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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封户”七日，通化市民经历了什么？

2021 年 1 月 28 日

野兽按：这几天都在关注通化市民的生活。

1月18日当全网的关注点在明星代孕和弃养的时候，东北小城通化市正式宣布封城。通化封城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是随之而来发生的事情，通化地区民众似乎又重新回到了2020年的梦魇时刻。

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这座规模达到千万级别人口的城市正式进入封城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声称封城超出了原有指导方针，但赞扬这一举措「公共卫生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之后的疫情防控中，国内其他地区也同武汉一样采取类似的措施控制新冠疫情。

新疆爆发新一轮疫情后在7月17日宣布封城，对各个住宅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航班、火车等交通停滞。经过1个半月的检测、隔离、防控，到9月1日晚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发表讲话指出新疆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至此新疆正式解除封锁。

2021年1月7日下午，石家庄市副市长孟祥红在新冠疫情记者会上宣布石家庄市进入封城状态，全市限制人员和车辆流动不得离开本市，严防疫情对外扩散。在1月12日河北邢台市、廊坊市也开始封闭式管理。

通过对各地封城政策进行简单地复盘，可以看出通化市封城的政策同其他地区并无不同。但是通化市封城之后的物资供应、配送远远落后于居民实际生活需要，这就导致了通化地区民众家中食物短缺、就医买药困难等等次生问题。

需要追问的是，在过去一年的封城政策中，武汉、新疆也曾出现过通化民众遇到的情况，但为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封城对于通化市主政官员以及其他地方政府而言成为了应对疫情的关键政策，甚至是唯一且必要的政策？

三联生活周刊 | “封户”七日，通化市民经历了什么？

“封户”来得猝不及防，整个城市的采购平台和配送系统瞬间陷入瘫痪。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断粮的恐惧却像一个未知的黑洞，让原本冷静的人也一步步陷入了惊慌。

记者：吴淑斌

实习记者：张宇琦

疫情再现

刘芸最早是从顾客口中得知疫情的。她今年53岁，和丈夫张强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区里经营着一个小卖部。1月12日傍晚，刘芸看店时隐隐绰绰听到人们在讨论着疫情。很快，一位顾客结账时告诉她，“你咋啥都不知道呢？快看朋友圈，通化已经有一例了。”

事实上，1月12日全天，通化市新增了5名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这次疫情起源于“养生馆”，一名感染者多次往返于黑吉两省，在公主岭市、通化市开展了4次针对中老年人的养生培训营销活动，导致多名“学员”被感染。（延伸阅读：1传118，吉林养生馆里的超级传播）

在这之前，这个吉林南部的小城已经近10个月没有新增病例了。“新冠”似乎离通化市民有些遥远，路上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新增确诊病例的消息如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刘芸有些恐慌，“就在自己身边，都是无症状感染，我怎么知道进来店里的顾客是不是感染了？”

紧张的不止她一个人，第二天，刘芸的小店“被疯抢”。小卖部只有十几平米，规模不大，没有新鲜蔬菜，只卖一些生活用品和米、面、零食等便于储存的食品。即便如此，店里的东西还是被买走了一大半。

图｜视觉中国

丈夫张强觉得，人们的反应有点过了，“有啥好抢的？去年都那么严重了，啥也不缺，还能让你吃不上饭吗？”张强在当地一家洗浴场所工作，疫情发生后公共场所全部关闭，他回家和刘芸一起看店。店里面积小，只有一张简易床，两人轮流在店里过夜。

和去年的许多抢购潮一样，一小波热潮过去后，日子又恢复了平静。1月15日，通化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核酸检测。刘芸所住小区的检测点就在楼下，露天进行，“像排队买菜，都是一个小区的人，彼此都认识，都站着聊天。”偶尔有一两个防范意识强的人，刻意与人群保持着距离。

社区没有进行分单元、分时段的安排，等待检测的居民排起了长队。那天的气温是零下二十几度，小区里的检测从上午六七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多。家住东昌区的高三学生孔珏莹同样排在长队里，趁着这会儿，她组织本楼和邻近两楼的业主拉起了一个微信群，在群里更新检测进度，减少大伙儿在寒风中受冻的时间。

刘芸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才做完检测，“冻得手脚冰凉，跟让猫咬了似的。”回屋后，她打电话给女儿慧慧，“妈妈快被冻死啦，那些给人做了一天检测的人可怎么办啊？”

