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第一次亡天下

蒙古汗国的政治制度和军事扩张

蒙古汗国初期官制简陋，有军政合一、派出机构直属可汗的特点。铁木真设大斡耳朵制，将私财、私妾分成四份交给四位妻子和贵女管理；设立怯薛，怯薛既是可汗宿卫军，又是可汗亲信和近臣，保护可汗安全，帮助可汗打理家财、处理文书、负责可汗身边重要事务；设达鲁花赤，为可汗直属官员，多以蒙古人亲信任之，为可汗打理地方，执行地方司法，处理地方军政，处置叛逆，操专杀之权；设必彻彻，掌管可汗文书和行政事务；铁木真死后，窝阔台汗设中书省，职责约同于必彻彻，并且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乃为中书省派出机构，到薛禅汗忽必烈统治末期，地方行中书省在实质上从中央派出机关转变为地方行政机关；税收制度上，在铁木真统治时期以包税制为主，主要为汉军世侯的上贡所得，到窝阔台汗统治时期，在其任用契丹人耶律楚材改革后，开始建立官僚系统收税，但包税制仍占重要地位，例如在1238年，他将中原课税以二百二十万两白银卖给中亚穆斯林商人奥都剌合蛮，并命他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军事上，蒙古汗国全民皆兵，诸千户、怯薛军和质子军以蒙古人为主，兵力在15万左右，主要是骑兵，后远征中亚，招揽中亚各部人马约10万左右操弄技术兵器，又以汉军世侯军约20万人以上为步兵野战、攻城；蒙古汗国继承制度上，名义上是推举制，每当进行重大战事、政治变动或汗位更迭的时候，都会聚集蒙古贵人召开忽里台大会（该制度由铁木真建立）进行商议，并最终决定。一般而言，蒙古大汗的继承人多为前大汗之子，但总体上无规律可循。

蒙古汗国从铁木真到蒙哥汗统治时期，采取分封制，将扩张所得领土多次分封给宗室子弟。1210年，铁木真首次进行分封，将当时蒙古汗国新得到的领土分给他的儿子、弟弟和功臣们，其中他的弟弟们如斡赤斤等被分封在东部，是为东道诸王，其子窝阔台、察合台、术赤等则被分封到西部。分封制对上升阶段，武力过剩的蛮族来说非常适宜。受封的诸弟、诸子都是独立的掌控着自己的领地，在有战争的时候由东、西、中这样的军事格局参与战争，将获得的战果平分，这极大的刺激了蒙古汗国高层的战争欲望，远征进而获得领土和人口成为了宗室们最渴求的事情。

典型蛮族制度

早期的蒙古帝国其国家制度是一个禁卫军与行政官僚不分，官僚权力缺乏制衡，选举和晋升无典章可遵而往往依赖长官意志，地方上依靠包税人收税并将之分封的制度，蒙古人国家的运作不靠蒙古人生产所得，而是靠对被奴役民族的盘剥来运转，因此这套制度的蛮族性非常显眼，而且与中亚突厥人、阿拉伯人政权的制度高度类似。这说明了蛮族的制度因为其类似境遇（依靠部落血亲为纽带的军队征服其他民族，实行盘剥和极权统治，政治体制不稳定）有其共性，因而也能说明制度并非是文化的产物。

1218年，蒙古汗国与刚统一中亚不久的强权花剌子模帝国发生冲突。蒙古一方的宣称是蒙古人遣500名商人往花剌子模贸易，结果花剌子模人贪图蒙古人的财货而谋杀了他们。到1219年蒙军大举西进，花剌子模帝国作为一个多民族捏合、采伊克塔制度的伊斯兰教帝国在6年内被十五万西征蒙军彻底屠灭，同时期蒙军甚至西征到高加索、南俄地区，中亚广袤的土地再次被铁木真分封，其中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刺子模和康岭等古国的 领土被其封给可能不是其亲生儿子的长子术赤，西域乃至中亚河中地区分封给次子察合台，被分封者所据有的土地意为兀鲁思，即有人放牧的牧场。铁木真不光分封领土，还分封治下人口甚至军队，其母亲柯额伦以及其末弟斡赤斤10000户人口，长子术赤获得9000户人口，而其最年幼的嫡子拖雷在铁木真生前得封5000户人口，在铁木真死后因幼子守灶的传统居然获得10万户人口，不过在窝阔台继位后他将多数人口交给了窝阔台。

但需要注意的是，铁木真分封出去的是人口和草场，中亚各大城市和关口要隘由可汗直属的达鲁花赤掌管，且分封出去的宗王依旧需要听从蒙古大汗的指挥。被分封出去的察合台与术赤及其后裔并未脱离蒙古汗国的体系，他们依旧有巨大的话语权，窝阔台被忽里台大会选举为汗后，因察合台有学识、懂律法、地位高，凡有军国大事皆要与察合台商议，历次忽里台大会选举蒙古大汗也必须由被分封的汗国宗室参与选举方可产生。

以上所述蒙古族政治体制和选举继承制决定了这个体制无法长期维持统一，官僚机构简单，成本低但是篡位风险极大，会长期陷入军阀混战中。 成吉思汗可以凭借余威维持数代。 但一旦王座更替，游牧民族就陷入了困境。 蛮族一旦崛起了一个强大的，能力强的军阀可以大规模扩张，但帝国几乎无法维持两代人。 这个问题在蛮族中普遍存在，奥斯曼帝国的“十代神君”是侥天之幸。 如果说文明民族痛苦于百年后帝国衰落，蛮族则是一旦继位的君主不够强大就会土崩瓦解。 成吉思汗对蒙古民族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本人是强大的军阀，更在于其确定了蒙古民族的历史记忆，这样在蒙古民族陷入军阀混战后还保持民族认同，而不是和其他猖獗一时的蛮族一样分裂后被其他民族吸收。

