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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笔记-1.4 | “向旧世界宣战”
格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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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内容是对原文的摘抄。- 没有下划线的内容,是根据引文的个人引申和感想。一般来说是引文在前,感想在后。各段感想之间以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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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 无序列表的内容,是对应章节的时间线整理。很多章节的时间线互相重叠,这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会更加常见,所以我另外维护了一份总的时间线,笔记全部完成后发布。
内容梗概
本章是 “破四旧”运动 专题。
因为是专题,作者并不很注重介绍各个事件的具体发生时间,时间线很难整理。我的处理方法是把各地的各种毁物行动归到“1966年8月22日后,时间不明”一段;把各种伤人的行动归类到“1966年8月26日”一天,这种做法当然很不准确,但是改进的话需要进一步做功课,不在本书的内容范围之内了。所以除西城区纠察队的成立时间来自维基百科之外,其余时间都来自本书,比较模糊。
各种行动大致可以如下归类:变革社会面貌、财产权再分配、生命权再分配。
- 变革社会面貌:《建设“非常革命化的世界”》、《遍及全国的“破四旧”》、《对“文化”的革命》三节,主要内容就是普通人印象中的“破四旧”,前两节将不动产中彰显文化的那一部分,比如商标、陈列、标志、建筑等等,在物理上进行破坏,再换成共产主义的对应替代物。第三节主要内容是变更人的生活方式,如发型、服饰、红绿灯交通规则等,使之更加能够附会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现在的“左派”们还敢承认的文革带来的“一点点副作用”、“必要之恶”。
- 财产权再分配:《抄家的狂风》前半节。抄家,字面意思。即便在符合预定目标的情况下,也是大量个人合法财产未经许可转变为公有财产的过程,更何况在此过程中,很大一部分被抄家者私吞。其实在前两节中,变革社会面貌砸碎的商标陈列等等,俱是个人或单位的合法财产,红卫兵既然可以砸,自然也可以拿;损人不利己的破坏都可以做,损人利己的抢劫自然不知道凭什么制止了。
- 生命权再分配:《抄家的狂风》后半节,《“红色恐怖”》一节。前者主要是抄家过程中附带的打人行为,包括极为极端的大兴县杀人事件、北京市区几个剧院里的打人集会;后者主要是北京市红卫兵纠察队的私刑行为。既然有人有权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剪别人的头发,喉舌媒体喊好;那么同样这批人改变改变他人的生命本身,砍别人的脑袋,又有谁制约?这不是滑坡论证的谬误,这是滑坡犯罪的事实。其实纠察队一段我个人对这种叙述不很赞同,有我认为很重要的事实没有涉及,留到“摘抄随想”一段再做辨析。
摘抄随想
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北京的繁华闹市区王府井和大栅栏人山人海,造反的红卫兵和不甘为“革命”淘汰的商店职工开始了联合行动。
红卫兵和商店职工站在一楼门楼上, 把连夜赶制出来的“北京市”三个大字固定在原来是“王府井” 三个大字的位置上,从楼上悬挂出巨大标语:“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革命小将致敬!”
走过瑞蚨祥绸布庄时,……商店里的职工还主动对红卫兵说:“同志们,跟我们去,里面还有大东西呢!”在本店职工带领下,红卫兵从楼下捜到楼 上,从前店搜到后院……
具有五十年历史的上海最大游乐场——“大世界”的职工和红卫兵一起,在欢叫声中将数米高的“大世界”招牌拉了下 来,“大世界”门口糊满了大字报、大标语。
郑州国棉四厂是有千余名职工的大厂。职工们与紅卫兵 “并肩战斗”在“破四旧”的“战场”上。他们打掉了“龙头鹤舞”大门和厂露天舞台上的“嫦娥奔月”图像。
红卫兵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
很多“人民群众”以“我不关心政治”作为平时拒绝严肃的政治讨论的理由,很多公知也就顺着拴鼻绳发一段“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来关心你”的诉诸恐惧之论,完全是被人民群众当成孺子牛牵着走。这些“人民群众”真的不关心政治吗?不关心政治是因为现在的政治权力不让他们关心,关心了轻则删帖重则喝茶;一旦政治权力转向,“大人虎变”,“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那“小人”自然会“革面”,对于政治关心的很,看看B站知乎上的“挂路灯”言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很多人对这里雪花的理解,还是没有雪崩的时候那静如处子的六芒花瓣,大谬矣。
另一方面,“同志们,跟我们去,里面还有大东西呢!”也确实反映了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啊,不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早就完成了,这些商店也早已变成了公有制经济,哪来的阶级矛盾?这里的店员和他们出卖的“大东西”之间是什么矛盾?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到底有没有、能不能,消灭阶级?
