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木

青年作者,写小说;研究女性主义,性与性别(性少数)以及文化研究等。

《82年生的金智英》:一张叫做“性别差异”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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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句谚语叫“elephant in the room”(房间里的大象),意思是指对于一些十分显而易见的问题和现象,人们却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一直忽略。而存在的另一种可能则是,许多看到了“大象”的人却难以意识到它的突兀和问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既得利益者,即那头房间里的“大象”便是其所获利的整体结构所塑造而成的。因此在他们看来,“大象”便会显得如此自然而然,并且一旦人们对其产生质疑或批评,反而会受到他们的侮辱与禁止。

但是对于那些遭受着结构性压迫而属于“大象”的底层或边缘群体与个人而言,她们则必然感受至深,并且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对自己所面对的各种日常、传统与习俗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之后,便会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以及压迫的无处不在。

其实这也便是韩国作家赵南柱女士在《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小说中所展现的问题,即过着和所有韩国女性一样普通且日常生活的金智英,最终随着自身的成长和在各种不同环境中遭遇的事情而渐渐开始意识到存在于社会中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金智英像一面镜子,通过她最普遍化的成长和人生经历,作者带着我们见识了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女性都会遭遇的性别之痛。


一.家庭:父之家


于历史中的东亚诸国虽然各有自身的历史文化发展,但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以中国儒/法家意识形态和典章制度所影响,从而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而这也便是为什么展现韩国社会中女性生存状况的小说,同样会引起东亚其他国家读者的似曾相识之感。

赵南柱女士通过一种传记式的写法,按照金智英的成长过程来展现这个故事。因此出生后的金智英首先作为一个家庭的女儿。而正如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的研究所指出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场域(filed)便是家庭。而对于传统东亚诸国社会而言,父权家族是其最核心特点。因此也正是在金智英的家庭中,她和姐姐最先遭遇来源于传统性别意识形态中的差异和不平等对待。

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的经典,在《礼记.特效篇》中便有“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的表述。因此,“男女有别”从一开始就被建构为构建家族伦理秩序的重要基础。而随着“有别”所诞生的便是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差别式对待,从教育、生活和人生等都与男性形成差异,并且最终在掺杂进阴阳观念后形成了严格的性别空间制度,即“男外-阳”、“女内-阴”。由此导致女性开始被安置在伦理中的“内部空间”,从而成为被遮蔽的存在。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韩国家庭中依旧存在着强势的男女有别且男尊女卑的观念,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婆婆对于媳妇生了两胎女儿的不满,以及对于金孙的呵护与宠溺。男孩被当作父系家族的继承人而得到“小皇帝”的待遇,而女儿/孙女的地位则如阿猫阿狗般。正是在家中,金智英初次意识到了“差别对待”(页017),但即使如此,她和姐姐也都还没有能力对这一现象进行反思,因为在她们周围的祖辈和父母,以及其他人家都是如此。

这一观念早已因代代相传而成为“传统”,成为某种不可更改的现实。但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和T.兰格在其专著《传统的发明》中所指出的: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但是主流意识形态却掩盖了这一建构过程,而使得传统获得了一种真理般的地位。

在金智英的家中,再生产这些男女不平等观念的主要来自她们的奶奶。这其实也是东亚传统社会中颇为典型的特征,即原本遭到压迫的女性最后反而成为了压迫体制的帮凶。这一点其实与传统家族的伦理制度相关,即一旦女性从妻子变成母亲变成婆婆,她在家族伦理结构中的位置也便会随之上升,并且最终在“孝”的要求下获得制约儿子辈的权力,有时候这些权力甚至十分强势。在《孔雀东南飞》中,焦母便有权力让儿子休掉妻子;在《红楼梦》中,贾母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贾府的最高意志。这一权力并不来源于她们身为“女性”,而是来源于她们在伦理等级中的位置,也正因此,她们其实依旧依附在前者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发出有限的声音,并且也大都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在东亚传统家族中,并不存在“女性”,只存在各种她们被要求扮演的角色,如妻子、母亲和婆婆,而这些角色的功能以及行为也都早已经被预设。因此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妈妈即使看到了自己所成长家庭在对自己辍学打工帮着弟弟们读书一事上的理所当然,以及婆婆对女儿们的偏心,但她依旧无法反抗,因为作为金家的妻子和媳妇本身就已经阉割了她对抗婆婆或是整个父-夫系家族伦理的力量。只有当孩子们都长大离开,且妈妈不再受制于婆婆时,她才敢对丈夫表达自己对这个家所奉献的努力和心血,希望得到承认。