窝阔台成为蒙古汗国大汗后，通过灭亡女真金国的战争占领了整个汉地北方，当时有蒙古人大员对窝阔台说“汉人无益于国，宜空其地为牧场”，但窝阔台听取了自己的契丹人臣子耶律楚材的建议“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 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疋、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益？”意思就是奴役汉人农业生产可以得到更多财富，于是令耶律楚材在北汉地各地设官征税，好更多的榨取汉地收入以满足蒙古贵胄的享受和筹备军事扩张。

耶律楚材其人出身金中都的儒生家庭，蒙军破金中都后耶律楚材以奴仆的身份参与了蒙古西征，期间因其擅长占卜和谶纬而得到了极其迷信的蒙古人的喜爱，进而被铁木真提拔至身侧，窝阔台继位后重用了他，让他当了中书令。耶律楚材在蒙军灭金后，赎买、释放了一大批被俘为奴的金国士大夫，将他们聚集在燕京并给他们职务，这群人也成为了第一批为蒙古汗国服务的汉、女真、契丹等民族的文臣。耶律楚材对蒙古汗国国家行政和制度构建功绩重大，史称“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 、崇孝悌、赈困穷”，也就是学习汉人王朝和金国殖民体制的制度，将掠夺破坏体制转为殖民。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蒙古汗国逐渐以汉地税收而非屠杀劫掠作为其国家运作的支撑，对汉地的杀戮也因此减少，河北、河东等地人口经济有所回升。此外窝阔台还“始立三万户，以刘黑马、粘合重山（降蒙女真人）、史天泽为之”、“是年，东平行省严实入觐，授实东平路行军万户”，正式承认了由木华黎招募组织的汉军世侯的地位。汉族人从此作为奴隶在蒙古人治下有了一点喘息的可能。

以上所述蒙古族政治体制和选举继承制决定了这个体制无法长期维持统一，官僚机构简单，成本低但是篡位风险极大，会长期陷入军阀混战中。 成吉思汗可以凭借余威维持数代。 但一旦王座更替，游牧民族就陷入了困境。 蛮族一旦崛起了一个强大的，能力强的军阀可以大规模扩张，但帝国几乎无法维持两代人。 这个问题在蛮族中普遍存在，奥斯曼帝国的“十代神君”是侥天之幸。 如果说文明民族痛苦于百年后帝国衰落，蛮族则是一旦继位的君主不够强大就会土崩瓦解。 成吉思汗对蒙古民族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本人是强大的军阀，更在于其确定了蒙古民族的历史记忆，这样在蒙古民族陷入军阀混战后还保持民族认同，而不是和其他猖獗一时的蛮族一样分裂后被其他民族吸收。

宋蒙战争

（一）战略相持

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后，蒙古军主力迅速离开荒无人烟的河南，撤退到河北修整，蔡州之战时尚且结盟是宋蒙两方已经貌合神离，介于蒙古方面曾借道汉中攻金兵毁灭汉中之举，宋朝的理宗皇帝遂决定派兵收复河南，意图凭借关河（潼关与黄河）防线抵抗蒙古将来几乎必然的南侵。当年5月宋军三路出动6万人马北上，是为“端平入洛”。此时黄河以南基本无蒙军，故而宋军进展神速，两个月内便收复了几乎整个河南。但此时的河南经过蒙军彻底的屠杀、洗劫已是无人区，汉族的故都开封、洛阳城中仅剩一百户人，河南宋军几乎断粮，且蒙古此时为阻碍宋军而选择水攻，即掘开开封以北的黄河堤坝，使黄河沿着黄淮平原的西缘奔腾而出，整个黄淮平原大片淹没在水中，河水的流向从太行山东麓到黄淮平原西部形成了一个大的扇形区域，水深可没人，宋军后勤因此无法维持，宋军夺回河南却无法统治河南。当年7月末，蒙古军大举南下，缺乏马匹且不善开阔地野战的宋军很快崩溃，半月内宋军损失三万以上并退回出发点，蒙古方面遂对宋宣战并点大军南征。

孟珙与余玠：

孟珙与余玠是抗蒙战争前期宋朝最重要的两位军事主官。孟珙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宋朝将领，他接受由金国南逃的汉族人组建的忠顺军，并在湖北募兵，锻炼出一支3万人左右善于野战肉搏的精锐步兵，依此在蒙军大举入寇后他成为了两湖一带的救火队长，多次出击击败蒙军、收复沦陷城市。1237年孟珙在黄州击退蒙军攻城，1238年孟珙北上襄樊并克复襄阳、樊城以及信阳，到1239年他又驰援川东协助击退蒙军入寇，1240年他返回湖北后又出兵河南袭扰邓州、蔡州的蒙军，到1240年孟珙凭功被授予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成为半壁国土的守备。

余玠是落魄书生出身，1236年蒙军入侵蕲州，余玠参与守城并立下战功，其后余玠赴淮东任职，期间在1238年击败攻滁州蒙军，1239年深入河南袭击蒙军至开封、河阴，因在淮东屡立战功，到1241年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全面负责四川防务。余玠执掌四川期间，革除弊政、整顿军备，由于川西盆地、平原已被蒙军毁灭，外加宋军平地野战无能，于是采纳播州汉族人冉氏兄弟的建议，余玠在四川打造山城防御体系，迁徙民众、财务到山区水网密集处，并借此地利修建山城，重点固守川东，并兼顾川西、川北，史称“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云山、...、白帝、...苦竹筑垒。移成都、...、隆庆八府州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以此抵御侵攻、养精蓄锐。1246年，蒙军四路攻蜀，被击退。1250年余玠自川东北伐，三战三捷并攻至汉中，但因蒙军野战军威胁而撤退。1252年蒙军再度南下，被击退。

