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僑生都是加分進來的？1950年代台灣「僑生」制度的中國想像與國際張力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話說早前Facebook版上，曾就澳門學生到中國大陸留學的「保送」制度一事掀起熱烈討論。當中有讀者留言指出，給予澳門學生此種特殊「優惠」，是為了減少學生往台灣就學的機會。

作為澳門中學畢業生的「傳統」目的地，赴台留學雖然於近年來因政治及疫情因素而有消退跡象，但仍不失（曾）為澳門學生其中一個留學的主要目的地。

但不知讀者們是否曾有著以下的困惑：在到台灣留學的過程中，澳門學生會被歸類為「僑生」。此一身份界定了「我們」能夠參與何種入學管道、在台就學所享有的權利，同時亦帶來了某種既定的印象。

此種意義下的「僑」，似乎與我們所理解的「僑」（如華僑）有著相當差異。以最簡略的定義而言，一般意義下「僑」所指涉的，是某個社群從原先的母國遷移到外地，但因其族裔、文化及生活習慣等因素，仍維持對原母國一定程度的認同。「旅居」、「客居」意味著一種雖居於別國，但仍然把來源地視為歸屬的指涉。

但作為於澳門出生及長大的澳門人，當然並非於台灣遷居澳門，而「正常」情況下與台灣亦沒有任何關係。那麼，為甚麼澳門學生仍然被歸類為一種充滿政治及文化想像意味的「僑生」呢？對歷史稍有了解的讀者，當然知道「僑生」制度事實上與中華民國的正統想像密切相關。

回到制度起源當初，僑生政策遭到了重重困難，而僅是外力的介入，「僑生」制度才得以真正成為行之有效的海外招生政策。

在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黃庭康的研究文章中，我們可以窺見「純正」的政治想像，如何受到當時國際局勢的影響。藉著回顧50年代僑生政策的起源及改革，我們亦得以從另一角度，檢視國民黨如何推進其政治議程，亦正好作為接續講座的一個側寫（畢竟，招收學生亦是國民黨於海外發揮影響力的重要渠道）。

轉移的戰場

僑生政策雖然最早可追溯自1920年代國民黨建立名義上的中央政權後，但1949年內戰中的敗退，則為此一政策帶來截然不同的意義。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直接的軍事對抗逐漸轉變為跨海峽的相互對峙。由此，戰場亦逐漸轉移到如何爭取海外華人社群於政治及意識形態上的支持。

於是，爭取海外華人社群到台灣就讀，以培養傾向中華民國勢力的方向遂得到確立。但觀乎當時的地緣政治背景，令此一目標可謂是遭遇到重重困難。

於1950年代初，佔僑生來源大宗主要包括兩個地區：仍為外國殖民地的香港及澳門，以及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群。在對港澳的地位界定上，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沿襲大陸時期的做法，把兩地視作中華民國的組成部份。故此，兩地學生並不被歸類為「僑生」，而與本地學生「一視同仁」，需參與於台灣舉辦的各校考試，作為唯一的入學途徑。

而東南亞國家的情況亦不逞多讓。在二戰以後，東南亞各前殖民地紛紛搖身成為主權國家。為鞏固新建的民族國家計劃，各地政府並不鼓勵國內華裔學生到台灣就讀，於是紛紛對其國民到台就學設下各種限制。而另一重要原因，則是一部份國家與中共建交。外交上的壓力，使得這些國家收緊其國民到台就學的空間。

國際形勢的不利條件，再加上當時中華民國教育體系內部的矛盾（教育部、僑委會、及台灣各高等院校各有考量，而入學條件亦設下重重關卡），使得於五十年代初到台就學的僑生，可謂是少之又少。

冷戰的危（契）機

隨著韓戰爆發，美國艦隊開始巡防台灣海峽後，岌岌可危的中華民國政權總算獲得喘息的機會。國際形勢的相對穩定，使得東亞及東南亞等國的華人社群，重新把台灣視作海外留學的潛在目的地，於是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放寬入學推薦名額、增加學額及降低門檻。

但或許進一步推動僑生政策改革的主因，則是中共政府開始積極於港澳及東南亞國家招收學生。

於1952年，廣東省政府開始正式招收香港及澳門的學生到廣州就讀。對台北而言，當時中共的教育議程可謂相當具有威脅性。除了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遠超台灣外，其不以正式學業成績作為唯一收生標準的教育意識形態，亦與台北僵固的入學要求（如要求僑生達到一定成績水準及操行、推薦入學必須為注冊僑校畢業生）形成強烈對比。

面對愈益嚴峻的挑戰，國民黨於是計劃放寬僑生入學的要求。正如前述，由於東南亞各國逐漸收緊其華裔國民到台就學的可能性，因此台北此時所採取的措施，主要集中於如何爭取港澳學生到台就讀。

除了東南亞各國的「推力」外，港澳作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於冷戰的背景下亦具有額外的「優勢」。

對香港的英國殖民地政府而言，雖然英國早於1950年便承認中共政府，但作為冷戰前線，英國亦希望透過「借力打力」的方式，透過台北來制衡北京於本地的影響力。因此港英政府對赴台就學一事，基本抱持不干預的政策。

而葡萄牙於49年後，仍與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雖然在澳門的本地政治上，澳葡政府需時刻顧忌中共的影響力，但在教育領域上基本放任國共之間的競爭。隨著1952年教育部與僑委會落實於香港舉行入學考試，以及放寬保證人的要求後，當年最終入學的港澳學生，幾乎比1951年多出一倍。

但此並不代表僑生制度從此一帆風順。雖然擴大收生確實收到部份成效，但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受到相當限制。在資源緊絀的情況下，當時台灣事實上並未具備完善的就學資源，如針對僑生的住宿及財政支援等。此外，台灣省政府及台大的拒絕配合，亦使得招生的效果有限。

改變局面的外力

但於1953年美國副總統尼克遜訪台後，情況則發生重大的轉變。對美國而言，由於僑生制度有助於其抵禦共產主義的影響力。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利益重疊，使得從1954年起，美國各機構開始於財政上支援中華民國招收海外的華裔學生。

由此，教育部在僑生政策上，亦作出了重大的轉變。基本而言，教育部採取了「來者不拒」的政策，呼籲各校錄取所有分派的僑生，並為幾乎所有入學的僑生提供金額不一的獎學金。

對於學業成績較差的僑生，教育部於1955年先後設立了「僑生先修部」及「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為僑生們提供各級課程，從而通過1954年起設立的聯考及先修班考試，入讀台灣各高等院校的。港澳學生從1956年起，亦可通過推薦入學的方式到台灣就學。

種種的改革，使得台灣從海外招收的華裔學生，由1953年的215人，倍升到1956年的1820人。

小結

透過回顧延續至今的僑生制度的起源，我們可以看見充滿「正統中國」的想像的教育制度，事實上受到地緣政治所深刻形塑。東南亞的民族國家建構工程，冷戰格局的形成及鞏固，以及港澳殖民地地位的維持，皆影響到散居於海外各處華裔學生選擇高等教育目的地的機會。

有趣（或弔詭）的是，仍然維持「僑生」名號的入學方式，在今天則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被解讀：

中國想像似乎已被台灣的政治議程，以及其對港澳兩地所造成的政治效應所取代。

而港、澳兩地到台灣就學潮流的此消彼長，亦揭示了特區時代兩地的格局，如何具體而微地影響每個學生的生涯發展。

#文章篇數：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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