很多公知对此的回答是这些店员“恨人有恨己无”,个人私德有问题,解决方案是别人告发亲爹的时候你别举报朋友,别人动手杀人的时候你别打人,毋以恶“小”而为之。这种做法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尚且有点作用,因为当地道德的解释权自古以来就有和行政权力分庭抗礼的宗教分一杯羹,二战时教会和镰锤政权的合作也为其战后赢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在中国,道德自古以来就垄断在政权及其史官贵族手中,别人告发亲爹飞黄腾达的时候,你举报朋友就是高洁傲岸,没法子。
红卫兵在“红色象征革命”的极其幼稚的思想指导下,对指挥交通的红黄绿灯表示异议,提出“红色表示放行”。不少红卫兵看在城市交通警和铁道路警身边,强行指令红灯放行, 绿灯报警,结果造成了无法计数的冤枉交通事故。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向红卫兵解释,交通灯示是全世界统一规定的。红光有容易引起人蕾惕的光学效应。并表示,灯示问题以 后想办法解决。这才及对地制止了红卫兵的这种荒唐行动。
笑。
屁大点事也要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出面,那处理公务可不得一盘花生米熬一宿嘛。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的讲话中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祈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
对于解放后公私合营的资本家,红卫兵将金银珍宝作为主要抄查对象。看上去非常“革命”的红卫兵不知从哪里学来的观念,把金子当作“永恒”的财产。为此,他们在不留手续、任意抄拿的情况下,将金银首饰私入袋囊,以至在毛泽东第二、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不仅游行队伍路经的天安门 广场出现了黄金,连天安门城楼上也留下过红卫兵失落的金砖。
林副统帅之于统帅和文革,就好比糜菲斯托之于浮士徳博士及其历险,时有点睛之笔。
臭名昭著的谢富治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朿。”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 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绐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狡猾介绍给他们”。 经过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周密布置,公开残踏宪法的红卫兵行动开始了。
北京大兴县屠杀血债:
谢富治讲话之后,以中学红卫兵为主体,在北京开始了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浪潮。大兴县三百多名“四类分子”被杀害,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 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闻风而动,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恨。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 好”的“四类分子”拉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手的“变天账”,于是义愤便转移到其它“四类 分子”及有一般问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 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 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 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若不是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到县里制止这惨绝人寰的恶性事件,事态还会继续发展。
请看一下北京典型的抄家情景: —阵急促的、催门欲倒的敲门声和喊叫声,传进了幽闭着的独家居住的四合院内,当房主人连跌带爬来打开大门时, “狗地主”、“他妈的”、“混蛋”之类的叫骂声便充塞在门洞儿了。手中甩着宽而长的皮带的红卫兵推开“怠慢” 了他们的房主人,大摇大摆撞进院子。象演习过地一样,一个个红卫兵学着打仗冲锋攻占敌人要塞的动作,迅速把守住各个房间的 门口,把在家的人都吆喝出来。红卫兵首领一一问过被抄人家 的姓名,再根据派出所提供的“材料”,把“逃亡地主分子”、 “地主婆”等揪出来,剃成“阴阳头”,喝令全体跪下,鞭 打、辩踢,要“地主分子”交待,“地契”、“变天账”藏到 哪里去了。若说不出来,得到的便是更狠的一顿毒打。同財, 抄家人员开始四处搜查,稍微象祥一点的傢什都被不分青红皂 甶地一律抬上停在大门外的卡车上,连生活必需品衣暇、被 褥、床架、床扳也不放过。剩下的是翻得满屋满地无法抢走的破破烂烂的东西。就这样,红卫兵似乎还不过瘾,还要把孩子们珍爱的玩具洋娃娃踩在脚下,以嘎嘎作响之声取乐,把黏糊糊的芝麻酱涂在墙壁上,将油、盐、酱、醋、糖到效泼撤。为 了寻找“地契” 、“变天账”以及“反攻倒算”用的枪枝弹药, 红卫兵乱刨乱挖屋墙院地。当一个红卫兵灵机一动,找出一本 又黄又旧的本子,交给“队长”,说是“变天账”时,“队 长”翻看之后,明知这是小学生的算术作业本,却硬装出神气活现的神态,将本子举在手中摇晃着,逼人承认这是“变天账”。伴着‘‘还不老实!”的喝斥声,皮鞭又象雨点似地抽打 下来了。当红卫兵满载“战果”,把仅剩的一点傢什戳满窟窿扬长而去时,留给劫应余生人的话是:“全家遣返回原籍!” 接二连三,不同学校的红卫兵拫据同一线索再三再四地抄査, 而面对家里东西所剩寥寥的抄查对象,由于受“财产”冷落而激惹起红卫兵的无名之火,立即便化作一种难以名状的仇恨,发泄在人的身上。受过彻底查抄之后,户籍民警出现在这家庭院里,再次通牒限时离京。从小离开农村老家,在外学习、工作了大半辈子,被红卫兵冠以“地主分子”的人,拖着一家老小,甚至还在上学以及有了工怍的子女,卷起红卫兵看不上眼的铺盖,凄凄凉凉地被扫地出门。