由于南方山岭水网纵横、气候湿润，因此蒙古方面很难采用对女真金国用过的大规模抄掠的战术绕开城市屠杀乡村以迅速削弱宋朝和汉族的抵抗力量，反而需要不断强攻宋朝的城市；更为不利的是蒙古方面水师作战能力远差于宋朝，而若是没有水师，蒙军必然无法攻略长江流域，因此进攻宋朝注定是极其艰难的。从公元1235年到1241年，蒙古对宋长期用兵。四川、两湖方向的宋军疏于守备，面对腐朽的金国尚能抵御，面对蒙军却根本无法坚守，尤其是四川地区，1227年和1231年蒙军都入侵过汉中一带，而宋军基本没有像样抵抗，可见四川宋军之腐朽，外加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弃要地仙人关不守，蒙军到了1236年基本摧垮了两地的守备，在四川破成都并重现了其在金中都的所作所为，使得百万居民丧命而川中一空，在两湖蒙军居然攻破襄阳而直达长江边的江陵，关键时刻“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的孟珙与蕲州守将余玠站了出来，前者多次率领精锐部队转战于两湖各地，多次救援名城要隘，后者则辗转于楚、皖等地守备或救援危城，不久湖北沦陷城市悉数克复，四川蒙军破盆地平原后也因多次被击退再难前进，局势逐渐稳定。

而在两淮一带，宋朝依靠淮河一带的水师与坚固的城防死守，蒙军没能取得突破。1235年，为了满足宗王们获得土地人口的欲望，窝阔台批准了第二次西征，以术赤（1225年去世）的儿子拔都为统帅远征东欧。远征带走了大量蒙军，仅7万蒙古本族军携汉军、色目军攻宋，因此蒙军攻宋战争的烈度与以往相比并不太高，到1241年窝阔台去世，蒙军对宋朝第一轮全面攻势告一段落，但经过第一轮大规模战事，宋朝也彻底丧失了四川盆地和汉中的控制权。

在蒙古因为窝阔台汗去世而停止全面攻宋期间，蒙军除在四川地区多有较大规模南攻外，其他战线双方仅有零星交战，而在余玠与孟珙主政下，宋军成功的数次袭扰河南和已经沦陷的川西、川北、汉中地区的蒙军，借袭扰之功，曾经投降蒙古的宋军士兵和北方汉族军民多有南下投靠的，到1246年曾投降蒙古、后被蒙古任命为河南行省长官的宋将范用吉密通孟珙请降，孟珙借此试图北伐河南，但被宋廷拒绝。这一拒绝不能说全无道理，尽管孟珙和余玠多次袭击蒙军，阻碍其在川中、河南屯田、筑城得手，但多数宋军依旧缺乏在开阔地与蒙军野战的能力，能挺过蒙军第一轮全面南侵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蒙古二次西征和南方水网丘陵密集，减少了蒙军精锐数量而增加了蒙军扫荡的难度，贸然出击很容易重蹈端平入洛的覆辙。

（二）晚宋军政

宋朝长期以来有皇帝与宰辅商议决定国家大事的惯例，而到南宋时期，这一惯例发展出权相政治，即皇帝对于国政的主导地位、人事安排之权被宰相相当大的程度上夺走，南宋历史上共有权相四位，分别是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累计专权72年之久。通常出现权相大都是因为君主怠政务，或者权相挟外族之势、拥立之功使得其势力强过了皇帝，例如秦桧以女真人为靠山充当其在宋朝的政治代言人而专权，又如韩侂胄、史弥远先后依靠宋孝宗之孙、宋宁宗赵扩怠于政务且性格软弱而专权。

宋宁宗死后（1224年病逝）后史弥远又对继位的宋理宗赵昀有拥立之功，因此得以继续掌权。宋理宗晚年无心治国，在1259年将国政托付给抗击蒙古守备鄂州有功的贾似道，其后的宋度宗也贪图享乐，贾似道于是掌握权力成为权相。皇帝职责的缺少由权相完成了填补，但填补效果并不好，且不说秦桧的汉奸行径，无论史弥远、韩侂胄、贾似道，上台后均在朝中排挤同僚、打压反对者，动辄清洗朝堂，使得政府内部人心惶惶，而宋朝财政、军事上的困局他们无人成功解决，只能是扮演维持者的角色罢了。

南宋在财政上毫无疑问的延续了北宋时期的困境，南宋的官僚系统照样冗官照旧，但疆土减半，财政压力只增不减，宋金战争期间为了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宋廷不得不大肆搜刮川蜀财富并在江淮地区设立月桩钱加税以搜刮军费，幸亏在吕颐浩、赵鼎等贤臣严查吏治、杜绝贪腐外加正值民族战争而全国精诚团结，百姓尚能忍受；秦桧专权后宋金战争暂时停止，但各种加赋非但没停，反而变本加厉，军费在官吏将主贪污下不减反增，闹得全国各地兵变、民变四起，到宋孝宗时才有所好转。宋孝宗隆兴北伐失败到宋宁宗开禧北伐再次失败期间，宋朝财政状况因战事消停有所好转，宋廷在四川地区全面减税并取消历年未能征收上来的部分，也减少了月桩钱，但财政压力依旧严重，最好的例子便是纸币东南会子的