封闭

平静没有持续很久。从1月12日开始，通化每天都有新增确诊病例出现。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18日通化市发布通知，城区以居民小区为单位，乡村以自然屯为单位，全面实行封闭管理。

刘芸是个急性子，中午从邻居那听说下午4点要封闭小区，匆匆跑到小区外的超市买了点米，又绕到自家店里，拿回来几包方便面和火腿肠。平时，夫妻俩在店里做饭，家里甚至连酱油和醋都没有。那时候，超市里的新鲜蔬菜虽然涨价了一两块钱，还是能买到。

她没有买太多食物，家里人的冷静安抚住了她。女儿慧慧在湖南工作，不断打电话嘱咐她，“带好口罩，不要去扎堆抢东西。”慧慧心里有数，去年武汉疫情严重时，小区同样封闭了，但允许居民办通行证出入，超市小幅度涨价后也很快降下来了。丈夫张强也开玩笑，“老头老太太喜欢领鸡蛋占便宜，把这疫情领来了，现在又带头抢菜的话，只能是导致物价上涨了。”

“领鸡蛋”，是当地人口中“养生馆”的代名词，养生馆的惯用方法是让老人们听课签到，送免费鸡蛋。通化是个老龄化严重的城市，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给养生馆的蔓延提供了土壤。慧慧告诉我，在当地，几乎到了每个小区都有一家养生馆的地步。她的姥姥在世时，曾是养生馆的热衷者，“家里人拦都拦不住”。

等到刘芸提着方便面走到小区门口时，“封小区”已经开始了，她被卡点执勤的工作人员拦在门外，“好说歹说才进了门”。

张强还留在店里。封闭小区那天起，通化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暂停了，街道上的超市大门紧闭，但位于小区内部的小卖部还没有接到关停通知。刘芸家的小卖部越来越忙，一面是小区内部居民的抢购，一面是货源无法进入。店里的物资在一点点减少，刘芸打电话叮嘱丈夫，“给自己家囤点米和面。”那时候，她还在琢磨着，社区什么时候会通知办理出入证。

“封户”来得猝不及防。

1月21日晚上9点出头，刘芸在洗漱时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催促她，“快让你老公关店回家，要封户了！再等下去就回不来了！”大约一个小时前，通化市发出通知，从22时起对东昌区居民住户实施贴封条封闭管控，居民一律不得外出，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帮助解决生活物资配送需求，封闭管理解除时间另行通告。

图｜视觉中国

即使是去年全国疫情最严重时，通化也没有“封户”。刘芸又慌了，小卖部里的暖气不足，夜里只有十五六度，她心里害怕，忙打电话给张强，“不卖了不卖了！你快点回来！”还让他把米和面一起带回家。打电话的同时，刘芸手机里微信和支付款的收款声音疯狂响起，“手机炸了一样”。后来她才知道，小卖部里同时挤着十几个人买东西，“关门都关不上。”

挂了电话已经是晚上10点出头。家门还没贴上封条，刘芸跑到小区门口找到卡点的工作人员，恳求“先别封我家，我老公马上回来。”但小卖部所在的小区封闭了，张强已经出不来了。

一直到晚上11点半，张强突然敲响了家门。他报了警，由民警送回家，刘芸的心才稍微放下来。时间仓促，张强抱回了养在小卖部里的一只小狗、一颗白菜和一颗酸菜，唯独落下了米和面。

断粮恐惧

通化市被连夜按下了暂停键。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通宵达旦地给每一家贴上封条。刘芸不知道自家的封条是在深夜几点被贴上的，第二天醒来时，路上没有行人，没有车，没有声音，像极了去年2月份在视频里看到的武汉。

封条贴上后，一直冷静的慧慧也不知所措，一天到晚抓着手机不敢放。她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人转发消息说，封闭时长为三天，“如果第二轮核酸检测后，整个小区都是阴性，可以拿出入证通行。”1月20日至22日，通化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基本结束，市区累计采集样本已出结果的36万人里，呈阳性的有88例。

刘芸家的小区没有阳性病例，但也没有得到解封的消息。家里只剩一点米和方便面，刘芸和丈夫改成了一天吃两顿。她已经三四天没有吃过青菜，开始口腔溃疡，“不停地喝水，为了解决饿，也是怕自己上火。”22日，封户后第一天清早，她就在朋友圈里问，“谁有生活物资配送的电话号码？”好友给她发来八九个电话，也把她拉进了超市采购群里。刘芸挨个打电话，每个号码都能打通，但全都没有人接。