在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出走和反抗父系之家是女儿们的第一个动作。因为“家”不仅仅只是温暖的庇护港湾,它同样还是塑造、规训和压迫女性的第一个场域。


二.学校:教育与知识中的性别区隔


伴随着传统的“男女有别”观念,男孩与女孩便由此受到了截然不同的教育,并且很多时候女孩甚至难以受到合适的教育(即使在明清时期出现了专门教授闺中女子的闺塾师,她们所能接受的教育内容和范围其实也十分有限)。在传统儒家伦理中,男性被教导“学而优则仕”,把一身的知识本领奉献给君王与百姓;而对女子而言,她们的情况则大都伴随着不同的家庭阶级或父兄的观念等而出现不同的受教育情况,但一般情况都十分有限,且因为其活动的空间受制,而很难出现突破。即使在其后明清两代出现大批的才女,写作长篇弹词小说,或是从事诗歌创作与文艺评论,也都往往被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内。

也正是这种“男女有别”的教育观念所塑造出的“男女大防”意识,使得单性别学校在近代出现。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作者也指出韩国存在这样的男校和女校,并且最终因为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才导致男女同校的制度出现。而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女性进入学校以及其后大学中男女同校的出现,一方面与女性解放运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众多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希望女性获得教育和知识,以为拯救衰弱无能的国家尽一份力。

接受教育和获得知识,是一个独立个体最基本的权利保障。也正因此,女性才能够脱离传统被束缚和压制的状况,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对于现代学校而言,由于它存在的目的除了传授年轻学子以知识外,同样还受制于国家权力,尤其是后者希望它能够为己所用,作为宣传、巩固和再生产其意识形态的工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政府开始对国内各大高校进行强制性的党化教育,而遭到学校和学者教授们的一致抗议和抵制。而其所反映出的也正是福柯所指出的,学校以及其教育往往难以中立,而会时刻受到各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制约。

因此当金智英进入学校后,她很快便发现了存在其中的种种问题和差异,尤其当涉及到性别问题时,这一点便会表现得十分鲜明。就如小说中所说的,在学习中一切都以男生为主,而女生总是排在后面,就像家里一样。并且由于这些行为已经成为某种惯例,而很少遭到质疑,反而是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安排”(页036)。但与此同时,伴随着她们获得知识,由此产生批判性意识和自信时,才第一次睁眼看到了“不公平”(页034),并且借助知识的力量和公平原则来进行反抗,由此“得到了微小的成就感”。

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产生过一定规模的女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呼应着西方第二波女权运动。也正是因为这些运动,使得金智英的姐姐产生了对于家庭内部性别不公的质疑,以及对学校和社会中男权肆虐的意识。女权运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便是对于传统中被压抑成客体和他者的女性进行赋权,由此使她成为和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身份,从而产生批判性思维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以及权力意识形态中的诸多看似自然、看似正常和不可更改的陈词滥调的揭露、解构与批判。金智英和学校其他一些女生抗议学校食堂安排的吃饭方式的不公平这一行为,便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在学校中,女生更容易感受到这些不公和区别,男生则很少意识到性别问题。因此他们一边享受着从性别等级结构中所获得的特权,一边用这一特权去“骚扰”或欺负其他女生。这一行为或许是无意识的,但在这些无意识中却透露着强烈的主流性别差异观念。并且当老师处理这些问题时,同样因为身处在霸权性的性别观念中,而难以做到公平,并且还会利用“男孩子欺负女生,是因为喜欢她”这样的糖衣借口来掩盖问题的实质。

而随着金智英进入初高中,进入大学,面对那些原本已经有了自我意识的男生,她却依旧发现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观念。“原本在日常生活中说话正常、行为端正的男子,也会在背后诋毁自己心仪的女性……”(页081)对于这些大学男生而言,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看不到屋子中的“大象”,因此也便不会自我反思,从而继续生存在主流性别霸权之中,享受着其中的红利。

在作者描写小说最后为金智英治病的精神科医生时,他虽然因为金智英的病例而想到自己的妻子,以及她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所付出的代价,并且还希望妻子以后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这一反思却十分有限,因为当他发现同医院的一位女性同事因怀孕而需要离职时,他内心的想法再次透露出他之前对性别问题反思的局限。通过此,作者似乎也在向我们展现,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主流男性群体在面对性别差异这一问题时,即使反思也往往十分有限,从而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得以顺利地再生产。

而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的人生与世界观的塑造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它也对性别歧视和不平等无能为力,甚至还助纣为虐时,接受了这些教育和知识,且没有足够完善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能力的人也便难以察觉到问题的存在。所以他们便依旧带着这些陈旧且顽固的观念进入职场,进入社会,因此对金智英这些女性而言,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在性别歧视和区隔这张大网中换了个位置。