发行量，从绍兴三十年（约1160年）到嘉泰年间（1201-1204年）累计发行八千万贯，期间贬值严重却仍然强行发行，毫无疑问是在用贬值的货币换民间财富。皇室、冗官的支出费用增加不停，军费的削减效果不明显，在财政压力下各地摊派加征的情况屡见不鲜，曾多次地方转任做官处理急务的辛弃疾叹言：“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县不敢问。

南宋的冗官：

南宋政权大体上将王安石视为导致靖康之变、国家浩劫的罪魁祸首，对王安石变法全面批评，指出这一点不是要为王安石的生平政令全面辩白，而是说明在南宋的政治生态中，尊崇北宋旧制是一个政治正确，既然如此，北宋冗官冗兵冗费而经两次改革却不改，那南宋也照旧。据统计1160-1170 年前后，宋朝官员数量为1.2万名，而到了1190 年前后，这个数字增加到3.3万，到了庆元元年（1195 年），宋廷官员数量增加到了4.2万，如果算上不入选的小吏可能有十万以上，这已经接近北宋巅峰水平了，而需知南宋只有北宋疆土的一半和人口的六成半！官僚的数量多寡与国家强大与否没有关系，否则无法解释蒙古汗国的强盛一时，但也不能草率的认为官制越简单效率越高，否则依旧以蒙古汗国为例，为何要实行体制改革模仿汉族帝国和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建立起一整套官僚体制来？在中世纪，民族社会的文明化意味着政治体制更加稳定安全，也意味着收税困难，困难就必须用复杂的官僚系统来弥补。稳定的越长，政府越腐化，官僚就需要越多。冗官一定程度上有其必然性。

如果说开禧北伐前宋朝的财政是困难但还能支撑，那么开禧北伐后宋朝的财政便是逐步恶化并迈向崩溃了。如果我们列一张年表，不难发现，开禧北伐期间淮、湖广、川蜀都被金军肆虐过，战争时有发生且宋廷战败后还加赔女真金国大笔赔款；蒙古攻金后金国不敢北上会战蒙古反而南下取偿于宋，双方边境线上战事绵延十几年，期间蒙古借道汉中攻金又毁灭了汉中地区的人口和经济；蒙金战争结束后宋蒙战争随即爆发，此后虽然有战争高潮和低潮，但是军队交战几乎没一年停过，从1209年到1279年南宋灭亡，绝大多数时间南宋都处在军事战争和领土被入侵中，巴蜀、襄樊、两淮被战火不断的蹂躏，还有黄河夺淮入海导致淮地由富变穷的历史巨变在，宋朝的财政总体上说便是因战火摧残地方和人口死伤惨重而税基在减少，但开支因大规模战事反而在增加。财税要地巴蜀地区沦为战区后，从财政支出地变成财政受援地，史称“蜀之所产未足一岁之用，农寺之所催，仅可为一岁之出”、“东南立国，倚蜀为重，而今之蜀仅存其名”。

公元1259年，蒙古三路大军攻宋，当年全年宋廷开支达到钱1.02亿贯、白银16万两、帛11万匹，国库一战而空，而宋朝此时也实在无法挖掘出新财源了，因为“所在州县仓库俱空，解发朝廷反有拖欠”，连盐税都难以征收，因为社会治安恶化而“盐贼年丰不绝”，地方官吏视而不敢管，百姓忍受着虏、鞑的兵马南下肆虐，史称“自韃虏南寇，破沦兴沔，...，二三千里之地昼无炊烟，野多暴骨”、“至鞑人入蜀，溃卒乘之，所伤残者凡二十余郡”，又要忍受承重的赋税压力，社会呈现出普遍的赤贫化趋势，史称“衣食给足者祖居者无二三”，社会已呈现出全面萧条、崩塌之感。

对文明民族而言，和战争消耗的空前巨量财富比，掠夺所得实在是九牛一毛。文明民族本身就处在富庶之地，周边往往是牧区、山区等财富寡少之地，文明民族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动员军队所需要的财政和行政压力较大，外出劫掠所得往往连军费开支都弥补不了，除非是生活水平低下，军费、行政成本极低的蛮族，多数处于定居状态、周边缺乏规模相当的定居民族的文明民族在大部分时间发动战争是得不偿失的。除了公元前的古典时代和启蒙时代，还有工业时代早期，文明民族发动战争尚有盈利，否则往往是开支多于收入的亏本买卖。而中世纪时恰好是一个蛮族可以依靠低行政开支全力在军事上开拓进取并且依靠劫掠取得盈利的时代，攻守之势异也，因此这一阶段呈现出的就是蛮族狂飙突进的猛攻扩张，而文明民族则严防死守保证族群存续。

战争是财政困难的罪魁祸首，而战败则是财政崩溃、民力衰败的直接因素，无法战胜敌人就意味着敌军能冲进国土内烧杀抢掠，进一步摧残国家的财政和战争潜力而增加包括重新训练军队的军费、赈济灾民的钱粮等财政压力，同时还会让国内出现大量动摇分子投向敌军反过来祸害国家。秦桧祸国后，一度十万大军有七八万人披甲的精锐宋军各部被摧残到底，大量有经验的军官将领被迫害而隐退甚至被杀害，军事训练和装备也因此被荒废，到了晚宋时期，宋军的情况重回北宋末期的窘迫局面，史籍记载曰“开禧元年（1194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本司军多缺额，绍兴之末，管二万九千余人。