图｜视觉中国

慧慧开始帮父母在手机上“抢菜”。从22日上午七点开始，不停地刷新几个购买采购的小程序和APP，里面的店铺全部显示“休息中”。她曾经下单成功过一次，又很快被取消了订单，把她急哭了。直到24日上午9点，慧慧刷到一家超市短暂地开门了，“脑子一热”，来不及细看，飞快地点了一袋米和几捆青菜。几分钟后，店铺又关门了。慧慧不知道自己下的单还算不算数，“外卖员被关在家里，有人能给我们送吗？”

刘芸安慰女儿，“很正常的。”她看到超市工作人员在微信群里说，开门10分钟的时间，涌进了1000多份订单，“根本送不过来”。女儿问她，长这么大有没有挨过饿？刘芸说，“没有，更没有想过这个年代会因为疫情挨饿。”她只能精打细算地安排家里的食物。“我老公早上十点吃完，下午两三点就饿了。我不让他吃，有东西我也不敢让他吃，我怕吃完没有了怎么办？”

那是许多通化市民最难捱的几天。解封日期是个未知数，可能到来的“断粮”恐惧让他们小心翼翼。每一个本地群里不停冒出信息，询问买菜的电话、从外地送菜的办法，以及“断粮求助”的信息。但除了“联系网格员”以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刘芸曾听小区里的网格员说，自己已经五天没有回过家了。最让她心酸的是，微信群里流传着一张求助购买药品和鸡蛋的图片，上面写着门牌号和手机号，“家中有92岁老人卧床，我俩都70多岁，不会上网买东西，我拿三百块钱求助帮买。”

也有一些年轻人提前做了准备。大三学生陈玉告诉我，封户之前，一些微信群流已经传着政府关于物资配送的文件，自己预感到“可能会有更严格的封闭”。疫情刚出现时，政府曾呼吁市民“不要抢菜”，但孔珏莹仍然催促父母买了能够维持好几天的主食和大白菜、土豆。封户后，家里小心保持着每天吃一顿煮面条，一顿粥和咸菜，一顿能吃上蔬菜的生活。24日，孔珏莹所在的小区里有人把绳子从窗户放出来，楼上楼下相互传递食物。没有绳子的人家，就把床单和衣服撕开，绑成绳子。

她在自己组建的微信群里看到，隔壁单元楼顶楼有一位住户求助，“家里已经完全没有干粮可以吃了。”她觉得有些无力，在微博里有些悲观地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自救”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都顶一下微博自救，让咱们上热搜，让国家关注到我们！”24日下午，刘芸在微信上看到好友的号召。

她从来没有用过微博，赶忙在手机里下载了个软件，登录进去。“一上去，看到好多人在说通化，我也说了几句，有人问我，我就回复。”刘芸调侃，“给我这个五十几岁的老太太饿得啊，还得学上微博了。”她盯着通化的词条在热搜榜上下浮动。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曝光量，许多通化市民在各大媒体的微博下留言，或是带着其他热搜的词条发言，“求求关注一下通化的民生”“通化物资紧缺”“通化需要支援”，类似的内容不断刷屏。

这种呼喊得到了回应。1月24日，通化市副市长蒋海燕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道歉，并表示成立了保民生志愿服务队，将面向广大居民免费提供生活必需品代购配送服务，按每户5天需求量半价配送“蔬菜包”，将在第二天早上6点全部送完。

当天晚上9点，刘芸和张强趴在窗户上，看到运送物资的车辆陆续开进了隔壁小区，“盼星星盼月亮，送吃的来了。”但等了许久，也没有配送到刘芸家的小区。张强给网格员打电话，被告知“你们家是个新竣工的小区，不知道入住多少户，所以没把你们纳入社区里。”张强急了，和网格员吵了起来。最后，刘芸联系了物业和社区，才把小区单元楼登记上。

25日凌晨5点多，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把蔬菜包送到刘芸家楼下，一棵白菜、几个白萝卜、一个包心菜，装在蓝色大塑料袋里。刘芸把菜拍照发到朋友圈里，“感谢政府的救命菜，感谢‘大白们’不辞辛苦的奔波！感恩！”让她意外的是，慧慧在手机上抢到的米和菜随后也送到了。拿到手的物资打消了一部分恐惧，那天晚上，夫妻俩终于“吃了一顿饱饭”。

刘芸领到的蔬菜包

孔珏莹家的蔬菜包到26日傍晚才送达。25日晚上，看到朋友圈里有人陆续收到了蔬菜包，孔珏莹和家人把剩下的最后一个大包菜炒了，“庆祝一下，动起来了就有希望了。”她给记者发来一张不锈钢碗吃得锃亮的图片。

