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常識即可判定的清末出土的偽西周玉戈〈太保玉戈〉之偽

從常識即可判定的清末出土的偽西周玉戈〈太保玉戈〉之偽

在從前的時日，要在某地立個廟，如果那兒能出現什麼靈異的證物，就可以代表該處果為神靈應選之地，可以立廟。如果某地要以關公顯靈之地，立個關公廟，那麼號稱在掘土時，挖到了關公傳說中的青龍偃月刀，該處不就可以明白就是傳說中的關公顯靈處，不然怎會出現關公刀呢。

古來關於召公在甘棠樹下有亭子在審案的遺愛之處究竟在哪兒有壽安說及陝州說及召亭說三種說法，已有學者專文討論過，不在此贅述。其中比較微弱一點的說法是認為古甘棠樹在今陝西歧山劉家原村，此地是當年召公采邑所在，古代召亭就在這裡。因為在《水經注‧渭水》有謂『雍水又東逕召亭南，也謂之樹亭川，蓋召、樹聲相近，誤爾。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王番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此位置後人認為即劉南塬村。

清道光二十五年春，岐山縣令李文瀚繪製〈召伯甘棠圖〉即此說法的一證。而到了在清末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時當慈禧太后因八國聯軍而逃駐於西安時，歧山學博武敬亭向慈禧太后取得了國庫專款，於是在陝西省岐城西南八里的今天岐山縣鳳鳴鎮劉家塬村的召亭村建召公祠，配合著就出土此二件玉戈，更印證其所選之地點地傑神靈，正好就是二千年前召公在甘棠樹下決獄遺愛之地，因為連召公親用的寶刀都出了土，而一丁點而都沒有差。於是有此顯靈之事，驚動了慈禧太后，而御賜題詞，光緒皇帝也御賜的“甘棠遺愛”匾額一塊置之祠內，增加了光彩。

此號稱掘土時掘得了兩件太保玉戈，一件有銘文，被獻於陝西巡撫端方，後被其後人賣給仲介商游筱溪，而仲介商1919年將之賣給美國人佛利爾，今收藏於美國華順頓佛利爾美術館，另一件無銘文的則下落不明。而有銘文的太保玉戈，其上有銘文。出土後，當日的古文學者楊調元曾有《周玉刀釋文》一文，釋如：

『六月丙寅，王在豐，命太保相南國，帥漢，徒守南，令奄侯俘，用賚十朋，走百人』。

而認為此銘文記跋奄之功。楊調元既有“奄侯”一釋，和另一陳介祺（1813～1884年）《簠齋積古金文》內收入偽青銅器銘文〈禽簋〉[1]『王伐奄侯，周公謀。禽祝，禽有脤祝，王賜金百寽。禽用作寶彝』相表裡。可以看出，此一太保玉戈的“奄侯”靈感，係偽銘文寫手參考《簠齋積古金文》的〈禽簋〉銘文而寫成。

不過，民國以後的學者，大多釋如下：

『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太保省南國，帥漢誕殷南。令厲侯辟，用邦走百戈』。

即清末所釋的“奄侯”，今人多釋成“厲侯”，依此偽銘文而認為召公南巡時封了被武王所滅的商屬國厲國的新厲侯，以邾（楊調元所釋的“邦”）為邑，使漢地成為厲侯屬地。而徐錫台、李自智〈太保玉戈銘補釋〉（《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3期）則又釋成“濮侯”，即指當日的屬蠻夷的濮國，而釋成召公南巡時，奉王命以百名僕御封賞濮侯。

學界未考此戈真偽之下，認為“成王在豐，命召公往省南國……從豐京前往南土，自當…是為了召集當地諸侯來朝之事……這事可能發生在周公東征平定三監以後，是鞏固王朝南方統治的一項措施”（李學勤〈太保玉戈與江漢的開發〉，《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1991年）

但只要檢視一下此〈太保玉戈〉出土物的神奇出土事件，即可以用常識判斷，〈太保玉戈〉必係清末配合召公祠興建，以封建迷信的角度所鑄成的偽文物，以騙慈禧太后及世人，今之學人如不能識其出土之由於讓時人相信此一所附會的神怪，反而斤斤樂道，反覆稱頌傳播之，又比附和周初『與江漢的開發』扯上什麼關係，豈不被迷信所誤而愚甚。（劉有恒，2020,10,2於台北）

[1]吾人已有〈 從“奄侯”二字以見傳世周初青銅器〈禽簋〉係後人偽造〉一文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