乾道三年（1167年），立额二万七千，今二万五千四百，差戍、官占实万一百四十三人，点阅所部，堪披带人仅六百二十七。请从本司酌绍兴额招刺”，即2.5万军队中披甲者仅仅627人，在旷野上面对连战马都披重甲的蒙军重骑兵简直如同赤身裸体般；宋蒙战争期间的1252年，宋廷的军事情况更加败坏，史称“四大屯军马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甚至出现账目上军队4.6万人，点名后发现仅有0.53万人的情况，而军事素质则更加不堪，全军上下充斥着临时抓来充军的贫民和盗贼，而到了宋蒙战争后期，宋军已经开始出现军阀化的倾向，这是由于长期战事导致军中将领和士兵、军官逐渐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人事、财权相互勾连、息息相关，动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使得晚宋之际宋军将领投蒙者往往携数万之众，地方上又能无视州县大员肆意妄为，可谓是军不成军了。

（三）宋蒙战争第一次高潮

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其妻乃马真摄政五年，由于窝阔台嫡长子贵由与术赤之子拔都的矛盾，忽里台大会直到1246年才召开，选举了贵由继位，是为贵由汗，而拔都则拒绝听从贵由汗的诏令。乃马真与贵由汗执政期间，蒙古汗国滥发赏赐、内政紊乱，史称“法度不一，内外离心”。

1248年贵由汗欲征讨不听号令之拔都，却因病而暴死。拔都与贵由汗关系极差，连带敌视窝阔台汗后人，在其后两次忽里台大会上都力挺与他关系良好的铁木真最幼嫡子拖雷之子蒙哥为蒙古大汗，在兵强马壮的拔都威胁下，最终蒙哥继位，汗系从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一系。

铁木真生前要求在他过世后蒙古各宗王忠于窝阔台，窝阔台继位时蒙古各宗王亦发誓“即使窝阔台的子孙只剩下一块臭肉，也要拥立他为大汗”，而此次却发生汗系转移的局面，无疑对蒙古汗国而言是一场政治地震，窝阔台汗之孙辈后裔失烈门、脑忽以及察合台系部分宗王等人立刻举兵反叛，进而引发了蒙古汗国历史上第一次内战，最终蒙哥将之镇压，并血腥清洗了窝阔台、察合台俩兀鲁思内的反对派，放逐、处死多人。

蒙古汗国国家的运作无需太多法律典章，但也因此尤其是在汗位更迭上显得混乱无序，前代可汗与后代可汗的关系理论上不局限于父子、直系祖孙之间，是孛儿只斤氏的铁木真甚至他的兄弟的后代即黄金家族成员即可，外加蒙古汗国大汗名义上是通过选举而产生，这简直是变相的支持宗王之间以武力作为砝码来竞争汗位，因此蒙古汗国乃至于其后的大元蒙古国汗位继承相当混乱，因此爆发的流血事件也屡屡出现。蒙古帝国日后瓦解崩溃的端倪已然初现。

在完成这一切坐稳蒙古大汗的宝座后，蒙哥决心进一步开疆拓土。首先他为报答拔都的推举之恩，将巴尔喀什湖以西全部疆土交于他管理，其后他在1251年蒙哥派其弟忽必烈南下经略漠南汉地。1252年，他派遣其弟旭烈兀、忽必烈分别远征西亚阿拉伯和云南大理国，前者彻底消灭了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并建立伊利汗国，后者出征的目的是迂回包抄南宋，在1253年忽必烈与将军兀良合台率领近十万军队经过川西、青藏，沿途招降吐蕃和西蛮各部，经过一年战争损失过半军士而彻底灭亡大理。

完成征服后忽必烈返回本土并继续经略汉地，兀良合台驻守云南并袭扰安南地区。在基本剪除南宋周边势力后，蒙哥汗开始布置攻宋。1256-1257年，蒙军多次南攻四川、襄樊地区，取得一些进展，到1258年，蒙哥决心彻底消灭南宋，他布置大军三路攻击：蒙哥本人率主力4万蒙军外加数万汉族、色目等部南攻四川意图打通长江航道，同时在东线，他先派宗王塔察尔南攻淮南，塔察尔攻淮不利后又令忽必烈率军十万南攻鄂州，还令兀良合台率三万蒙古、汉、西南蛮等部从云南经广西北攻湖广，在扫清各自所经之地后，三路大军会师鄂州并顺长江直扑宋朝首都临安。

但这次战争进行的并不顺利，尽管蒙哥在1259年前基本扫清川中、川西宋军城寨并进军合州钓鱼城，但其后攻城不利陷入近半年的困顿之期，到1259年7月蒙军全力总攻亦不能克，战事绵延不绝，连蒙军汪古部出身的大将汪德成都被砲石击中而死，当月蒙哥军中病倒，一说是被宋军投石机击伤，一说是水土不服，至7月21日死亡，他死后蒙军无法继续侵攻，遂退兵。当时蒙军忽必烈部正入湖北并攻鄂州而苦战不能克，兀良合台率兵进军南宋腹地，途径广西、湖广，期间威逼过潭州（长沙），并一路劫掠而宋军困于前线战局不能调兵围剿，到9月忽必烈得知蒙哥死去，但为立功继续作战。不过贾似道防守得力，四方宋军援兵云集，忽必烈始终无法攻克鄂州。到了11月忽必烈为北上返回争夺蒙古大汗之位，选择接应兀良合台部并退兵，这场蒙古第一次全力攻宋之战也就此落下帷幕。