不过，她打开买菜平台发现，上面的所有店铺仍然显示“暂停营业”，跑腿代购“不在服务范围内”。仓促运转起来的物资配送系统依然遗留下不少问题，有的小区收到的蔬菜包数量少，只能“紧着确实没有食物的人家”，有的蔬菜包质量参差不齐，并不足以支撑5天的量。

陈玉最担心的还是配送物资的人。26日，通化下起了大雪，她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视频，从窗户看出去，五个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踉跄着走小区外的栅栏边，一下子躺倒在厚厚的雪地里。“东三省很多地方自顾不暇了，能不能有更多的人来支援，换一换连轴转了十几天的一线人员？”

（文中刘芸、慧慧、孔珏莹、张强为化名）

黑羊公社｜通化封城背后真的只有懒政和一刀切吗？压力型体制或许才是答案

作者：Heywood

1. 各地封城政策复盘

2. 压力型体制与封城政策

等我们分析各地封城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就会发现答案隐藏在其中。

「封城」两个字说出去都会给人扑面的紧张感，与之关联的往往就是战时、备战等等。但实际上各地的封城政策大同小异，并无太大的差别。

首先由地方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以此标志着地区正式开始封城。封城政策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控制人员流动。与之配套的就是各类公共交通停止运营，私家车也严禁出行。同时以社区为管理单位，禁止民众外出并且要求民众自我居家隔离和监测，还有每轮检测量以万为计数的核酸检测。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防控疫情和封城之间，前者才是最终目标，而后者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目前自上而下的体制中，各级地方政府肩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多项目标，而防控新冠疫情成为众多目标的重中之重。对地方政府而言，成功应对疫情不仅是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压力来源，否则就会面临上级政府的问责甚至是惩处。因此一旦主管辖区出现疫情就要采取种种措施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控制。

可以看出防疫与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压力关系，地方官员需要应对和分解这种压力，而这种运行机制就是一种压力型体制。

实际上这种压力型体制发生在众多领域，如这几年各地轰轰烈烈的脱贫工作。脱贫目标是要在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地方政府在将脱贫工作确定为政治任务后，层层分配和细化并设置责任追究和考核机制。在实践中，扶贫工作被列为「一把手」工程和「一票否决」工作。

压力型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必须调动自身最大能力和全部资源来做好该项工作，如果目标未能达成，官员必将丢掉「乌纱帽」。从武汉市封城相对成功的效果来看，即使可能存在比封城政策更为合理且有效的应对举措，官员在压力型体制下也不会冒险采取其他政策。对于防疫乱象我们通常会指责官员懒政、「一刀切」，将问题原因归结为官员个人能力和道德品质原因，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应该不是问题的根源。

压力型体制下当官员承担的压力过大超出现实条件和能力，为了应对上级考核和获得工作激励（升职、奖金），通常会选择执行某些易于被量化的任务来欺瞒上级政府。但防疫相对于其他目标更为特殊，这项任务的紧急性、突发性使得地方政府很难采用通常的「选择性执行」来应对过大的压力。于是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压力型体制影响下，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愿放过一个」的态度推行防疫政策。这样一来对于主政官员而言，封城成为了唯一且合理的政策。

3. 封城到底带来了什么？

封城对于阻止疫情传播的确产生了效果。从数据来看，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出口所占比例在2020年进一步提高，超出了历史新高。根据IMF预测，中国有可能是2020年唯一一个经济增长的国家。根据约翰·霍普金斯的新冠病毒跟踪调查（数据截止于2021年1月24日），中国每10万人中有0.34人死于新冠，约有4800余例死亡案例，美国每10万人有127.58人死于新冠，而总数达到41万余例。

网民呼吁其他国家和地区「抄作业」，官方也将此作为「中国模式」的样本之一加以宣传推广。

封城政策本质是压力型体制在疫情防控中的延伸，虽然对于控制新冠疫情可能有效果，但其中的弊端仍然不能忽视。

压力型体制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基于中央权威的动员体制的延续和发展，本身就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法理权威相违背。封城政策的合法性并非来源于各地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而是源自事件本身的紧急性，那由此产生的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如何解决？如某地为阻止居民出门，在门口埋下钢筋或用封条和铁丝拴住；在流调公布之前，病患的个人隐私信息基本已经在社交网络上流传。

