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惠豐

給下一輪亂世魯蛇的末日備忘錄

無用之用:文學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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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pexels.com/

20年前,我決定拋棄機械工程投奔文學系時,周邊的親朋好友沒有太多祝福,問的都是同一個問題:「讀文學能做什麼?」

當時的我對這個問題沒有太多懸念,畢竟機械與我從未相知,遑論相惜,數學盲流如我,在工程領域滅頂只是早晚的事,遠離這對我而言謎樣般的學科,應該才是睿智抉擇。沒想到,如願進了文學系後的人生,這個問題依舊被問個不停。讀大學時,別人問你讀什麼系,當你回答:「中文系」,下一個問題就是:「念中文能幹嘛?」;當你是研究生時,別人問你研究什麼,你回答:「文學」,下一個問題就是:「研究文學能幹嘛?」,最後走進大學教書,別人問你教什麼,當你回答:「教文學」,接續的問題便是:「你的學生以後要幹嘛?」。彷若這是個有待破解的千古謎團,每個人都殷殷企盼著你給出一個答案來。

與文學結緣後,「有用」與「無用」的判斷,便始終困擾著我,像是生命價值的確認與追尋,我必須找出一個答案、給出一種說法,用來說服別人也說服自己:這個選擇的確具有價值與意義。但「有用」與「無用」該用什麼樣的標準去判斷?該如何被定義?該怎樣去思考?如果我說讀文學讓我快樂,這究竟是有用還是無用?它足以抵擋不斷襲來的質疑與現實的煩擾嗎?

當然,會如此的探問,源於我們活在一個獨尊利益與實用性的世界裡,只有能夠被標準化、被量化、被計算的價值才具有意義,那些所謂「不可被計量的價值」,對這樣的世界而言,都可能被視為無用主張。

文學,很不巧的,正是從古至今始終站在這種實用主義的對立面。諾丘‧歐丁(Nuccio Ordine)這位義大利文學教授認為,文學的存在,便是使「無價」和「去除利益」這兩種於今早已不合時宜的「落伍」價值觀得以彰顯。在一切講究「實用」的世界裡,文學如此反骨的「無用」,究竟有著什麼存在價值?為了闡述這「無用」的「有用」,歐丁為此寫了《無用之用》這本專講「無用」的書,內容包含文學、科學與教育的反省,批判利益邏輯與功利主義如何異化與扭曲人文價值。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莊子、但丁、薄伽丘、蒙田、狄更斯、康德、海德格、岡倉天心、馬奎斯、卡爾維諾等,諾丘‧歐丁旁徵博引,從古今中西重要的文學家與哲學家中尋找說法,去證明文學、藝術、哲學這些「無利可圖」的「無用」知識,確立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諾丘‧歐丁強調:「我們沒有意識到,文學和人文知識、文化和教育,是民主、自由、正義、政教分離、批判能力、寬容、團結和人類共同權益等理念得以成長茁壯的充足羊水。」

那些我們努力堅持、守護、鬥爭,可以引領我們走向更美好世界的想像力,以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之所以能夠發生、能夠堅定扎根成為我們所信仰的事物,不是因為某種神祕主義力量所致,而是由這些以人為中心的「無用」知識所成就,它們像空氣一般的存在,除非失去,否則大多數的人都無法體會窒息的痛苦。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在在某場大學畢業典禮說過一個寓意深遠的小故事,有兩條年輕的魚,在路上碰到一隻年長的魚,他跟年輕的魚打招呼說:「早安,今天的水不錯吧!」,這兩條年輕的魚持續游了一段路後,其中一條魚困惑的看著另一條魚說:「水是什麼?」

我們總是無法察覺那些真正的「現實」,我們活在其中但卻無能體察與感受的諸多重要價值及其意義。說是「無用」,但誰敢想像將這些東西捨棄後的世界?說是「無利可圖」,我們又該如何能夠想像,當我們的生活基礎被一片片拆碎成為一樣樣商品的人生?