合州钓鱼城之战：

钓鱼城在今天重庆市合川区嘉陵江南岸，全城建在高于周围平地400米的山上，其背后就是重庆，按理说平地更适合建城并发展经济，但是蒙古入侵后巴蜀平地因鞑骑肆虐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因此在余玠下令、合州知州王坚亲自监督下，周边发动十余万百姓建造了这座山城。1259年蒙哥汗率兵4万拔川中各城寨后南征至此地，意图破此城而下重庆，但钓鱼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由于地形问题，大型攻城器械如投石机、攻城塔难以发挥作用，蒙军只得先驱赶汉族平民和宋军俘虏填城壕、踩陷阱，后调集精锐蚁附攻城，但伤亡万人以失败告终，后又聚集精兵夜袭、挖地道、潜水，甚至在汪德成带领下小股蒙军精锐破城而入，但都被怒于蒙古屠戮的汉族军民打退，2月到7月蒙军围城五个月，但由于造城者与守城者王坚高瞻远瞩，不仅事先大量屯粮，还在钓鱼城上开掘“天池”蓄水养鱼，并挖了一百多口水井，使得钓鱼城不缺水、不缺粮，甚至于围城后期还敢向城外蒙军抛出两尾鲜鱼和蒸饼百张以示不缺粮，最终蒙军无法支撑，七月底蒙哥汗死，死前放言“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守城将领王坚则因功被封为被封为宁远军节度使，清水县开国伯，并调任和州知州。

宋军通过死守住合州钓鱼城和湖广的鄂州最终将蒙古的攻击势能耗尽而守住了国家，但此战宋朝的表现并不算好。忽必烈部抵达长江畔时，一定程度上通过本地人贡献船只而成功渡江围攻鄂州，宋朝的湖广腹地已经被蒙古势力渗透；合州钓鱼城之战时，宋军吕文德部率大股艨艟巨舰沿嘉陵江驰援钓鱼城，结果被缺乏水军的蒙军汉军史天泽部大败，损失战船百艘不得不退回重庆。宋蒙战争宋朝确实长期保有在长江流域的水军优势，但这种优势更多的是掌握制河权和战船数量的优势，水军本身的战斗力反而与前述优势有很明显的脱节。

蒙军在长期作战中发展出一整套对抗宋朝水师的战法，当河道要津较为狭窄时，蒙军陆师常在河流两岸以弩炮进行支援：“敌又于南北两岸，夹以马步，翼以炮弩，每每我以一面而受敌三面之锋”，也就是说，蒙古水军在这些地方作战时，还会有步兵、骑兵、砲弩协助，一旦宋军不堪弩炮袭扰上岸登陆，就会遭到地方步弓骑兵的联合打击，这套战术在非汉水、长江这类宽阔大河上非常有效。如果蒙军能攻占长江流域战略节点并同样拥有海量的战船，宋朝将必然的面临灭顶之灾。

宋朝的灭亡

1259年蒙军北撤后，鄂州守城主官贾似道名声大振，恰逢此时宋理宗已经荒于政务，只顾享受，史籍记载说“（理宗) 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迫切需要一个能理财、懂军事且又忠于皇帝的臣子代他处理政务，进而被宋廷拜相。贾似道是南宋历史上除有女真人作为依仗的国贼秦桧外相权最稳固的宰相，根本在于他收买了与历代宰相皆不对付的学舍诸生群体，使得其在舆论上建立了远超以往宰相的优势地位，时人都尊称他为“师相”。

在扫清官僚系统的反对派后，贾似道开始了在财政和军事上的改革，主要是改革财政的“回买公田”和彻查军队腐败的“打算法”。“买回公田”之政颁布前，宋朝开支过大，但是军队的军粮需求却无法得到保障，外加宋朝并不抑制土地兼并，这导致地方上出现一大批豪强，豪强们不能为官则当小吏，而依靠本地强势的根基，南宋出现了普遍性的地方上吏强势而官弱势的情况，且豪强普遍由拖欠税款的情况，“买回公田”便是没收一部分尤其是豪强之家的土地而去充做军食的政府调节举动。贾似道自己带头交田，由此压制群臣反对的声音。但是在执行上，“买回公田”的行为实则成为了一场官吏不分对象或避开豪强们巧取豪夺的盛宴，尽管一时间缓解了财政压力，但是民间的痛苦却加重了。

相比出于公心的“买回公田”，“打算法”则实际上是贾似道清洗军队的手段。“打算法”的目的是清查军队账目，进而揪出腐败的军将和整顿军队财政，但宋朝军队此时由于长期战事和将门林立的缘故，军队已经部分呈现出半军阀化的倾向，这种军队中不可能不存在军将和军士侵吞财物的情况，那么具体执行时到底谁贪腐过而谁又是清白的，杀伐惩处之决断权皆在贾似道手中。

1261年，抵御蒙军有功的将领向士璧因此而死，当年六月因惧怕因此被迫害的泸州知州和当地八万宋军统帅刘整降蒙。贾似道排除异己后全面信中吕文德、吕文焕等吕家将领，给予重权以为军中亲信，并让吕文焕镇守战略要地襄樊地区。1264年宋理宗去世，因其无子而由其侄宋度宗赵禥继位，宋度宗沉迷酒色不理政务，一切军国大事交于贾似道，在位仅仅十年，到1274年死去，其子赵显继位，是为宋恭帝。

1259年忽必烈回师北方后立即与其弟阿里不哥开战争夺汗位并取得胜利，借此忽必烈得称薛禅汗。薛禅汗重用降将刘整，听从了他提出的“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计策，制定了“浮江入汉”的战略，即大造水军并集中兵力攻占襄阳，随后集结几十万大军沿着汉江到长江一战灭宋，于是他命刘整等汉奸建立和训练水师，并组建以色目人为主建立治安军性质的探马赤军。此外薛禅汗摒弃了蒙古过去劫掠屠杀获取军资的习惯，反而开始大力恢复尤其是关中和豫西地区以及川蜀白龙江等地生产、田亩，依靠后方运输辎重来保障后勤。1271年，薛禅汗选择按照汉族帝国的习惯称帝，在其蒙古大汗的尊号下加了一个“中国皇帝”的尊号，并取了一个“元”的国号。

