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利簋〉係非武王時的偽青銅器談起

從〈利簋〉係非武王時的偽青銅器談起

在1976年3月上旬，在陝西此一西周創基之地的臨潼縣零口公社西段大隊的農民在修建水利時，挖出工六十件西周青銅器及銅管絡飾九十一件，內中有一件所謂的〈利簋〉受到今人極大關注，因為，其上的銘文顯示的，似是西周武王時的實錄，講武王果真如某些如《尚書‧牧誓》、古文尚書《武成》殘文（及仿《武成》的《逸周書‧世俘解》）等古文獻講武王於『甲子』日伐商而亡商。自此青銅器之出，原本所公認的以〈天亡簋〉為最早周初青銅器的地位被〈利簋〉所動搖。

到了次年，首在1977年第8期《文物》登出了唐蘭《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及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兩文，開啓了討論。又次年，1978年第1期《考古》再發表了張政烺《〈利簋〉釋文》一文；同年，《文物》年6期《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 刋載了錘鳳年、徐中舒暢、戚桂宴、趙誠、黃盛璋、王宇信等人的討論。

但因為，此〈利簋〉上有一段文字『歲鼎克聞夙有商』，學者之間因為其文字費解而大大討論數十年，在學術探討的文字之間，吾人加以梳理之下，斷然發現此一所謂〈利簋〉，實非西周武王時之器，雖則銘文文字裡，講右事此一官職的一個名叫利的貴族，其先祖名叫『檀公』（按，此被不少學者認為即姬姓而以南宮為氏的檀伯達，實即《逸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台之錢，散巨橋之粟，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的南宮伯達，但實為胡猜，因為利稱其祖檀公，若此檀公即那個武王之臣的南宮伯達，而利此人又為其子孫，而且也是當武王之臣，而任個右事之職，同在滅商之役擔任要角，豈不荒唐）的，在武王克商甲子後之第七天賞他青銅，於是他製作了此件〈利簋〉，依文字似乃武王滅商後七天所開製。但文字之中，被學者看出，如：

（一）開頭『武王征商』此即不倫不類，因為，金文裡所謂的『征』，是周天子對於不服的屬國征討之字，而商朝在武王時，乃中國正統之邦，周是反叛商，故並非適用於周武王伐商。像西周《詩經‧大雅‧大明》則是講『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不用『征』字而用『伐』字，乃當日西周的官方用辭。故一看此器上的銘文寫上了『武王征商』，故不但不是武王時器，甚至是偽器之證之一了。

（二）此銘文裡故事都指七天之內，即武王伐商到功成後七天賜利青銅原料去製器，但依史料，《史記·周本紀》指『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此時周武王並未稱王，而是以『太子發』名義以文王之子的名號出兵，怎會〈利簋〉上會有『武王征商』的未來的『武王』字眼。可見又非武王時器之明證了。

（三）金文從來都不講『歲』星紀時的，為何〈利簋〉會用到東周像是《左傳》《國語》（『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黿』、『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按，所謂歲在鶉火，指的是酉年，而鶉火的地理位置，乃正南方偏西[1]）裡講周武王是在歲星當周之分野之時伐商而抬舉出所謂的『歲星』之『歲』，而講出『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此又成為了此〈利簋〉必出於戰國或其以後之明證了。因為所謂犯太歲，乃出兵之忌，此戰國較《國語‧周語》更晚時及以後之說，如《荀子‧儒效》『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及楊倞注《荀子》時引《屍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西漢《淮南子‧兵略訓》『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彗星出，而殷人授其柄』，認為周伐商是在太歲所在為不吉（『兵忌』『彗星出』）之下去伐商而功成。《國語》之言反而談歲星所在為吉而伐商。而〈利簋〉則言『歲鼎』（指歲星在當位），實乃以《國語》是從。但西周從來金文或屬西周的《詩經》《尚書》篇章內都不講所謂紀年裡有所謂歲星或太歲（《毛公鼎》裡的『歲』亦非指歲星），後人因戰國時《國語》之言而誤以為西周武王時已觀察歲星，而偽造了〈利簋〉時，就抄入『歲』星之『歲』，還依《國語》之說說此時為歲星正當其位，實則西周金文之紀年完全沒有用到什麼歲星或太歲紀年法，一如白光琦〈利簋的歲字不釋歲星〉一文所指：『《國語》有歲次4條，涉及8個年分，《左傳》8條，涉及16個年分，除武王伐殷、唐叔始封兩個年分無考外，都不合天象。今由夏曆推算，歲次自ＢＣ455年開始斷續合天，只有ＢＣ412年至361年這52年連續合天。星次及分野說的創立，只能在這段時間之內。《國語》《左傳》所載歲次，乃是三晉史官根據已知年分依十二年一周天逆溯來的，由於木星的恒星周只有11.862年，故與天不符』（《文博》，1996年74期）。張富祥〈利簋銘文新釋〉一文亦指出了《國語‧周語》裡伶州鳩的話從天文角度提六點質疑（《山東大學學報》，2-10卷2期）

