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氏片局】芬恩／布魯德／麥朵曼／趙婷－四位成就《游牧人生》的女子心情

從去年九月拿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起，《游牧人生》陸續獲得英國獨立電影獎、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金球獎……等各種國際性或區域性的影展大小獎項超過三十座，成為今年頒獎季當中的大贏家。並入圍本屆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女主角／改編劇本／剪輯／攝影等六項，最終拿下其中三項，也使趙婷成為繼李安之後第二位奪下最佳導演的華裔影人。

有別於商業電影的敘事方式，《遊牧人生》的影像片段破碎的程度，甚至在獨立製片中都相當別樹一格。近乎紀錄片型態的真實生活場景，輔以高度意念化的藝術性剪輯，全片近乎是一曲長篇抒情詩，向觀眾展示了美國現代遊牧族（Nomad）的真實經歷與生存日常，劇情中不乏文學意涵與哲思辯證，帶領觀眾進入深層的心靈對話層次，觸及現代文明在精神領域的不同面向。

．以公路電影包裝的傷慟文學－虛構角色：芬恩（Fern）

「Fern」這個名字取得很有意思，原意「羊齒蕨」是辦公室、飯店、商場等商業空間常見的綠化擺飾。蕨類在植物進化史當中屬於過渡型態，介於單細胞藻類、青苔和高度演化後的花草灌木及大型林木之間，具有抗旱、耐寒、繁衍快速等特性，可存活於各種自然地形地貌。現存蕨類約有一萬兩千種，大多還保留著三億六千萬年前剛演化完成的模樣。做為全片所有敘事的主視點，芬恩恰好具有羊齒蕨的各種特性：常見、質樸、容易存活。

從表現形式上看，《遊牧人生》具備了「公路電影」的要素：主角為了私人理由踏上旅程，劇情隨著旅程進展而深入描述主角的內心世界──失去丈夫和家園的芬恩，為了謀生開著小貨卡在中西部各州遊蕩，旅程中在來來去去的旅伴身上獲得啟發，從廣闊無垠的大自然裡汲取力量，找到生活和生命的意義。但是從心靈層面看，《遊牧人生》更接近「傷慟文學」──藉由故事走進一個深陷喪夫之痛無法自拔的女性私密世界，透過她在路上的經歷，將潛藏的悲傷發洩、療癒、轉換，沒有居高臨下的憐憫，也沒有傷春悲秋的眼淚；芬恩融入現代遊牧族的開朗堅韌、慷慨互助，得以重新展開屬於自己的生活。

．以報導文學反映出社會現實－原作者：布魯德（Jessica Bruder）

原作書名的原文是《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不但創造了「Nomadland」這個以遊牧民Nomad與土地land兩個語意矛盾名詞組合而成、相當吸睛的新字，副標「廿一世紀美國求生實錄」看似帶有血淋淋的控訴意味，可實際上並非如此。

自哥倫比亞大學新聞所畢業後，布魯德持續為紐時以及哈潑時尚等主流媒體供稿，但是她最關注的還是邊緣族裔與次文化議題。前一本著作《Burning Book: A Visual History of Burning Man》是以源自內華達州的藝術祭典「火人祭」為主題，嘗試掀開這項強調「共享／無私／跨種族／非宗教」人文活動的神秘面紗。也就是在採訪火人祭的期間，布勞德發現了現代遊牧民的存在。發起火人祭的非營利組織「Burning Man Project」的主要成員除了一群住在加州的藝術家，其餘大多都是遊牧民。布魯德花費半年時間開著二手休旅車「海倫」，驅車約一萬五千公里所記錄下的並非遊牧民的辛酸，而是他們脫離現代文明桎梏後的樂觀進取與開朗奔放；儘管形成遊牧民群體的原因，暗示著美國經濟可能存在的不安定面，但更多篇幅是在頌揚他們驚人的適應力與創新精神。