“元”这个国号在薛禅汗于1271年农历十一月颁布的“建国号诏”中，表明其出处是汉文史籍《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但这种选取国号的方式并非过往汉族帝国的习惯，无论秦汉隋唐宋，皆是开国皇帝继位前的“封地”或发家之地，某种意义上用“元”当国号是薛禅汗搞的一种“文化上的附会”，但蒙古人政权的本质没变，蒙古人也并没有放弃蒙古汗国这一称呼，而是把“元”添加到蒙古汗国的国号中，即“大元也可蒙古兀鲁思”，即大元大蒙古国。薛禅汗此举不是为了表现其对汉族文明有多么尊重以及多么想要归化于汉族中，而是要证明其对整个汉地都有征服、吞并的野心。

宋蒙战争期间，蒙军在两淮地区军事进展非常缓慢，到蒙军1276年攻占南宋行在临安时，两淮仍有数十万宋军据守大城在坚持，淮河防线尚可维持。很大程度上这是黄河夺淮入海留下的后遗症。1129年杜充决黄河导致黄河夺淮入海后，黄河在淮河流域肆虐不止，黄河是随机抽取一条淮河支流分水，结果淮河支流到处都是堰塞湖，原本淮地发达的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史籍载曰“大率淮田百亩所收不如江浙十亩，况有不及耕种去处”，外加蒙古人屠戮山东淮北，导致当地人丁萧瑟地无产出，蒙军行船因无数的堰塞湖非常困难，又没法凑足军粮，这使得蒙军在淮地无法坚持长期作战，也无法取得值得称道的军事进展。

自1268年，蒙古集结17万大军对重镇襄阳展开了围攻，战争持续了六年，贾似道多次派援军逆流而上，救援襄樊，5年内8次救援一共派兵15万但救援通通失败，襄阳、樊城被蒙军以十余万重兵在外围修筑城池围困长达六年，日夜被数以百计的抛石机轰炸捶打，城内断粮而沦落到人吃人的地步，最终坚持不住。

到了1272年末，樊城破，蒙军破樊城后进行屠城，到了1273年，蒙军也伤亡惨重，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蒙古军统帅阿术宣布若是襄阳愿降可全城安全，后襄阳守将 吕文焕 投降，薛禅汗于是乘热打铁，一方面同时集结大军进攻两淮，另一方面加大军队调遣，一次性增加陆军十万，整训水军6万，造大船2000艘，全力突击长江，同时命令四川方面元军也参与进攻以防当地宋军回援，一时之间汉江上蒙军水师艨艟巨舰遮天蔽日。

1274年9月，蒙军的总攻开始，当年10月汉江重镇沙洋被攻陷，27日新城被攻陷，蒙军在汉江上几乎横扫，到了11月元军攻入长江，开到鄂州城下，蒙军20万对阵宋军6万先后恶战五次，到了1275年1月鄂州沦陷，在此期间蒙军用降将吕文焕劝降沿途多地守军，宋廷的疆土被南北劈开。贾似道不久迫于朝堂压力而亲征，帅南宋精锐水师十四万与蒙古军会战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一带），但因军中组织不力有多人率部阵前逃亡而惨败，宋军十四万精锐被蒙军顺江而下冲杀150里而近乎全军覆没，战后贾似道名声扫地被宋廷免职流放，不久半途被杀，而宋朝的国祚也无法挽回了。

1275年8月赣州知州文天祥自赣州出发率领2万汉族义勇到达杭州，但是宋廷主力战败，义勇军也不可能挽回得了局势。到了11月，蒙军近20万攻抵江南，11月17日常州拼死抵抗后沦陷，蒙军为震慑江南而屠杀了全城，并以大火焚烧。当月，太湖被蒙军控制。宋廷到此为止损失、投降军队已经达到25万，宋廷彻底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宋廷在12月试图与蒙古议和，蒙古拒绝。1276年1月杭州投降，宋廷的谢太后携宋恭帝投降。

尽管大势已去，宋廷中的贞勇者依旧不愿意放弃。右相陈宜中前往温州，宋恭帝的弟弟赵昰、赵昺被不愿投降蒙古的臣子带往金华、福建撤退。文天祥在和谈队伍中，但他坚决不愿意屈服，扬州守将李庭芝也不屈服。文天祥最后逃出了蒙古军队的大营，颠沛流离抵达了温州，李庭芝则在公元1276年7月在扬州殉国，两淮沦陷。当年3月江西沦陷。

当年6月，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在福州拥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10月湖南沦陷。12月福建、广东被蒙军大体上攻陷，到了1277年，宋廷仅剩广东潮州、惠州，海南岛，以及以钓鱼城为中心的川东还在坚持。1277年文天祥反攻江西，张世杰反攻福建，但都失败了。1278年川东大都沦陷，仅剩钓鱼城和城内10万汉族军民死守。文天祥在1278年12月在广东海丰战败，不幸被俘，但是文天祥没有屈服。此时宋廷仅剩珠江口一带的领土，中枢就在崖山，而宋端宗赵昰这位年仅11岁的孩子也不幸去世，赵昺，即宋怀宗成为了宋朝最后一位君主。1279年1月，薛禅汗派出汉军世侯出身的张弘范南下去进攻宋廷。宋廷的主将是张世杰，他和张弘范同是河北人出身，但是两人一人做贼，一人成杰。

