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小好”的逻辑的衍生宇宙（下）

上篇文章中我提到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支持者的观点核心并非是剥削，而是“大企业比小企业有效率”，只有企业外部的交易成本，企业（政府）内部没有组织成本，所以越大越好，越“公”越效率高。所以得出了一个组织（也就是政府自己）组织全社会的生产是最高效的这么一个理论，然后得出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结论。而他们得出这个理论，很有可能纯粹是基于19世纪“钢铁厂效率高于铁匠铺等小作坊”的直观感受。对我们这些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现代人来说，“小企业有时候效率高于大企业”“任何组织内部都有大量行政成本”“快鱼吃慢鱼”是常识，但19世纪人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难以理解我们理解的，因为他们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样子。

从“大比小好”里面有很多延伸出来的认识，可以解释很多问题。

1，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喜欢把体制的问题说成是“人的问题”？比如认为“官僚主义”不是一个组织过大导致行政成本上升的必然，而是“腐化”（比如苏联的认识，官僚主义是腐化）甚至“破坏”（比如前三十的逻辑，官僚主义是一个阶级敌人破坏的产物），都是“可以克服的障碍”？

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大比小效率高”是不言而喻不可挑战的。马克思说社会化大生产一定比分散的生产优越，这是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真正理论基石。“一个托拉斯比100个竞争的企业更进步更有效率，所以一个政府控制的单一垄断企业是最进步，一个集体农庄比100个自耕农更进步。”一旦出现了“规模不经济”，如果承认低效是组织过大本身的必然，一个大企业效率有时候就是比100个小企业低，那就等于承认整个计划经济理论基石就是错的。那么还有哪门子搞计划经济的必要呢？

所以“官僚主义”在苏联和前三十必须是个需要被克服的阻碍，是“破坏”的产物。而不能承认一个垄断大企业它效率本来就低，低于互相竞争的一群小企业，内部的组织（交易）成本低于一百个小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和。如果你承认了“官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什么认人为破坏的产物，那就会得出结论唯有市场竞争可以克服“官僚主义”，那计划经济的合法性在哪里呢？

具体来说，比如说道苏联的国有企业效率不高，问题在于官僚主义。那“官僚主义”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官僚不够革命，或者是阶级敌人么？是因为苏东体制“缺乏群众参与”么？都不是。假如一个国家的钢铁工业由一个国家指令性计划管理的100万人的钢铁集团控制，另一个国家是十几家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互相竞争，正常情况下前者内部的组织成本高于后者内部的组织成本和互相之间的交易成本总和。换句话说，根本就不该出现这个“100万人的钢铁集团”本身，它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低效无能。而苏东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真正合法性并非奠基于剥削理论上，而是奠基于“100万人的钢铁集团比十几家钢铁企业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之上。所以社会主义者的任何“反思”，任何“改革”，甚至可以反思到“苏东体制缺乏群众监督导致了官僚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也不敢反思“有没有可能垄断大企业反而效率更低了”。因为这才是基石问题。

2，“大比小好”塑造了官僚对社会的认识。

我之前的文章开头中说道一个问题，对基层官吏和官僚来说，小企业和个人他们管理难，征税难，也难以寻租，也难以招架政府的折腾和奇思妙想。大企业一方面“好管”，另一方面抗折腾，而且还便于合谋寻租，所以政务官会非常容易产生“大企业先进，小企业落后”的这个思维方式。因为这就是他们耳濡目染接触中亲身体会到的“现实”。

官僚和大企业的关系，我谈了好几次，也被删了好几次，这里不再展开。这里我只说几点。事务官是天生“亲大”的。他们很容易产生“垄断大企业比小企业前途光明”，“中央指令性计划最先进”的思维。后者是因为他们吃这碗饭，可以给他们扩权。前者是因为他们工作中确实大的好管，小的不好管。昭和日本的官僚里大批左翼分子和认可苏联制度先进，这不只是苏联渗透学界的结果，而是政府本身组织结构下的必然。我在知乎看到一个做销售的朋友的一句话“一切企业内部都是计划经济的”，这句话非常精妙，或者换个说法，“一切组织内部都是靠指令性计划运作的”，一切“市场经济”只是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交易逻辑，不可能是组织内部的逻辑。但正常的企业因为盈利的原因，和市场的脱节程度是比较低的，也就是对市场比较敏感的。政府本身是对市场最不敏感的。一个官吏平时干的活，无论是执法还是写材料写报告，都会深刻感觉到和大量小企业和个人发生联系的复杂和痛苦，和大企业发生关系的方便。久而久之，他产生“大的先进”这个想法是很正常的。

