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

公众号原文已经被删，此为存档。

本来没看，但身边太多人转了，就翻开看完有点吃惊。尽管作者在里面说香港年轻人缺乏常识，但在我看来文中的结论也缺乏论证常识，或者说是刻意忽视了一些背景。

我没有在香港生活过，所以我没有来自“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一次辩论”的故事可讲，但我很清楚要怎么搜集资料，所以我对照着原文所讲的内容进行了一些基本的资料查询。

暂且搁置对作者本人的争议，以及“不是精英看不懂”的论调，我想聊下原文本身内容的一些问题。

港英问题

文中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作者爬山时候认识的香港朋友，他们之间展开了关于”你为什么怀念英国殖民时代“的对话，并说在港英政府统治下，香港人是三等公民。

作为殖民地的100多年中，香港确实没有民主，直到回归前也几乎还没有达到普遍意义上的民主。但这里的故事，并不是一句“三等公民”就可以说完的。

【1】民主进程

二战之后，全世界都掀起了“去殖民化“”民族独立“”民主化“的运动，部分是和平手段部分是暴力手段，从1943年到2002年，世界范围内共有120个殖民地独立。

《纽约时报》2014年的一篇文章写到了英国国家档案馆彼时公开的一些资料。二战后的思潮下，港英政府试图推行民主改革，但被中国政府阻挠，并称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點點自治的尝试，都會被視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

即使如此，香港自己的民主进程，在二战后的时间里也有不少进展。1850年立法局首次有了非官守议员（官守议员：担任某些职务自动成为议员，民选议员属于非官守议员）；1880年委任首名华人议员伍廷芳；1896年行政局开始有非官守议员。

1971年之后的一系列联合国会议，中国主张香港澳门不属于殖民地，是中国主权内政问题，应由中国政府和相关国家协商后续事宜。最后联合国接受了这个主张，因此香港澳门失去独立权利，才有了到期之后的“回归”。

1997年3月《人民日报》也曾刊登文章《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阐释这一立场。

【2】几等公民

以下内容摘自《香港年报》的记录：

在港居留的英國人曾數度力促成立自治政府，但英廷一直不予首允， 稱香港華人佔多數，不會由少數歐籍人士統治。

一八八三年政府成立衞生局，並由一八八七年開始以選舉方式選出部分成員。衞生局其後於一九三六年改組為市政局。

最初香港政府有意從內地借調官員管理華人，但這種並行的政制，從未認真施行，其後因罪案日多，終於在一八六五年廢除這個制度，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取代。

是年英廷大幅修訂香港總督的訓令，規定“任何法例若對亞、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歐籍人士則不受其限者” ，總督均不得批准施行。政府把香港當作開放的營商貿易之地，採取 “放任政策”，一切秉公辦理。

总结一下就是：

从1865年开始，外籍特权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任何法例都不能对亚非裔有所限制而欧洲人不受限制。香港对于英国来说，成为一个开放的贸易之地。

法律上说没有特权，到底是不是真的取消了特权，百年后的我们当然无法去追溯。但通常来说立法必然会逐步影响到社会表现，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洋人特权在之后的时间中逐步减少。

【3】反抗运动

文中作者像是教小孩一样教育“朋友”，英治时期你们不但没有民主，还是三等公民，60年代的抗议运动就是为了反抗殖民压迫。

前两条上文已经讲完了，然后我们再看看60年代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情况。

尽管在英国治下，但香港和大陆的地理位置非常近，所以香港的历史一直和内地的历史紧密联系。

20世纪初受到内地辛亥革命的影响，香港有过几次大罢工反对外籍特权。这一段出自上文《香港年报》的同一页。

中國人民力求廢除外國憑藉條約所取得的一切特權，因此實行抵制外國貨。不安的局勢延及香港，一九二二年遂發生海員罷工，其後遭受廣州的壓力，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間演變為大罷工。

所以你说香港人民反抗过殖民统治吗？当然。但最主要的可能真不是原文所说60年代。

60年代的香港确实充满了动荡，具体的原因很多，有没有反抗殖民的性质？我觉得应该也有。但还有很多原因原文并未指出，比如那个时期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而中国民国政府在华人世界依然有一定号召力等。

但由于1865年已经修订了总督训令（上文引用部分），因此66和67年的两次暴动很难直接解释为反抗殖民压迫。

66年天星小轮加价事件，由于天星小轮头等舱加价港币5仙引发群众抗议，港英政府镇压，1死18伤，1800人被捕。

67年的那次暴动在墙内的版本中直接省略了，这里直接摘录维基百科相关事件的介绍如下：

六七暴动，亦称1967年香港左派暴乱（英语：Hong Kong 1967 Leftist riots），是香港一场因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激化，并受到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极端思潮及澳门一二·三事件影响的香港亲共人士对抗香港政府的暴动，亦为香港历史的分水岭，事件从1967年5月6日开始，至同年12月基本结束。

其由最初的工人运动、反港英政府示威，演变成后来的恐怖主义及炸弹袭击平民等行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在大陆取代中华民国政权后香港唯一的左派暴动。