而封城政策中高度统一性与疫情防控中本身不确定性存在着根本性冲突，在全力遏制疫情的目标追求下往往把防疫规定制定的不切实际。当城市应对能力不足以解决封城产生的物资短缺、物流配送不及时等问题时，就会出现通化封城时期的灾难式后果。

通化市在1月19号规定每户每三天可外出一人，凭借通行证、身份证购买物资。从21日23时起突然宣布各小区实行严格全封闭，由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配送生活物资。但实际中只有800多名志愿者为一座常住人口40万的城市配送生活资源，导致很多居民面临无粮可吃的局面。

4. 一个简单的结语

我们听见了太多胜利叙事以及留下了「正确的集体记忆」，但在官媒的主流话语中封城政策给普通个体带来巨大的冲击往往被淡化了。

封城可以阻止疫情的传播，但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不会因此完全中断。普通居民仍然需要购买生活物资，突发疾病的患者需要去医院看病，怀孕的母亲需要在医院看到自己的小孩健康诞生。

对于主政官员而言，封城或许是合理有效的政策，但最终抗疫的成功不应该是以带来更多的次生灾难为代价。

全现在 | 封城七日：一位通化志愿者的迷与忙

作者：张依依

如今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去整整一年，面对不再陌生的病毒，经过大量经验总结，人们本以为同样的问题不会再次出现。

春节将近，新冠疫情也卷土重来。

截至 1 月 24 日 24 时，全国现有确诊病例 1850 例。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一线城市相继引发关注之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小城通化已经进入封锁状态好几天了。

通化市新一波的疫情最早出现在 1 月 12 日，当日全市新增 5 例无症状感染者。六天后，通化全市社区村庄进入封闭式管理；21 日晚，该市高风险地区东昌区的居民家门被贴上封条，防控进一步升级。

一些熟悉的场景再度上演：突然的封锁导致物资短缺，各家很快出现断粮断菜的情况；长期吃药的慢性病患者，面临缺药停药的危机；快递停运，社区配送迟迟不能送达，市政热线持续占线；微博上，深圳疫情的热搜下，大量通化市民借用话题#发帖求援。

如今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去整整一年，面对不再陌生的病毒，经过大量经验总结，人们本以为同样的问题不会再次出现。

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通化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人表示，全市物资储备不存在短缺。但现实是，物资很难抵达居民的手上。

去年疫情肆虐之时，浙江大学社会学学者郦菁曾撰文指出，封锁举措的本意是尽快切断传染链条，但也间接导致了制度化的社会保护网络同时急速崩溃。

当原本由公共设施织成的生活保障网络被打破，社区成为人们必须求助的对象。但社区本身并不拥有足够的资源去应对突发情况，核酸检测、流动管制、物流配送……宏大的整体目标在具体执行时，都被压到最基层的居委会、网格员和临时志愿者的身上。

在疫情出现几天后，大二学生王皓（化名）加入了通化市本地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参与基层一线的防疫工作。起初排班是每天早晨 9 点开始——很快就被调整到 6 点，社区全天运转，陷入饱和。在人手严重紧缺的情况下，她发现，社区也存在经验不足，计划不充分和调度的问题。

1月20日，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图片：视觉中国

1 月 20 日前后，通化启动第二轮核酸检测，人员全面投入检测工作。检测后，所有志愿者都被要求居家封闭，接下来的几天，基层本就紧缺的人手进一步锐减。王皓估算，大约有五六天的时间，食物、药品都属于几乎完全无法配送的状态。

也正是在此期间，通化的防疫问题激化，越来越多本地人在网络上发出求助。

1 月 23 日，通化市纪委监委通报 14 名党员因在疫情防控中工作失察被追责；24 日，通化市政府就物资配送问题致歉，宣布即日起对居民基本生活物资按照每户五天需求量供应“蔬菜包”。

当天，拿着通行证的志愿者终于被允许再次出门。晚上在朋友圈里，王皓看到有少数几个朋友表示配送问题开始缓解，可以拿到菜了。但更多的人仍在继续等待。

1 月 24日，王皓向全现在讲述了她这些天的经历。

01、一切以核酸检测为先

我是 1 月 14 日前后进的那个招募群，刚开始里面只有 100 多人，现在 500 人的群已经满了。光我所在的组就要负责五个社区，需要的人很多，后来我又被进一步分配，到了现在的这个社区。

每天群里都会统计，有什么样的任务，每天能去多少人，然后给社区分派志愿者。因为封锁的缘故，外市的或者跨城区的也进不来，所以志愿者招募采取的还是就近原则，有一定的年龄要求，就是 18 岁以上 40 岁以下。