300年前這世界的歷史還是屬於神的,100年前則是種族主義與殖民強權的,現在則掌控在資本家手上,我們之所以反抗,是因為我們「意識」到壓迫的不公義,我們之所以有勇氣,是因為我們被之些思想與知識所「啟蒙」,它轉變了我們的信仰,讓我們相信並願意堅持,這些改變歷史的力量,都來自於這些「無用」的知識。或許我們不能說這些知識「無用」,而是這個「無用」守護的是以十年、百年、千年為單位的「利益」,換言之,這些「無用」的知識及其守護者,都有著超乎常人的遠見與宏闊的視野,世俗的輕視與不解,只因為我們的生命太短、經驗太少、視野太淺並過度自私與自利,我們喜歡即時且有感,百年後的事,與我何干。

或許不需再等一個世紀,我們就會為這樣的利益邏輯付出代價,諾丘‧歐丁在書中指出,這利益邏輯在各方面都引發了極大的災難,特別是在教育界。在這近幾十年來,人文科學無論在學院的規劃、國家預算或各種基金會的支出裡,都越來越被邊緣化,因為大家不願把錢花在無法產生商業利潤與經濟用途的知識生產上。

他以他的國家義大利為例,由於國家對基礎研究領域進行資源的縮減與干涉,讓教授的角色與教學品質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在書中說到,歐洲的大學近幾年來有「中學化」的趨勢:「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殊途同歸的降低要求的標準,讓學生更輕鬆地通過考試,不切實際的期望可以因此解決學生延畢問題。為了在法令限定時間內頒發文憑給學生,為了讓整套學程更『怡人』,我們放棄要求學生做額外的付出,相反的,還誤入歧途的大肆刪減課程,把課堂包裝成膚淺的互動遊戲,搭配影片撥放和只有選擇題需要填滿的考卷。」

這讓大學成為販賣文憑的學店,而不是追求學問的聖殿,也讓學生從學習者變成了顧客群,就算世界首屈一指的名校哈佛,也難逃影響,歐丁在書中提到,利益邏輯讓哈佛大學的師生關係建立在一種「侍從主義」的基礎上:「學生付了昂貴的註冊費進哈佛,期待的不只是他的教授必須是個學者、強者和表演者,他還期待他的教授是個侍者,因為顧客就是王。」

教育的商品化、學生顧客化、教授業務化,不說哈佛,台灣目前的高教環境就已陷入此一困境之中,沒有生員就沒有財源,大學不再因「材」施教」而轉為因「財」施教,招生率、就業率主掌了教育的發展走向,大學的課程開發,不再問應不應該、需不需要,而是合不合成本,有沒有利可圖,利益邏輯形塑我們社會的逐利文化,歐丁說,這讓學生有一種想法,他們付了大筆的學費進大學,不是為了追求知識,而是尋找未來的收入來源。

當然,這樣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不對,只是當我們的大學培養的只是技術人員,好讓學生擁有「一技之長」以便出校園之後能夠有個工作可做,那麼推動這世界進步的可能性與動力在哪裡?一如歐丁在書中的批評:「大學若是獨厚學生的專業化,就等於無視於教學在教育上的普世性,任何職業所具有的技術能力,若不是全屬於一種更廣泛的文化養成,便無法有意識的全面展開,因為唯有文化能鼓勵學生探索精神,任他們的好奇心四處遨遊。」

當我們不斷講創新談創意,但最重要的教育環節卻忘了給予創新、創意養成的文化土壤,當我們缺乏文化素養,缺乏探索未知的好奇,創新與創意如何可能存在?只是,文化的養成,無法速效,沒有捷徑,需要長時間的累積與耐心的等待,這也與我們身處的功利主義社會追求的及時與效率相違背,因為在這樣的速食文化裡,我們習慣於一種「方便」--用歐丁的話說,這種方便不要求任何訓練,也不會占用太多時間,執迷在一種不必費力便可得到的事物--通常這種事物都極為淺薄,缺乏深度。

回到我文章的起點:「讀文學有什麼用?」,它在許多人眼就或許「無用」,但這世界卻極為需要這樣的「無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尤薩(Mario Vargas Llosa)曾說:「沒有文學的世界,會是一個沒有慾望、沒有理想、毫不瀟灑的世界,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遭剝奪、無人的自動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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