕死亡；他们万幸地对激情和衰老一无所知；他们不受父母的困扰。”

在对人类激情的赞美歌中，男主人翁野蛮人轻蔑地回答道：“但我不要舒适。我要上帝。我要诗意。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

《独生》节选四：主推独生政策的火箭工程师，又主持了三峡工程

独生子女政策的诞生，有历史潮流，有政治需要，有“科学”计算，唯独没有认真想想“人”。

2016-12-19

25年来，翼城和其他几个县城都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实验。在这些地方，居民几乎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就能生两个孩子。这些秘密的二胎试点区域一共影响了大约800万人的命运。

如今，翼城的性别比例已经接近世界正常水准。生育率也低于全国平均生育率。二胎许可更使得原本怨声载道的生育指标落实工作简单了很多。翼城的村长黄登高说：“我们不需要使用武力。我们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跟邻里和平共处。”

多年之后，力争推翻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学家们就以翼城为据来证明中国的未来。此举也将翼城计划生育实验背后的一个叫梁中堂的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梁是一位少有人知的经济学教授，他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在30多年前那场引入计划生育政策的会议上，他是唯一一个大胆谏言的人。

在成都的那场举足轻重的人口会议上，梁中堂警告大家说，这一政策将是“一场惨痛的悲剧”，在这一政策下，“社会将失去喘息的机会，如一潭死水，没有未来。”他预见到了老龄人口缺少依靠的局面，并创造了如今被广泛使用的“4：2：1”这一说法——两个成年子女需要供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

梁先生已经退休，腰板挺直，银发苍苍，言语间总流露出一种气度。“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梁说道。在我们的对话中，梁频繁地将自己的努力评价为“无用”，“浪费时间”。

梁先生年复一年的游说并未能说服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二胎政策。但是，他的努力还是赢得了改革派的党内高层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注意。在他们的支持下，一批二胎试点地确立了。可以说，许多出生在这些地方的孩子之所以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就是多亏了梁中堂。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人们都觉得自己要淹死在人海里了。好像如果不减少人口的话，大家就会永远贫穷下去。人太多。”

梁中堂讥讽地说道：“这还是比我什么都不干要好点”，接著又说“当人口学者说话总比当农民管点用。”

梁中堂说，早年中国曾经照搬过苏联的一套系统：只注重生产力和经济统计资料，而不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相反）。而80年代早期以前，中国的人口学者甚至不知如何绘制最基本的人口寿命表。

1980年，北京决定开始大力控制人口增长，但是当时领导们还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根据人口学者夏乐平（Thomas Scharping）的说法，中国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十五年前，且只“提供了粗略的统计数”。仅基于如此不准确的基础就实施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计划，这令人难以置信。想到这里，我不禁问梁中堂，这是不是有点像我曾读到过的对批评家的定义：“没有双腿却在教人跑步的人？”“是啊，”梁先生说，“但是你要记得，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人们都觉得自己要淹死在人海里了。好像如果不减少人口的话，大家就会永远贫穷下去。人太多。”

中国自1950年起就开始断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措施是规定法定结婚年龄、发放免费避孕套和节育环。在70年代，中国将这些政策与“晚、稀、少”（‘晚稀少’主要是鼓励夫妇完婚，拉开两胎之间的间隔并少生育）政策紧密结合。

在政策实施的十年间，中国妇女生育率从每人6胎降到了每人3胎。虽然这一惊人成果的背后必定少不了强制性措施的辅助，但是与独生子女政策所采取的措施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为什么政府没有继续沿用“晚稀少”，反而变本加厉？

“经济发展就像一个蛋糕，我们要控制吃蛋糕的人数量的增长。”

政治因素是这一决策的关键。1976年，毛泽东死后，党内纷争不断。在经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后，国家风雨飘摇。新一届领导人，包括华国锋、胡耀邦和邓小平等在内，需要巩固政权稳定，重振人民低落的信心。他们把振兴经济作为巩固政权的核心，而已经实施了十年的“晚稀少”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经济的要求。