起初还是待命状态，从 17、18 号开始就必须行动起来了。刚到社区的时候，能感受到社区人员确实非常忙。最初，我们每天早上 9 点多开始办公，后来因为事态比较紧急就改到了早上 6 点，晚上 8 点左右回来，一整天都在工作。

大巴车被临时改造成核酸检测的场地。图片：视觉中国

一开始，社区的主要任务是统计，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密切接触者，是不是从外地回来的都需要打电话。后来核酸检测的时候，社区的人要去维护秩序，统计名单，这时候几乎所有人就都去一线了，电话都是我们来接的。

接电话的时候，确实也会遇到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比如家里什么食物都没有，只剩下糖了，还有家里有老人刚做完手术缺药。但当时这些其实并没有得到处理，因为都忙不过来，我们就只能把对方的联系方式和具体情况记上，列出一个名单，等着社区空出手来再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决策和行动权，只能配合他们工作。

结果没两天，志愿者活动就暂停了，21 号做完核酸要求全员在家待着不让出门，我已经四天没出过门了。所以社区那边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太清楚。

我今天还问了一下之前说需要降压药的一位大爷，距离上次统计已经过去四五天了。今天他跟我说，他自己通过小程序联系上药房下单了，可能明天能送到。

一切都是以核酸检测为优先的。社区的负责人也告诉过我，说今天是做核酸检测，谁也不能配送，没有人给配送，就是这么说的。一旦检测的要求下来，他们就必须全力去配合。

第一次和第二次核酸间隔大概只有五天，预计明天后天还会做第三次。这次是上门来做，因为现在每家每户都贴了封条，出也出不来了。

外卖员，快递员现在也出不来。封条一开就是违法呀，我看到我家那边儿小区有一户，自己开了那个封条，之后就被公安带走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人员流动，但社区的工作量就更大了。

封锁那天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已经在志愿者群里了，本来当天是要正常去社区工作的，结果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说计划有变，不让出来了。自家小区里就是搁广播喇叭里喊的，凌晨通知这个消息，然后当即就不让出门了。

我们社区里其实有一些卖果蔬的超市，也都没有再供应了。做第二次核酸的时候，（有个超市）短暂地开了一下，还有些人去那儿买，但是后来公安来了，又把它给关了。当时大概有三五天是全部封锁，基本上各种商超、药房什么都不开门的状态。

图片：视觉中国

02、“防护服该怎么穿，社区没有人教我，他们也不会”

这几天最突出的没有物资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协调有问题。

比如说，我当时是负责最早封锁的一个单元楼的统计，本来的要求是每两到三天统计和配送一次。那天统计的是药物。我们通化这个地方，老年人比较多，还有很多独居老人，降压药啊这些药品还是挺重要的。本来说是统计之后配送，结果药房没有开门——因为出不来嘛——就买不了，社区工作人员也买不了。

统计工作已经做完了，但没有办法配送，心里就挺不是滋味的。本来这完全可以通过计划解决，先协调好药房开门，然后统计完直接上门采购送过去。

总体来说，我们接到上面的消息一直在反复。比如，大概 30 分钟之前我接到的消息还是要做统计，统计完（结果）发过去一段时间，对方会说没法执行。再比如，封锁之后没办法下去扔垃圾，可能 12 点半还在说，要居民把垃圾打包好放在门口，意思是会有人上去收。结果到了一点半，就变成了时间再定。然后垃圾就堆到了楼道里。

感觉就是工作人员之间没有协调好，传达的消息一直在反复，也得不到执行。一些防护设备也短缺，一整天下来就一套防护服。而且可能因为经验不足，具体应该怎么防护也不清楚。社区发了防护服，我都是去问学护理的同学，这个该怎么穿脱。社区没有人教我，他们也不会。

检测现场缺少酒精、洗手液这些东西，我们吃盒饭也是在车里吃，其实挺有风险的。所以我当时一口都没吃。

1月16日，通化市民冒雪排队做核酸检测。图片：视觉中国

经验不足也体现在核酸检测的时候。第一次，我在现场维护秩序，还出现做了一部分人之后试剂不够用的情况，得派人去取，检测暂停。

那天特别冷，零下 28 度吧，大家都在外面排队等，有的可能要排一个小时。我在室外最长待过六个多小时，就是在第一次核酸检测现场。那时候都还没建档录入，要拿表格让每个来检测的人填写个人信息。一些老人不认字或者年纪太大了，需要很多工作人员帮忙填写。