还有就是政绩问题。举个例子，一个事务官想刷政绩，向上级汇报“我辖区内原本有1000家企业，总产值增加了20%。”和“我辖区内产生了一个世界五百强，它产值增加了10%”。前者从政绩角度似乎更辉煌，但搞定前者的复杂程度要远超后者。再举个例子，某地政府要“促进科技创新”，但政府实际上能怎么做呢？要把“科技创新”转化成易于考核的指标，比如当地企业的科研投入率从5%提到10%。如果当地就一家大型企业，只要给这个企业发钱，让它提升科研投入就行了。如果当地有一千家小企业，有些企业因为不景气要减少科研投入，有些企业已经科研投入达标了，要分门别类定向注血，工作量就大多了。所以事务官对大企业的态度是不言自明的。

政务官对大企业态度一般比较差，因为小企业主的选票比大企业主多得多。大企业自身敌人也多，一些垄断出头鸟还会被同类联合小企业们合纵连横。这是巨大差别的地方。

3，“大比小好”塑造了学界的认识。

这个问题具体来谈比较复杂，我也不能说透。

有些朋友已经注意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当左翼分子论述土改正当性的时候，他们痛斥地主大庄园的剥削，说这阻碍了资本主义。然后等论述“汉人注定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又痛斥小农经济搞不了规模化生产，效率低。

这两者本身是矛盾的。按他们的逻辑，这大庄园能“规模化生产”，那大庄园就是先进的。地主存在是合理的。如果地主是资本主义的阻碍，那就应该打倒地主，集体化也不该搞。

实际上这个问题，他们的真正逻辑是“大庄园先进，小农落后”。甚至他们认为汉人地主“落后”的原因是诸子析产下土地不够多，搞不了大农场生产。如果你参考了他们对农业集体化的辩护理论，说土改后的“小农经济”落后，你就会很容易看出这一点。他们其实不反对地主庄园，就好像社会主义者不反对垄断大企业一样。

问题在于，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错的。“大的比小的先进”本身就是个梦呓。大庄园生产效率（单位产量）低于自耕农，大庄园也不会在推行使用新技术上有什么比小农户更热衷的地方。事实是因为本身对市场的风吹草动更敏感，技术进步对自身生产的压力更大，江南农民会不断根据市场价格变化转变生产方式采纳新技术。比如原本19世纪江南农民自己缫丝纺织，随着欧洲纺织效率提升，江南农民就开始只缫丝不纺织了。有些人说什么一家一户小农经济，这纯粹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一个农民自始自终生活在市场中，自己的劳动力就是最大的资本，必须时刻精打细算才能生活下去。假如他自己去纺织一件衣服要花50天，他这五十天去当分包的织工赚钱比自己纺织衣服多，他肯定会当织工。如果他种地所得收入少于当纺织工人（在人多地少的江南这是必然），他一定会去当纺织工人而不是去种地，否则他等于凭空少一大部分收入。随着市场的要求，自由的农民本身会“聚”，也会散。比如改革开放后江苏的村镇企业就是如此。有利可图的话，农民就会转为工人，企业也会由小变大。

但这个逻辑，很难被知识分子理解。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是他们一方面普遍对经济学无知，需要一种简单易懂看上去结构完善且美丽的理论去解释整个世界。“生产社会化”“大的比小的先进”就是这种易懂又粗暴美丽的理论。另一方面是他们又特别自信，认为其他人是需要开化的愚民，不被他们启蒙就不会生活。再加上知识分子和官僚不分家的家庭背景，这导致他们非常热衷于用“小农经济”去解释“汉人为什么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当然“汉人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本身也是给满清落后洗地建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产物）。知识分子认为大就是进步，落后是因为“小”。要把全社会从“一盘散沙”中“组织起来”，才能发展。“发展”需要他们去组织，也需要他们去“开化”教育民众。“发展”需要用官僚取代商人，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大比小好”是知识分子本身理论的论据，也是结论。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能长期被知识分子喜爱，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

作者：汉之声专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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