决定控制生育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快速提高人均GDP水准，中国必须提升经济产量，减少人口增长。显然，控制人口数量比提升经济产量要容易。

2000年到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仅比预估的12亿人口多6000万左右。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当时已经达到了预定目标1000美金的三倍多，成效不能算坏。但即使如此，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领导说：“经济发展就像一个蛋糕，我们要控制吃蛋糕的人数量的增长。”

其实，梁中堂并不是唯一一个预见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人。但是，决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易解决，因此置之不理。一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起到关键作用的科学家，宋健，就公开表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1980年，宋健发表公开文章，文中模糊地提及，科学的某些进步可以轻易地规避“长远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建议政府可以“调整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来保持人口稳定增长。

宋健对人口状况的预测之所以显得令人难以置信（认为老龄化和生育率都像机器上的杠杆一样可以随意调节），可能是因为他本身的专业其实是机械，具体点说，是火箭。那么，一个火箭工程师是如何参与到中国妇女生育问题的决策过程中的呢？

公平地说，很多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和中国领导人一样惧怕人口爆炸的威胁。这在上世纪60-70年代是个十分流行的想法。保守派和生态学者开始敲响饥荒的警钟。

彼时，中国饱受十年文革的折磨，民心涣散，知识分子资源被文革清肃殆尽，人民也没有合适的政治途径来表达愤怒。同时，中国也没有关于节育和堕胎的宗教信仰禁忌。

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其意外畅销的书籍《人口爆炸》中发出了一个极端的声明。他宣称：“争取喂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且“数百万的人口将被饿死”，无论何种措施都无法避免“世界人口死亡率的显著上升。”1969年，联合国启动了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1987年被重命名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目的是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

1972年，由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组成的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类比，罗马俱乐部假设了几种能够代表全球未来人口资源分配的情况。其中，大多数预测都前景暗淡，有些甚至预测到在21世纪中后期将出现全球大崩溃。

于是，控制全球人口，特别是控制有色人口的活动进一步兴起，而其中，西方国家对人口控制活动提供了大量帮助。

在中国经历了闭关锁国的十年文革之后，这就是等待她的世界。彼时，中国饱受十年文革的折磨，民心涣散，知识分子资源被文革清肃殆尽，以至于定量供给生育指标的观念和定量供给煤炭和粮食一样，都说得通。当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全盘推行的时候，人民也没有合适的政治途径来表达愤怒。同时，中国也没有关于节育和堕胎的宗教信仰禁忌，因此这一方面也不是障碍。

1975年，宋健随中国代表团访问荷兰，在那儿，他遇见了年轻的荷兰数学家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多年后，奥尔斯德对他无意中影响了中国人口运动这件事依然百思不得其解。奥尔斯德回忆到，“宋看起来就是个普通人，很友好。”那天，在饭后小酌时，奥尔斯德与宋健谈到了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一个虚构的岛屿上防止人口过多的问题。奥尔斯德和他的同事想出了一个“优雅的数学解法”，他把这一解法告诉了宋健。

“回想起来，他当时好像突然振奋了起来，眼神都亮了，”奥尔斯德说。奥尔斯德以为这只是同行学者之间的对话。他不知道，宋健是中国超级科学家团队的成员。文革结束后，宋健和这些超级科学家是文革中为数不多的智力和社会资源都未受打击的人。

留苏归来的宋健是弹道技术学专家，是钱学森的门生。在钱学森的引荐下，宋健有机会接触到了最上层的政军界领导。其后几年间，他和他的同事李广元、于景元和田雪原使用了包括奥尔斯德在内的一批欧洲学者的观点，作为中国人口生育率控制计划的基础。但是，与奥尔斯德不同的是，他们并未把这当成单纯的学术问题对待，而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了应用。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一言堂。忽然听到一个不同的、批判性的声音，就好像滚油炸了锅一样。”