第一次检测是全体通知，队排得很长；到第二次就好很多了，变成一栋楼一栋楼分批次下来，也不用填表了，直接拿身份证和名单一核对就可以。能感觉到，社区也在适应这个情况。

03、一座日渐衰老的城市

现在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说全城只有 800 名志愿者，其实人数肯定要比这个多。但还是不太够。我有朋友刚在饿了么上面下单，订单就被取消了；我昨天其实也下单买菜了，说的是第二天会送到，但其实并没有，现在都没收到。

我看最近那个买菜的小程序改成套餐的形式，重新推出了，就跟我们之前统计的那个方式是一样的，有 48 元和 58 元的套菜，然后统一配送。昨天小程序崩了一阵儿，可能因为订单太多，直接不开放了，今天好了很多。

这几天完全封锁之后，一部分药房应政府要求重新开门，今天相比昨天又多开了五个药房。现在其实大家都有办法下单，但可能还是配送存在一些问题。

今天志愿者群里面就又拉了一个采购群，这个群今天新招了 30 个人，主要就是去超市把这些已经打包好的蔬菜，送到小区卡点，再由网格员联系，送到个人的家里。但现在收到的人还不是很多，因为即便加上志愿者，负责配送的人还是太少，效率有限。

通化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反应不及时，我感觉最主要还是缺经验。去年虽然说全国疫情很严重，但我们这里并不严重，都是在非常可控的范围内的。没有封城，只有几个出现确诊病例的社区单元进行了整体隔离。

但现在确诊人数，以及需要隔离的人，都超过了当地的承载能力。我们一个地级市人口也很少，城区也不大，只有一个三甲医院，评上也没有几年，确实不能提供非常好的医疗。

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就没有那么完善，人口流失也比较严重。现在的通化老年人比较多，我们不是还有个名字叫“康养之城”嘛，就是养老的感觉。平时城市里年轻人非常少，招募年轻的志愿者也比较难。这次的临时志愿者很多都是在校大学生，因为疫情提前放假回家，结果又遇上家里的疫情，临时赶上了场。

维舟｜通化的休克实验

01/25/2021

东北防疫（来源：中国日报）

通化爆了。

自1月12日发现5名新冠无症状感染者之后，这座小城的防疫迅速陷入苦战。为了严防死守，15日全城第一轮核酸检测，交通停运、超市关闭；17日市区升级防控管制，各小区实施严格全封闭，18日正式宣布封城。尽管如此，到24日0点，全市仍累计确诊多达180例，无症状感染者100例，3万人接触隔离。

然而，通化引起关注，既不是因为疫情扩散之速，也不是哪个戏剧性的超级传播者，更不是变异毒株，而是因为一刀切的“休克”式防疫措施之下，市民生活陷入困窘。

很多人对此根本还没缓过神来，就发现家中快断粮了。1月19日，通化市东昌区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还说每户每三天可出一人采购生活物资，但21日深夜23时就又突然宣布，自当天22时起，全部居民居家封闭管理，一律不得外出，2小时后就实行封门——不但是深夜，也没多少时间外出采买，而且当你知道消息时就已经被封了。

隔离期限据说是“至少三天”，但并不确定究竟是几天，至于怎么活下去，说是社区工作人员将上门帮助解决生活物资配送需求。然而，有些人家里还不够一天吃的，又或是断药了，乃至怀孕七个月没法出门做产检的，有关部门虽然给出吉通帮等四个线上采购平台，但很多独居老人根本不会用，而在突然涌入的流量之下已陷入页面崩溃，甚至连前一天下的订单也被自动取消了。快递停了，社区电话基本打不通，菜无法配送，一些人家里每天只能白吃米饭。这座城市陷入了瘫痪。

毫无疑问，这是城市管理上的失败，也是当地市民的磨难，但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这个案例的意义远超出通化本身，疫情的冲击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昭示世人：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风险社会下突发的危机。

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蒋海燕公开向全市人民道歉，她说，目前市区内已有800多名志愿者为市民配送物资，“将尽最大努力提升配送能力，补上市民生活物资供应。”

她的态度是好的，但在一座4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里，这点人手够吗？答案恐怕是：远远不够。何况这些志愿者还要负责三项不同的任务：转运病人；入户三次核酸检测；解决市民吃喝问题。其实她说的一些措施据当地人说早就有了，可还是没人送。