“外地逼”其来有自。
就在红卫兵暴行节节上升之时,九月十五日,林彪在毛泽 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宣布:“红卫兵战士,……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 ” “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 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 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有人领导、有人安排、有人支持、有人捧场的运动。
何人领导、何人安排、何人支持、何人捧场,还是不敢说。到头来还是可以被洗地成“上面的本意是好的,都是下面的人念歪了经”。
为了维护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成果,为了压制在这一运 动中可能出现的反抗,为了显示“革命”是暴力行动,北京的 中学红卫兵组织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最先成立的是西城区纠察队(即西纠)。他们在打人、抄家运动中,把暴力推向了一个高峰。然而,林彪左臂佩戴着“西纠”的袖章参加毛泽东 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恰恰表明了对“纠察队”这一形式 的坚决支持。接着,东城区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成立了海淀区纠察队,许多中学还成立了自己学校的纠察队组织, “西纠”则发展到三百余人。纠察队成员主要出身于干部、军人家庭,而且大部分是高级干部子弟。
一时间,“格斗匆论”,“格杀勿论”,道道通令成了他们参与“杀向社会”活动中最时髦的举动。他们还在学校私办劳改所,私设刑堂,打杀无辜。
随着 红卫兵运动的蒸蒸日上,恶性膨胀的“血统论”残害着无数幼 稚纯洁的心灵。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对“血统论”提 出了异议,于是,被“西纠”抓进了六中“劳改所”。 …… 就在这“红色恐怖”下,王光华被活活打死。
纠察队员还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在“审讯室”墙壁上写了字有拳头大小的“红色恐怖万岁! ”的标语。看着那殷红的人血沿着字迹往下滴淌而留下的痕迹,给人一种 阴森可怖的感觉,令人不寒而栗。
在全国范围内,“文化大革命”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在大学和中学的发展都是不同步的。当大学中已把工作组赶跑,并对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时,在中学,有许多千部子弟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却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和一些“出身不好”的人。 在“中央文革小组”看来,西城区纠察队并没有把他们“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是成了 “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中央文革小组热衷于制止中学“纠察队”的暴行是为了推进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事实上,他们对全国各地发生的其他种种法西斯暴行是否得到制止是漠不关心的。正是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全国各地的类似暴行,不仅没有因为《重要通告》的发布而缓和,反而在不同的借口下, 对不同的人,实行了步步升级的法西斯暴行。
所谓“血统论”,根据维基百科,源自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即红色政权的政治资源应该由革命功臣世卿世禄的观点。
这体现了凭借王朝战争夺取政权的集权政体,在和平年代转型时,所面对的一个挑战:
- 夺取天下所需要的才能和治理天下所需要的才能不同,掌握两种才能的人群不完全重合;前者构成军功贵族,后者构成文官集团,重合者即张良、萧何等功臣中的谋士。
- 集权主义政体导致利益收入和实际职位强相关甚至绑定,谋利必先掌权。
- 根据1、2,建国之初,军功贵族执掌重要行政职位。
- 建国之初,削弱军功贵族,提拔文官集团更有利于皇权的治理效果。
- 每一集团都期望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利益,传给自己的后代是保存利益的终极方式。
- 除皇权之外的每一个集团坐大,都对皇权构成威胁。
例如西汉开国故事,有三个权力集团:皇帝刘邦本人及其亲信、军功异姓王及彻侯,功臣中能治国者(如张良、萧何)为首的文官集团。刘邦杀韩信,征彭越、季布,逐韩王信之匈奴,终陷白登之围。此后白马之盟,“非功不侯,非刘氏不王”,实际上是把原属自己的刘姓亲属独立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把文官的蛋糕移交给军功贵族,两者合并的同时,牺牲下层文官的晋升渠道,换取军功贵族的合作,遂有萧规曹随之事。此后刘姓诸王坐大,遂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功臣凋零,遂有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任用外戚,建立内朝,直至江充当道,终有巫蛊之祸。