在1979年的成都人口论坛上，宋健和他的数学公式与梁中堂以人为本的建议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后来，梁中堂因为公开发声质疑独生子女政策，遭遇更加不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席李秀珍则公开驳斥了梁的说法，并称“问题不可能有他说得那么严重。”

梁教授说：“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一言堂。忽然听到一个不同的、批判性的声音，就好像滚油炸了锅一样。”

李广元在会上代表宋健的团队发言。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广元口才极佳，又毕业于颇负盛名的中国科技大学。他谈论到自己的团队是如何使用控制论——复杂机械系统中的控制和沟通科学——来计算中国未来的人口的。火箭专家们认为，即使继续实施目前的二胎三胎政策，中国人口依然会继续膨胀。

会议后，梁中堂记得李广元曾询问过他是如何计算未来20年人口数量的。

梁中堂回答说：“用笔算的。”

“那得多慢啊！如果用电脑就容易多了，用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计算出未来一个世纪的人口资料，而且是绝对正确的，”李广元对梁中堂惊呼道。

“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用7亿人民的生命来实验他们不精确的计算。”

几个月后，宋健团队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在很多内部会议上被解读为唯一能够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办法。

同年9月25日，共产党发表了一封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员们自愿只生一个孩子。中国历史上最为激进、为时最长的一场社会实验，就此拉开了帷幕。

从成都归来的梁中堂此时失望至极，万分沮丧。他痛苦地怨怼自己所见的傲慢的科学家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用7亿人民的生命来实验他们不精确的计算。”他斥责学者们“利用科学作为伪装，煽风点火”，为政府的计划摇旗呐喊。

回头看来，中国火箭专家们当时对于未来人口增长的预测是如此确信，让人吃惊。他们拒绝考虑人为因素和科技对这一预测的影响，对他们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十分笃定。

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宋健和于景元1988年发布的著作里一览无余：“我们已经成功地掌握了整个蔬菜王国，我们已经成为了动物世界的统治者，我们征服了所有曾经杀死或伤害我们祖先的凶残猛兽，现在，我们终于实现了对他们的报复，让他们用生命偿还了对我们的亏欠。”

火箭专家计算出，中国的最理想人口数量约为7亿，但是，他们的计算是基于一系列可疑的假设。比如，他们所预设的中国人的理想饮食与西方人摄入蛋白质的情况相同。在当时的农业中国，生产力是无论如何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的，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大量减少人口。火箭专家们的计算并未考虑到随着中国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率会迅速下降。

现已退休的奥尔斯德教授在谈及自己当年的数学问题时说，“这只是一个非常棒的数学练习。”其中并未涉及任何社会和经济因素。

“人类的恩慈是有限的，我们会在动物园或者保护地给你们留下一片生的空间，防止你们的灭绝。你们应该感谢人类的慷慨与仁慈。”

出于好奇，我询问奥尔斯德他生育了几个孩子。不出所料，他有三个女儿，五个外孙。在多次的采访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所有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只要不生活在中国，就都生了不止一个孩子。

奥尔斯德后来与宋健有过几次碰面。2004年，宋健再次来到代尔夫特看望奥尔斯德，此时的他已配有私人秘书，还携带了两名保镳。

那时，宋健已经晋升为中国最大的国家管理机构——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同时，他也参与了另一项备受争议的专案——三峡大坝建设专案委员会副主席。只不过，区别在于，这次，他所参与建设的不再是一条阻挡人类生育的大坝，而是一条阻挡长江滚滚洪流的大坝。

宋健将他1988年的英文著作《人口控制论》赠送了一册给奥尔斯德。在该书的其中一节，宋健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环境保护的观点，其中描述道：三峡在一千年前曾经是“猿类的天堂”，而后，由于人口增加，导致森林退化。“亲爱的动物们，你们要理解，人类的恩慈是有限的，我们会在动物园或者保护地给你们留下一片生的空间，防止你们的灭绝。你们应该感谢人类的慷慨与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