所以原文中将60年代的动荡描述为是香港人民因不满英国压迫而进行的反殖民抗争，是极为不妥的。殖民抗争当然有（集中在20世纪初期），但不可为了文章主题之目的随意安插时期。

学生会强迫表态支持太阳花

原文的第二个故事是作者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台湾爆发太阳花运动，他们学校的学生会逼他们表态支持。事情真相如何我们找不到第二人求证，这件事情无法证伪。如果学生会真的这么做，那确实挺扯的，我们暂且相信就是这么扯吧。

毕竟看起来任何香港年轻人在作者面前都没有还嘴的能力，除了目瞪口呆，就只能听着训话。

题外话，太阳花学运是台湾人民反服贸的运动，影响很大，背景也相当复杂，可以追溯到岛内社会对国民党的整体不信任。

我之前还和台湾人（男友）因为这件事情吵过，因为从我的角度会觉得双方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好事，开放经济关系永远比封闭发展要好，我觉得人们被政治情绪裹挟，也许是放弃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好机会。

不过我确实理解他所说的，他们无法保证这个经济怎么发展，发展的代价是什么，是否会被政治裹挟。后来岛内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这是后话了。

用爱发电

原文提到了台湾反核电的”用爱发电“口号，当然作者也不是第一个嘲笑这件事情的人了。我觉得这里有两个讨论维度，一是“用爱发电”这个口号本身蠢不蠢，二是反对核电的诉求蠢不蠢。

【1】用爱发电

2015年3月14日的废核大游行，共分为五个游行大队，每个大队都会给自己起一个口号型的名字，分别叫做“告别核电大队“、”用爱发电大队“、”节能减碳大队“、多元能源大队“和“能源民主大队“。

真正的出处就是这一个。

后面李明政（国民党政治人物）在政论节目上提到的“用爱发电”，各种场合评论区出现的“用爱发电”，几乎都是持相反意见的人在对此进行讽刺。曾经出现过蔡英文拿着“用爱发电”的纸张，那是P的，原本上面写的是“非核家园”。

我们先且不论游行队伍的名字本身具有的宣传性，用爱发电是很蠢，我也觉得。

但我不解的是，人们想象中的台湾人民到底有多傻，以至于觉得他们真的相信用爱可以发电吗？

【2】台湾的电力供应问题

抛开“用爱发电”本身，反核电是台湾持续已久的问题，在蓝绿两党的立场加持下，最终演变成了如今的政治选票因素。

大体追溯起来是这样一个过程：

70年代，台湾先后兴建了核一厂、核二厂和核三厂这三个核能发电厂，1980年开始规划在新北市建设核四厂，遭到反对。

1986年发生切尔诺贝利事件，然后针对这座核电厂的反对声音就从未停止过。

2011年3月11日，日本由于地震引发了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件，由于台湾的核电厂和福岛核电站使用的是同一种技术，由此引发更广泛的担忧。

《华尔街日报》引用世界核能协会的数据称，由于身处地震带，台湾和日本的核电站处于高危等级。同样的结论也来自于风险评估公司Maplecroft。

福岛事件发生前，人们也都认为那是安全的。台湾是一个比日本领土面积更小的“岛地区”，万一真的发生核泄漏，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如果台湾人民反核电是愚蠢或者幼稚病的话，是不是只有愿意在地震带岛国大肆兴建核电厂才算是成熟和聪明呢？

【3】能源问题

从上文看，反核的理由很充分，那为什么这还会成为一个僵持多年的问题呢？因为台湾本土没什么能源储备。

上周中油（台湾的石油企业）一艘游轮在波斯湾被袭击，7.5万吨石油全毁，引发了一轮媒体报道。这就是台湾能源匮乏的一个缩影。

下图是2013年的台湾电力来源比例，今天略有变化但大致比例差不多：

这其中核能占10%，民进党的目的就是要靠其他能源取代这10%。但新能源并不稳定，而增加其他能源进口，比如进口更多的天然气，也会涉及到能源安全和电费上涨。

这里的博弈就变成了要核电厂，还是要冒一定的能源风险并接受电费上涨——民间包括两党意见其实都不够统一，僵持至今。

接力绝食

实话说我其实不明白嘲讽“接力绝食”的逻辑，就像我同样不明白有人在网上骂替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说他们从来没有身体力行只在嘴上说而已。

只有先成为烈士，你才有资格说出言论自由保障你可以说的那些话。——看起来他们好像是这个意思。

同样作者也并不是第一个嘲讽接力绝食的人，2014年环球时报就有社评：《“接力绝食”是饿不起又要表演的秀》。但问题是，表达政治诉求为什么一定要饿死自己呢？

绝食、静坐、散步等都是表达政治诉求的手段，就是我通过这个行为把我的诉求表达出来，让政府听到民间的声音，以此达到上下的沟通。目的是沟通，而不是挨饿，我理解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必须挨饿才可以表达诉求的逻辑，某种意义上不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饿得越狠的事情越应该得到政府重视，是这样吗？但难道不应该是按照真正事情本身但重要性去要求重视吗？