．擺脫商業束縛的獨立製片－監製&主演：麥朵曼（Frances Louise McDormand）

以往我們對「獨立製片」的印象，大多是「小預算／非劇情／純拿獎」甚至是「沉悶／艱澀」，不過近年有不少知名影人、大型片商紛紛投入的情況下，獨立製片既能維持題材上的多樣豐富，還漸漸能以較充沛的資源與主流商業片在票房上一較高下。麥朵曼前一部主演（參與製作但未掛名）的《意外》（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另譯：三塊廣告牌／廣告牌殺人事件），就是以一千兩百萬美金（合台幣約三億四千五百萬）的小型預算，最終獲得全球一點六億美金（合台幣約四十六億）的高額獲利。

麥朵曼在布勞德出書當年就看上這個題材，並透過獨立片商「探照燈影業」（Searchlight Pictures，原屬福斯影業、現併入迪士尼旗下）買下影視版權。可是囿於文本體裁特殊，一時間無法進入改編作業，直到她在坎城影展看到趙婷的獲獎作品《重生騎士》（The Rider），才促成兩人合作。麥朵曼完美詮釋了與她本人同齡的芬恩，演繹層次豐富，從緬懷亡夫的悲傷、面對現實環境的堅韌，在旅途中偶爾流露少女般的單純，直到融入遊牧生活與自然環境的自在愜意……儘管全片對白有限，麥朵曼充分利用特寫鏡頭，讓觀眾看見角色的細微表情變化，極具感染力的帶動觀眾進入芬恩的內心世界。

．融合東西文化的超驗主義－編劇兼導演：趙婷

趙婷接手改編作業後，給出了一個與原著形神相近、意義卻大幅提升的劇情片劇本。，不但創造出芬恩這位虛構角色和她的生平背景，也藉由她上路的旅程帶出了公路／西部電影少有的詩意與柔情。與前作《重生騎士》相比，儘管故事背面的意涵都提及悲傷與孤獨，趙婷對情緒渲染卻克制到近乎殘忍，幾乎不給觀眾品嘗悲傷的空間。

在趙婷男友理查斯（Joshua James Richards）的鏡頭下，觀眾看見了文明與荒野的反差，也能體會出畫面背後的超驗主義──當身患重病的斯文琦（Swankie）眼中閃爍著光芒，回憶起在懸崖邊上看見萬千飛鳥的夢幻景致；當穿著寬鬆長衣長裙的芬恩，在國家公園的岩林中像頑皮少女般蹦蹦跳跳；當遊牧民圍繞在篝火旁，金色的晚霞與跳動的火焰互相映照時……都在告訴觀眾：這群物質貧乏的遊牧民，他們的心靈正與大自然相通，也就是東方文化裡追求的究極境界「天人合一」。在片中有部分對話不經意地提及「神論／目的論／集體意識」，這類帶有新世紀運動或東方神祕主義色彩的哲思，顯見趙婷嘗試以這個故事，與觀眾作心靈深層對話的意圖。

以色列歷史學者尤瓦爾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著作《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對智人從遊牧時期進入農業時代的變遷所提出的見解是：

「儘管農業革命促進了智人人口數和小麥、牛等共同進化物種的數量的增長，但農業革命令智人及其馴化、豢養動物的生活方式及飲食變得更為單調無趣，使得絕大多數智人及豢養動物的生活質量，與智人狩獵採集社會時代相比，反而出現了惡化。」

換言之，從哈拉瑞的觀點，所謂的「農業革命」不過是場拉低生活水準的騙局，人類在表面上因為耕作獲得充足糧食，得以生養眾多，可也因為必須囤積糧食和保護族裔，必須築起高牆抵禦盜賊和其他部族。自此，智人的後代反而成為土地和作物的奴隸，再也無法回到如先祖們自在的游牧生活。

哈拉瑞的論點並未被學界主流認可，但是他鼓吹「脫離土地挾制」的呼聲，與片中遊牧民的生活方式不謀而合。遊牧民未必出於自願，但是這場跨度長達數萬年、人類文明史的重大選擇題，藉由電影浮現在觀眾面前。芬恩、布勞德、麥朵曼、趙婷，並沒有在電影結局給出明確答案；或許我們也不需要別人提供答案，潛藏在歷史長河滾滾洪流下的集體意識，終有一天會把我們都帶進那個最終解答。

《遊牧人生》官方預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