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的笔

最近听一个书法家的课，跟着看帖，其中说到褚遂良的「圣教序」，他便指出这篇序文，褚遂良抄写得太快，所以改笔很多，尤其是一个「之」字，经常会长长短短地改来改去。

今天所见，只是碑刻的拓本，当然不知道褚遂良抄写这篇序文时，到底是在纸上写了草稿，还是直接到石碑上书写。可这种不那么精致的笔法，恐怕真是如同老师所说，褚遂良抄写的当下，已经失去了关于书法本身的兴趣。

那时候，伟大的文皇帝已经逝去，刚刚继位的太子，却显露出远比少年时更加倔强的主张。

几乎所有老臣都发现了这种征兆，但能够坚持看法，并且说出来的却是少数中少数。

褚遂良的后半生格外凄凉，不仅是被一贬再贬，最终死于流放之地，还在迎合当权者意愿的谗佞下，继续被追究责任。以长孙无忌为借口，又将他二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最终还是不能放过，直接杀掉了。

可见一个人的仇恨，会在得到睚眦必报的机会后，如何发泄出来，而能窥见这一心理的人，又是如何借此机会而飞黄腾达。

不过，这对于褚遂良来说，一切大概又算是求仁得仁。

在一个皇帝统治下的社会，遇到明主，是大臣的幸运，但这种幸运却不是必然。

当年那个愿意倾听谏言，总是做出正确决定的皇帝，就这么死去了。而在一番争斗后，最终登上位置的太子，就不会再对前朝老臣有什么容忍了。所以，他一意孤行，依靠血脉带来的权力，将这些敢于在他面前说不的人，一个个都消灭了。而到了他自己的暮年，他也为这种偏听偏信，任性而为的决定，受到报应。

他的双眼，据说是瞎了，而他的后代也一个个进入了被杀戮的倒计时。

其中一个儿子，作了一首诗：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到了这位要求「大义灭亲」，却没办法灭掉自己族人，又一样听信亲近的当权者，也是老去，于是一切就又重演了。

哀哀一息，再无精力去面对一切，只能看着冲进来的士兵，不知又能说些什么。

当最终的死亡比背叛来得略晚，她做出的最终决定是，不要了那个为此血雨腥风的无上之号，而是再回到那个最开始的位置，而当年那些被自己决定杀掉的人，也有了另一种决定：「其王、蕭二家及褚遂良、韓瑗等子孫親屬當時緣累者，咸令復業。」

是啊，此时已经距离褚遂良站立于风雨中，回首大唐的那段日子，很远了。

死去的人，无法再次复生，而那贞观年间的开放雄健，也逐渐在内外变动中，走入了它的辉煌，也走入了它的结局。与其说是安史之乱动摇了唐朝的盛世，倒不如说是在文皇帝死后，一切就已经开始变动。

一人而治，一人而兴。

一人而死，一人而亡。

对于这位传奇的的人，旧唐书是这样评价的：「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雖十桀不能亂；使懦夫女子乘時得勢，亦足坐制群生之命，肆行不義之威。觀夫武氏稱制之年，英才接軫，靡不痛心於家索，扼腕於朝危，竟不能報先帝之恩，衛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陷，引頸就誅，天地為籠，去將安所？悲夫！」

到了结尾不妨再提一提唐代末年的一个小故事。

在唐文宗时，有一位朝臣名为魏谟，他当时正做起居舍人，并拜谏议大夫，负责朝廷「起居注」的工作。也就是说，他所负责的是将皇帝日常言行，逐一记录，留为日后编写史书之用。

有一日，唐文宗派人来索取近日写好的起居注，被魏谟拒绝了。

文宗对此表示奇怪，看了魏谟为此事上的奏疏后，告诉魏谟，之前他是常常如此做的，并没任何人说这是不对的。

魏谟说：那是当时的史官失职，我怎么能让您再次违规，如果这些记录还要受到陛下的查看，那记录这些言行的官员，就没办法再如实而写，难免有回避含糊之处，又怎么能让后世信服呢？

这件事似乎就此不了了之了，既没有追究之前史官的失职，也没有继续坚持要看。

可见当时的皇帝，对于谏言本身，还是有一种道理上的共通。

而在魏谟的奏疏中，就提到了也曾做过这类工作的褚遂良。

他说：在我心目中，您就是太宗皇帝，希望陛下也允许我学习褚遂良，做好起居注的工作吧。

时间穿梭，千年如一弹指，这些前人后人都已成为我们的古人。

想着书法老师的随口调侃，看着屏幕上那「改来改去」的雁塔圣教序，心中如何不能为这滔滔而过，从不停留的历史而惊叹呢？

顺便说一句，褚遂良和儿子们被流放死去的爱州，其实是在今日越南的清化一带。想想苏轼被贬到广州还不行，一定要继续赶出大陆到海中孤岛去。可见无论唐宋，人对人的仇恨，都是一样没有什么余地可言的。

但这种仇恨从来不会只是向一边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