1279年1月蒙军1300艘战舰，封死了崖山出海口，宋军竭力作战却无法突围。期间张弘范让文天祥劝说宋军投降，文天祥则写下了“过零丁洋”作为回应。到了2月6日，宋军终于支持不住了，张弘范火攻宋军，宋军战败。陆秀夫带着宋朝末代君主宋怀宗投海自尽，由于不愿被蒙古统治，数万汉族百姓也随着宋军颠沛流离，这次他们大都选择在崖山走完人生路，崖山之战结束，宋朝灭亡。张世杰率领10艘战船突围，不久在广东平章山下去世，陈宜中前往占城求援兵未果，终老当地，而文天祥宁死不屈，在公元1283年被大元大蒙古国政府在其首都大都城（今汉族北京）杀害。宋亡时钓鱼城守将是王立，最终于公元1279年1月在大元大蒙古国承诺归降即不杀钓鱼城一人的情况下，王立选择投降，其后他担任地方官，对地方的汉族百姓十分宽仁。

1223年，南宋政府统计境内户口数是1267万户，有7000万以上人口，到1290年，大元大蒙古国政府统计南宋境内人口居然还有1184万户，人口仍有6000万左右，而当年原女真金国境内户口数仅仅135万户。蒙古1267-1279年灭宋战争期间，出于经济上的利益，蒙军的行为相对克制，除拼死抵抗的城市外基本不对地方进行屠杀，蒙军历史上惯用的抄掠乡野的战术也在此时被弃用，此外蒙军亦没有要求汉族人更改习俗、剃发易服以及没有在南侵期间大规模圈地勒索，因此长期处于穷困状态下的南宋地区汉族平民并没有和女真攻宋、蒙古攻金期间的北方地区汉族同胞一般大规模组建义军蜂拥而起对抗蒙军，因此一般认为最后的灭宋战争期间南方人口损失不大，外加蒙古国政府在战后曾梳理过一遍户口查出了一些隐户，以及可能存在的北方人口南下，南宋多数地区在战争结束后恢复状态较好，而北方地区反而一片萧瑟。

蒙古攻南宋战争主要造成川蜀地区化为灰烬，宋时该地区最多达260万户1200万以上人口，而在蒙古国统治初期，蜀地人口仅有百万的规模，自秦汉以来便存续发展的汉族蜀地民系在蒙古入寇中近乎全灭。整个蒙古侵华战争期间，粗略估计，北方地区有3500万左右汉族百姓丧生，南方地区则有超过1500万汉族百姓丧生，自宋朝以来，汉族人口因蒙古入寇而斩半。

张世杰与张弘范:

张世杰是河北涿州人，早年曾在张弘范之父张柔帐下任职，后来据说是犯了法后南下渡淮投宋，他先在吕文德帐下任职，后因有武力而被宋廷一路提拔，成为了节度使一级的大员，到蒙古灭宋之战时，万马齐喑，宋朝文武投降者众，蒙军亦多次劝降张世杰并许以高官厚禄，但他杀劝降使节并抱定决心抗战到底，从临安到崖山一路苦战多次战败却始终不降，最终冲出崖山后在广东平章山下投水殉国而死，成为了英雄。

张弘范是汉奸张柔之子，因战功被忽必烈信重，也因此地位颇高礼同蒙古，蒙古人称呼他为“九拔都”，后来宋廷退守崖山，他率蒙军南征并在崖山之战中灭亡了宋朝。

张弘范在后世成为了一个意向，凡是有人指责张弘范灭宋的，便有人以张弘范祖上几代人出身金国、在蒙古人治下长大为由认为张弘范灭宋无罪非汉奸行径，甚至还有人认为张弘范是“代表北方汉族来惩罚放弃北方汉族的宋朝”。张弘范出身汉军世侯家庭，而汉军世侯家庭本来便是经过北方血雨腥风、大浪淘沙后被筛选出的最铁杆的亲蒙分子。北宋末期女真入寇义军群起，金国末期蒙古入寇汉族人一样义军群起，义军们逐渐分流成亲金抗蒙、驱金自立、归宋北伐和投靠蒙古四大派系，并在蒙古灭金战争中仅剩投靠蒙古的汉军世侯一派，汉军世侯们帮着蒙古人在河南、山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整个汉地北方在蒙古入侵中损失人口七成，汉军世侯靠着杀戮同胞出卖灵魂获得了钱粮爵位人口官职，跟在踏着北方三千五百万汉族人尸骨的蒙古人身后起势，得势后又在汉军世侯的封地上作威作福，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北方遍地抗蒙、抗女真的北方汉族人起义大潮中与绝大对数汉族人相逆的少数派，到了蒙古人站稳北方后这群在封地上作威作福的人依旧是北方汉族人中与多数北方汉人相逆的少数派，早在蒙古发动攻宋战争前他们便因投降蒙古杀戮同胞成为了汉族中最无耻的贼寇和汉奸，攻宋战争只是让他们的罪行又加长了一段罢了，张弘范生来便是罪无可赦的汉奸，除非起兵反蒙才能洗刷家族罪恶，又何来攻宋是为了给北方汉族人复仇一说？是谁屠杀了七成的北方汉族人口？又是谁在期间助纣为虐的？汉军世侯之群贼不配代表北方的汉族人。

张世杰原本在张柔手下任职，并未被宋朝统治一天，他后投宋，也坚决拒绝背叛，证明了当时所有汉族人心里都很清楚谁是自己的祖国。宋作为当时最后一个汉人政权，此时和外族作战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张弘范灭宋的行为和张世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汉人唾骂。这恰好说明了汉族人自古以来很清楚民族和政权的区别，也明白宋朝在此时代表的是汉人的民族国家，对汉奸行为的不容忍。

张弘范灭宋后得意洋洋，刻了一块碑，上书“张弘范灭宋于此”。到了明朝，明朝人在张弘范的碑文上加了一个“宋”字，变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张弘范一生从未被宋朝统治，为何明朝时汉人加上这个字？道理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