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受五戒作優婆塞』一語即知《牟子理惑論》乃劉宋或南齊人之偽作 ———劉宋到南齊間的陸澄偽造《牟子理惑論》及《四十二章經》系列之二

從『受五戒作優婆塞』一語即知《牟子理惑論》乃劉宋或南齊人之偽作

———劉宋到南齊間的陸澄偽造《牟子理惑論》及《四十二章經》系列之二

一、三國時代沒有所謂『受五戒』的存在

有關三國時代的佛教在中國的情況，梁慧皎的《高僧傳》卷一〈魏‧雒陽‧曇柯迦羅〉裡就陳述的十分明白：『魏嘉平中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眾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祗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其內容，一如曹仕邦〈僧祇律在華的譯出、弘揚與潛在影響〉(華崗佛學學報第7期，1984年)一文指出：

『傳稱曇柯迦羅未抵中夏以前，曹魏的中國沙門只是剃了頭，誰都沒有依佛教的正式程序受戒，而且禮佛也仿效了漢人原有的祠祀方式。』

而當日所謂羯磨法只是立下了各種僧事的處理的議事法的作持的戒。並沒有規定在家修行的所謂『優婆塞』要遵守何等的戒律。

二、三國及晉朝早期禁止漢人出家，和尚都是西域人

湯用彤也指出過，後趙石虎（335-349 ）時的王度指出漢、魏只准西域人出家，漢人不能出家：

『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為聽西域人得立寺廟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

東晉時桓玄尚說：『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不與之接。』也指出了在晉初也是禁止晉人出家，一沿曹魏之制。

譯經是譯給尤其是中華之人看的。於漢魏及西晉，時中華之人都不可成為沙門，則沒有譯戒律給中華沙門的需要性，故而在家修行者更無律藏譯出之必要，故一如湯用彤所言，直到東晉初的道安，中華都尚無任何對於沙門的戒律規定的律藏經的出現，更遑論在家信眾要什麼戒律。此亦經濟學所謂需求創造供應，沒有需要自無供給的出現。故而漢魏直到東晉初，在家信眾（優婆塞）無戒律遵守的規定的譯經出現，自無《牟子理惑論》內所說會有什麼『受五戒，作優婆塞』的事實發生，更因此可知，東晉初的道安錄不錄《牟子理惑論》及《四十二章經》的原因，乃是根本此二書還沒有被偽造出來之故。

三、到晉代甚至到劉宋初年譯經裡尚未出現『五戒』一辭

佛教所謂的『五戒』，是指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但早期如鳩摩羅什後秦弘始七年（405年，即東晉義熙元年）譯成的《大智度論》不譯成『五戒』而譯『五怖五罪五怨』；

『何等為五恐怖怨對休息？若殺生因緣罪怨對恐怖生；若離殺生者，彼殺生罪怨對因緣生恐怖休息。若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罪怨對因緣生恐怖；彼若離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罪怨對者，因緣恐怖休息，是名罪怨對因緣生五恐怖休息。』

即如到了南朝劉宋初期的元嘉年間（435～443年）求那跋陀羅所譯成的《雜阿含經》，也還不講『五戒』，而講『五恐怖怨懟休息』：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五恐怖怨對休息，三事決定，不生疑惑，如實知見賢聖正道，彼聖弟子能自記說：“地獄、畜生、餓鬼惡趣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四、所謂『五戒』的譯出始於劉宋年間

被北涼沮渠蒙遜於宋元嘉十年（433年）殺害的曇無讖譯出一部《優婆塞戒經》，裡面列了六戒，今之佛學研究者認為，『為授菩薩優婆塞戒，故須授六重，二十八輕戒。』（太虛法師《優婆塞戒經講錄》）。但是在〈受戒品十四〉提到了：『善男子，優婆塞戒，極為甚難。……人有五事，現在不能增長財命，何等為五：一者樂殺，二者樂盜，三者邪淫，四者妄語，五者飲酒。……如來正覺，說優婆塞戒，或有一分，或有半分，或有無分，或有多分，或有滿分。若優婆塞受三歸已，不受五戒，名優婆塞。』

具體列出了優婆塞『五戒』及內容者是題為『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譯』的《優婆塞五戒相經》，僧祐《出三藏记集》：『《優婆塞五戒略論》一卷（一名《優婆塞五戒相》）……宋文帝時，罽賓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於京都譯出。』內中明白講出優婆塞需要行『五戒』：

『王白佛言：「世尊已為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制戒輕重，唯願如來亦為我等優婆塞分別五戒可悔、不可悔者，令識戒相，使無疑惑！」佛言：「善哉，善哉，憍曇！我本心念，久欲與優婆塞分別五戒。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以是因緣當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常在三塗故。」』

五、劉宋到南齊人見《優婆塞五戒相經》，於偽造《牟子理惑論》裡用上了

《牟子理惑論》裡講：

『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惑人聞之，叉手避席，俯伏曰：今也聞命，霍如湯雪，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末後的『受五戒，作優婆塞』，只要如上舉證，明察所謂譯經出現優婆塞所需遵行『五戒』的專經始於『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譯』的《優婆塞五戒相經》，作偽者讀到此經的名稱的『優婆塞五戒』，於是用到其偽托是漢末牟子的《牟子理惑論》裡的『受五戒，作優婆塞』一句裡。

一如上述，在三國時代優婆塞並不需要行『五戒』，因為根本沒有此一或其他談及五戒的佛經譯出，也沒有出現『五戒』的稱呼，同時，那時的優婆塞也沒有戒律可言。到了晉初仍行三國舊規，亦無譯經傳揚優婆塞要行『五戒』，東晉也如此。到了劉宋時期北方曇無讖譯出一部《優婆塞戒經》有提到『五戒』但以六戒為重，而劉宋元嘉年間求那跋摩譯《優婆塞五戒相經》出來之後，此優婆塞得守『五戒』始深入人心，於是在劉宋到南齊間有作偽者出來寫出《牟子理惑論》，就用了上去，也露出了作偽的尾巴。

而此人，就是史上初次寫出有牟子此人此書的劉宋到南齊期間的陸澄（西元425～494年）其人。其時，《優婆塞五戒相經》已流行，優婆塞在家信佛仍得守『五戒』經由《優婆塞五戒相經》已深入信眾之心，故而，陸澄偽託於牟融此子虛之人寫作《牟子理惑論》，一見其引用了劉宋始流行優婆塞守『五戒』，即知陸澄就是十足嫌疑人。

此文係吾人證《牟子理惑論》及《四十二章經》係劉宋到南齊間的陸澄其人所偽造的系列文章的另一篇。（劉有恒，2019.11.23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