这个逻辑很奇怪，我直到今天也不是很懂。

教材简单

香港的教育体制是英国治下奠定的基础。包括作者后文大肆赞美的“九年义务教育”，香港在1980年以前就从法律中确定了。当2006年大陆实际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时候（法律86年公布，但直到06年才达成真正的义务教育），香港在2007年开始了“十二年义务教育”。

我从来没有见过香港的教材，无法评判“简单”与否，但根据我对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整体认知，我完全相信香港的教材非常简单。

不止香港，据我所知欧美各国的学习教材都比中国简单，但教育并不只是教材一项，还包括老师质量、教学风格、教育体系等多重因素。由“看过几本香港教材很简单”推论出他们的教育全都不如中国吗？这太傲慢了。

中国的教育当然有它的长处，并且长处很明显，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国学生一直都是顶尖的。但是否要由此推论出香港教育差，并且推导接受普通教育的香港年轻人愚蠢，我相当存疑。

香港的教育状况究竟如何呢？

全球的教育系统排名找到了好几个，各个排名的侧重点和参考依据也不太一样，不可作为标准排名，但可供参考：

2015年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中，香港学生的数学能力排名第二，科学排名第九，阅读能力与加拿大并排第二。

2014年Pearson公布的全球教育系统排名，前五名分别是：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芬兰。

2018年一丹基金会的“全球未来指数”排名中，排行前五的分别是：新西兰、加拿大、芬兰、瑞士和新加坡；而香港排名14、中国排名31。

我没有找到升学率的准确数据，考虑到香港人除了本地大学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去台湾或其他国家就读，我也没办法用报考人数和大学录取数量计算，所以不知道“15%”的数据是否真实，暂且搁置。

部分数据和案例都不能说明完整的问题。

即使有上文的排名数据，我们也推导不出“香港年轻人全是精英很厉害”，就像原文由教材简单不能推导出“普通香港年轻人都愚蠢”一样。

阶级固化和房价

原文最后很长的篇幅，引用了很多数据，都在谈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之宏大，几乎没办法依靠某几条具体的案例和数据来驳论。

阶级固化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却几乎在每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经济发展蛋糕做大，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富裕起来了，但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富裕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由此产生了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一般来说，在一个比较正常范围的分配制度中，经济发展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发生收入鸿沟。如果一个国家刚开始发展贫富差距就很大，那么说明搞经济发展的人光喂饱自己了。

有没有富裕起来却没有造成大的收入鸿沟、社会整体趋于均富的案例呢？有的，参见北欧。除了欧美国家之外，从基尼系数看，日本和台湾是后续发展起来的国家/地区中相对比较低的。

这个可以由假想进行推论：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对于分配制度都有诉求，都希望自己可以多得。合理的民主制度下，这种分配可以达到某种多方博弈的均衡，从而趋近于某种状态下的“均富”。

那有没有快速富裕但是收入差距巨大，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案例呢？有的，参见“拉美陷阱”。

一个领土和资源条件都还不错的国家，由于没有建立起合适的分配制度，经济上高度依赖资源和原材料出口，难以突破收入瓶颈，而制度问题又让财富迅速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这样的国家不但后续发展乏力，也很容易陷入新的动荡中。

我们属于哪儿，还好我们两个极端都算不上。

我们创造了一些经济发展的奇迹，在高端制造行业也渐渐有了一些积累，我们的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但比起“拉美陷阱”的那些国家来说还是好多了。

那看看自己这个世界的情况：

以下三个维度分别是：R/P10%（最富10%的人除以最穷10%的人），R/P20%（同上类推是20%），以及更加通用的基尼系数（GINI）。

基尼系数上看，香港贫富差距确实很严重，比大陆和美国都严重，甚至在全球也很难找出比香港基尼系数更高的地方；但说实话，我们也不算很乐观，甚至在R/P 10%上面挂着红灯。

香港有没有贫富差距阶级固化的问题？有。但你不能孤立地分析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来唱衰香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

当然不是说大家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但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太适合作为“香港这座城市没救”的核心论证了吧。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以此类推其他贫富差距也很大的国家和地区是不是也快没救了呢？

房地产吗？是的，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原作者写的每一句关于房地产的血泪的话我都想转回来告诫我们自己。

是不是全世界唯一能给我们提供房地产优越感的，就只剩下寸土寸金以至于不得不填海的香港了？

最后想说什么呢？

我知道在一部分人眼里，世界上很多人都是愚蠢的。

香港人愚蠢，台湾人愚蠢，脱欧的英国人愚蠢，收难民的欧洲人愚蠢，选出特朗普的美国人也愚蠢……全世界但凡进行民主决策或者要求进行民主决策的人当然都是愚蠢的，因为民主多麻烦啊，他们需要经过漫长的协商才能有结论，并且结论有时候还是错的，真是民粹主义乌合之众。

只有我们最有资格标榜聪明，因为我们从来不会面临这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