而〈利簋〉用了正見其為後人所偽造，而且不是出自先秦，宋及以後之人可能性最大，當然也包含係今人所偽造之偽出土青銅器亦或大有其可能性。

而『鼎』字乃當作『正』或『當』字解

（按）此銘文裡的『歲』指歲星（木星），此說初見於于省吾所不主張的看法，而見於張政烺在《〈利簋〉釋文》。另一種說法，把此銘文裡的『歲』猜成是歲星之祭或祭祖。此早已有學者如張政烺駁之了。在出師時，行歲星之祭或貞問一歲的大事或祭祖，哪有此等似玩笑之祭。出師在甲子朝晨的當天不去如史載還有各諸侯集結等待號令發兵進攻之時（《史記‧周本紀》『諸侯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爭取先機，還擺下祭祀的陣仗來祭歲星，若真有此等之祭亦當在預謀起事前早已問就了才決定反商，或如吳偉認為祭也不必繁複，也可以開戰前行祭，但若有此祭，史料皆未言，《史記‧周本紀》只談甲子朝，牧誓誓畢即開戰，未言誓畢或誓前還有祭。因為國之大事及祭與戎，牧野之戰之前若有戰前之祭，必為應載入史冊之大事，何以史料皆未言及。而且祭祖都在宗廟舉行，何能在戰場上舉行，此不合周禮制度，只係臆猜了。或認為周武王『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故而“武王在甲子早上，將與商紂軍隊決戰前，在置有考文王木主的牧室中舉行歲祭』[2]能猜成如此，正見此銘文之係後人虛構，在金文文例裡說不通，才勞只曉古文字，而對於此外之殷周制度不曉的學者之鼎盛地猜乎一猜了。而且《國語‧晉語》明白講，武王在甲子前六日在孟津誓師時，用了卜，『吾聞之泰誓故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並非是甲子日才“歲貞”（主張歲祭說者多把『鼎』釋成『貞』，因為金文也有以『鼎』代『貞』字之用）。此足以從文獻裡看出此〈利簋〉銘文講的『歲』決非歲祭之歲了。因為武王在甲子日前六天行的卜問，一如史料《國語》所載。又唐志凱〈利簋銘文講解〉裡也指出，若把『鼎』當卜字解，則『雖合於甲骨文例，但與金文文例不合。金文多為吉金文字，以吉金為卜，在金文中還不曾見過。如事後追記，也該有予得吉卜、今卜並吉等字樣，而絕不能單只說歲貞克聞』（《求是學刊》，1980年第1期.）。而且，如果《呂氏春秋‧貴因》裡講『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則甲子朝武王到牧野時，商紂的軍隊早就等在那兒了，還如何再祭上一祭呢。

（四）在銘文裡的『武王』是一個併合字，即寫如『珷』，此種用法，在金文裡是用在已故的先王，而不用在今王。則一見此銘文如此寫法，則知分明不是武王時之器。此種拼合字的使用，在學界也有兩種看法，或認為此為合文，或認為為專文，其實，只要一見此用法時都不用在時王身上，即知談合文或專文都是一偏的說法，此乃係某種尊美的讚用字，金文有以下各例：

成王或康王時的〈德方鼎〉（集成2661）：銘文“武王”寫如“珷”

成王五年四月的〈何尊〉（集成6014）：銘文“武王”寫如“珷王”

成王或康王或昭王時的〈中方鼎〉（集成2785）：銘文“武王”寫如“珷王” 康康王時的〈宜侯夨簋〉（集成4320）：銘文“武王”寫如“珷王”

康王或穆王時的〈大盂鼎〉（集成2837）有“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銘文“文王”寫如“玟王”，“武王”寫如“珷王”

西周中晚期的共王或其後時的〈乖伯簋〉（集成4331）：銘文單稱“玟”、“珷”

故可以看出，對於文王及武王寫如玟、玟王或珷或珷王者，此時皆日後之稱，非生前之稱。

但在此銘文裡，把各種如上的矛盾都匯集於一爐，只能說明，此青銅器銘文乃後人偽造的偽文物。

其實有關〈利簋〉是偽文物，此內地有一位研究者陳政耀，已有此種看法，他指出此係偽器之根據形狀、質地和文字確定不是產自西周的文物。認為似鼎而非，似尊而非。不過，吾人則是從此偽文物上的銘文來分析，此斷非出自於先秦的青銅器，而是後世的偽造文物。

最後來正確釋一下〈利簋〉的偽銘文：

『珷征商，唯甲子朝，歲

鼎，克昏（聞）夙有商。辛未

王在管（？）師，賜右事利

金用作旜公寶尊彝』

［白話］

武王征商，在甲子日的早上，當時木星正當其位，於是可以自當日之夜到次日天亮時而滅掉了商。辛未日，王在管（？）地的軍營裡，賜我這個右事官職的利青銅塊，我用來作先祖旜公的青銅器。

其中難字之釋：

『鼎』指當或正，在此指木星當其位，一如張政烺之釋。即在木星乃在向著商朝方向的東方當空而照。

『克』乃副詞，能夠之義，按此非金文用辭法，乃後人偽寫銘文時依後世用法用上。

『聞』乃偽銘文寫者仿〈毛公鼎〉作『昏』字用，即指夜間。按，偽銘文寫者以《逸周書‧世俘解》『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而死』，故寫『昏』時紂死，到次日之天亮後（『夙』）清點戰場確定紂死商亡，故言『昏（聞）夙』二字，指自黑夜到次日天亮後。也即《逸周書‧度邑解》裡武王所說『不淑充天討，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乃指一日才完成滅商。

如此看來，由以上各點分析，自見〈利簋〉乃後人之偽造文物。

而今人在搞夏商周斷代工程時就拿武王伐紂時是在甲子日黎明時，當時的歲星〈利簋〉偽銘文裡所指的木星正在中天時為說來定周的起始年及武王伐紂日，但西周並不用歲星紀年，而是東周人的臆說說法，像是最有武王伐商史料性的《尚書‧牧誓》都完全不言及什麼歲星或太歲，則夏商周斷代工程相信此種二手的術數傳言並引用了偽文物〈利簋〉上的偽銘文為佐證，去當成武王伐紂時的史料使用，所斷出來的周的起始年及武王伐紂日，不就烏龍一場了。（劉有恒，2020,7,16於台北）

[1] 吳偉：〈利簋銘名再釋〉，《文博》2009年第3期

[2] 吳孫權：〈利簋銘文新釋〉，《厦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