及至本朝,一方面在城市建立工人组织发展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建立武装夺取政权,建政之后又收编了大量前朝知识精英和政府雇员,所以建政之后有党政、军、前朝、领袖四派势力。前朝势力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运动中被清洗,余孽被党政系统吸收,形成了既有开国之功又有治国之能的文官集团,让领袖感到了威胁,于是培植缺乏根基的政治投机分子来更新并壮大领袖实力,清洗文官集团,遂有文革。
由此就能看出红卫兵纠察队的尴尬之处。他们虽是政治投机分子,但并非没有根基。所谓“血统论”,就是他们对政治权力,所具有的血统上的主张,也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传统型权威。军队系统不在清洗的对象之列,所以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起事;但是他们生来不属于领袖阵营,所以对除了领袖无所凭依的投机分子(史称江青反革命集团)构成了竞争和威胁,也因此被后者取缔。
纠察队的成员不只有军二代,还有未被打倒的官员的二代。这些孩子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就知道,他们生活的“大院儿”,和普通百姓生活的“胡同儿”,具有地理上的隔离。这些孩子生活在一起,玩耍在一起,自然结社在一起。哪怕某个孩子的父母被打倒,孩子在父母被打倒之前建立的关系网并不一定破裂。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孩子们,总有办法弥合世界与世界观之间的裂缝。有人居然因为某人他爹是文革受害者而认为其应该反对文革,幼稚程度堪比劝说岳钟琪反清的曾静。
原文完全没有涉及各个权力集团,以及各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动力学,把文革描述成一群蔫坏的小孩,错误地打击了铁板一块的,被“误”认为是走资派的人民公仆,严重削弱了文章的深度和洞见。虽然这种削弱可能是为了出版而不得不作出的牺牲。
另外,文革中的政军二代构成的纠察队,和文革之后的“太子党”之间的关系,很令我感兴趣。从年龄上来说,前者比后者平均大十岁,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在发过上面一通感想之后,偶然重新读到了顾准的《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末尾的一段论述: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对于僭主-专制政体所作阶级分析,突出地显示出公元前7-6世纪希腊史的历史背景;译文(指《希腊的僭主政治》)末尾的几段,格罗脱相当精确地描绘了这一背景。明白了这一背景之后就可以知道,认为政权永远是阶级的政权,专制主义或僭主政治是相互斗争的阶级谁也无法克服对方时兴起的一种过渡政权的理论不适合于中国。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阶级手里的工具。
有个女学生,父母都被冠以“走资派”的罪名被隔离起来了。她为了索回一件自己的小棉袄,跑遍了崇文区、西城区的抄査物资仓库,却一无线索。最后被带到专门存放衣物的北京体育馆,当她看见满满囤围堆到屋顶的各式衣物时,寻找自己衣服的念头顿吋消失了,只好从如山的衣服堆边随便拽出一件,打发这“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寒冬。
似电影镜头之一幕。
非常好奇的是,“父母都被冠以‘走资派’的罪名被隔离起来了”是如何执行的。大量的人离开原工作生活的地点,应该有类似“再教育营”一样的建筑物,今天还能找到遗迹吗?吃住需要消耗多少国家财政,还是说隔离期间对其“改造”可以创造国家财政收入?
在“破四旧”过程中,生产名牌产品的厂家和产品商标都被更改为“富有革命意义”的名称, 一九八〇年开始,为了适应国内外贸易和对外科技、文化交流的需要,恢复名牌产品、传统商标、传统单位名称的活动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空空转了一个大圈子,在对“文明”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摧残以后,又回到了原地。
也不算回到了原地。“西纠”创始领导人之一的陈毅之子陈小鲁,改革开放之后从军队退役,经商致富,比起当年用红色恐怖手段殊死斗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得更加潇洒。当年被“污蔑”为“走资派”的邓公小平,出改革开放的淤泥而不染,在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学潮之时,乾纲独断,“逐一发送战车把你们轰上天”,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飒爽风采。
也不算回到了原地。对于某些左派而言,文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艰辛探索”,(事后被遮掩和阉割过地)暴露了问题,积累了经验教训,再来一遍的话“或将”完全避免之前的错误,为再发动一次文革探明了道路,扫清了障碍。中国或将成为最大赢家。
“文化大革命,有千个不是,只上山下乡培养出这一个习近平,就一万个值。”——潘庆林《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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