吉林省其它城市日前也测核酸，人口规模甚至更大，也没有这样断供，为什么就通化这样？

因为在那些城市，家里缺生活物资社区干部给买，也可以持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证明上街买，米面粮店一直营业保证民生，换言之，“市场”还是在的。通化模式则不同，它是在“紧急全员封户”的情况下，试图完全由政府管控的体系来完成生活物资配送，然而把门锁死容易，要一下子完成40万人不同生活需求的供应，可就难得多了。

既然市民没法出门自行采买，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人力储备和配给体系才能完成本可以由老百姓自发完成的事。这一安排很理想，如果政府有能力办到当然好，但就像所有乌托邦计划一样，再好的计划，纸面上和现实中总有不小的差距。

《人民日报》公众号报道，通化一位社区书记赵欣奋战六天后，体力不支瘫倒在雪地里

通化这次其实物资总量并不缺，但在流通体系瘫痪之后，中间渠道不通，有限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尽管忙死忙活，却无法有效及时地将物资发放下去。通化政府这次公布了10个志愿者服务手机号，那还能不被打爆？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不时可见的一幕：制度设计留下的窟窿，要让一些人超常的道德努力来填补，但却仍然填补不上。其结果，新闻发布会上说“物资充足”，且“免费配送”，但现实中却是“全城人挨饿”。

一年前武汉封城时，配送也曾很糟糕。我一位武汉朋友说，她第一次拿到团购的菜已是封城的第24天了——但那会刚好是过年之际，一般人家多少都备了点年货，提前备料，能顶久一点，团购也是自己排队去拿，不像通化不但封得早、措手不及，而且还是把门一封，说是挨家挨户送货上门，实际却办不到。

另一大不同在于：武汉当时没有能力测核酸，靠的是市民在加强个人防护基础上的积极自救，自助最后100米保供；现在则动不动就全民几轮测核酸，而在结果出来之前，所有的人都是可疑对象，一动不许动，这就无法发挥群众动员的力量。就像有人说的：“我们通化不是买不到菜，而是大家没办法出门买菜**，社区人手不够，也没办法送菜**，今天本来市区超市已经可以配送了。”

如今，即便是志愿者，也要拿到核酸结果才有申请资格，虽然上线那些APP，但是APP背后需要超市能正常运营，运输、流通、配送都需要人，但人却都被锁死了——既然不信任市民，那就只能坐等救援了。

在别处，至少原有的日常机制还部分维持着正常的运行，但通化“休克”式的强制做法，则意味着市场机制瘫痪、个人自救也被禁止，完全由政府接管生活物资保障。直到着手做起来，才发现其实做不到，在市民已陷入窘境后，昨晚的回应是两个办法：一是组织动员7000多名机关干部、社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配送，即加强人力动员；二是即日起至解除封闭管理，按每户5天需求量供应蔬菜包，由免费配送改为“半价配送到户”。

从封门开始，这场休克实验历时三天，“免费配送”的理想承诺被证明失败。在这期间，自发的市场行为被紧急叫停，而替代机制却跟不上，人们于是在这青黄不接中两头落空，这说到底是人为造成的短缺。

通化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危机之下全面接管日常生活的计划经济，但不管以往它如何被人诟病，至少也曾是一套行之有年的体系，如果能运转，也不失为一个应对的选择。通化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现在市场化久了，突然回到配给制这样最严格的计划经济，连计划也玩不起来了。

尽管一直有人说，东北有计划经济的本能和基因，但现实却证明，它早已没了计划经济的配套和基础。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之下，即便物资堆在那儿，没有配套的系统、人员，仓促之下也调动不起来。事实上，如果计划经济能安排好，很多人可能也愿意（虽然在疫情过后，这会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但现实中，它看来却是一条走不通的回头路。

通化失败的实验留下一个教训：现代城市管理需要现代的治理技术，在没有做好起码的物资保障供应运输准备的前提下，试图完全切断日常的市场流通体系，不仅在人民生活上，在政治上都是灾难性的。

既没有专业能力配备，又总揽所有权力与责任，势必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垄断所有渠道的结果，其实也承担起了无限责任：既然什么都揽在自己头上，那就别怪老百姓出事了都骂你。

一旦疫情爆发，哪个城市做好准备了？这格外考验当地的治理机制和专业化水平，准备一套应急的整体预案，如何在尽量减少社会震荡的前提下，精准地防控住疫情。不准备这些，就准备一个道歉稿，够吗？更何况，老百姓要的也不是道歉，是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