三.职场:男性的世界


诞生于19世纪末的西方第一波女权运动所争取的主要是受教育权和投票权,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权利,只有接受教育以及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女性才能“拥有自己”,并且为下一步走出父之家做出准备。于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开始对公共领域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闭塞展开批判,并为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权益展开斗争。与此同时,对于传统中被界定为女性场所的私领域也开始被重新解构和建构,女权运动提出“私人的即政治的”,以此来打破传统严格的私人/公共领域之分。

在美剧《广告狂人》中(其故事背景主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女性已经开始进入职场,但她们所能得到的工作却十分有限,甚至性别化,诸如秘书、前台接待或是打字员等等,而对一些传统被界定为男性领域的工作始终触不可及。在小说中,随着金智英进入职场,她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虽然女性职员不再仅仅只能是秘书,但却依旧在整个公司的人事中地位有限,其中最显眼的便是管理层中看不到一个女性。

在西方国家的诸多关于职场内男女比例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女性员工往往占整个劳动大军的近半数,然而在许多大公司中,女性职员大多从事低层的工作,在公司高层中,女性所占比例少之又少,男性与女性的比例高达10:1。因此在上世纪末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指出,在职场中的女性大都需要面对“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即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壁垒阻碍着女性在职场上的进一步发展。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但在其中最主要的却依旧和女性的性别有关。就如《82年生的金智英》中作者所指出的,职场中存在着浓重的关于女性的陈旧观念,这一点与资本和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男权意识有着紧密联系。虽然伴随着女权运动以及国家的诸多立法保障,使得女性能够进入传统中被看作属于男性的工作场域,但其基本结构和意识形态却并未有很大改变,上从各种公司的结构,下到普通员工,他们都是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承担者和实践者。而职场性骚扰便是这一问题最直观的表现。

金智英在职场中遇见的最大一个问题便是被客户拉着陪喝酒,并且在席间还得忍受男性无耻的黄色笑话或对女性的侮辱言词,但那些男性本身却对此十分自得。在这里,存在于职场中的权力和性别不平等相结合,而导致女性几乎难以有反抗的力量。而这一点也表现在许多公司在是否要招聘女员工时的考虑,即担心女性太过“敏感”而造成公司利益的损失。当金智英从以前一起工作的女同事那里听说公司出现有男保安在女厕所安装针孔摄像机偷拍时,公司上层的处理方式完全站在利益和男性的视角,并且公司的男员工也对此觉得是女员工的问题……

在小说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抱持着这样态度的男性。他们总是觉得是女性太过敏感,甚至觉得是她们自己的某些行为才导致了男性对其的冒犯。当金智英在夜晚遭到一个男性尾随而打电话给父亲,希望他来接自己时,迟到的父亲不仅没有安慰女儿,反而责怪女儿“为什么裙子那么短”。这一典型的责怪受害者的逻辑在主流男性观念中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并且由此建构出一套规范,认为“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危险的时间、危险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页057)。正是这一逻辑使得主流男性一方面掩盖了问题内部的性别机制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也让他们自己得以脱罪。就如金智英公司里被安装偷拍摄像机一事,公司的许多男员工早已经知道,但他们不仅未及时阻止或是告知其他女同事,反而在网上传播偷拍的那些女同事相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临时需要,大批美国妇女走出家庭,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引起许多保守派人士的不安。他们担心妇女外出工作会改变传统性别分工,威胁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他们还把战争期间美国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现象归咎于妇女就业,强调美国社会安定的基础是家庭的稳定,妇女的责任就是做贤妻良母,维持稳定的家庭模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战后美国女性出现了大批的被辞退现象,女性再次回归家庭,承担起传统角色的扮演,从而出现了贝蒂.弗里丹在其《女性的奥秘》中所指出的问题,即诸多看似幸福的家庭主妇往往遭受着空心化、无目的的人生焦虑,从而失去了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可和实现。

金智英最终因为照顾新生的女儿而辞掉工作,成为全职家庭主妇,但她却始终希望能够再次进入职场。虽然“之前的工作并不能赚大钱,对社会也没有多大影响力,也不是什么能够做出世纪产品的工作,但对金智英来说,却是十分有趣的一份工作。他通过完成主管交办的事项、职位升迁等过程,得到所谓的成就感,并深深自豪,可以用努力赚来的钱养活自己”(页132)。就如弗里丹所指出的,创造性的劳动能够带给女性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生活的使命感,由此也才能产生对于自我主体性的意识。而一旦失去这些,金智英不仅遭遇来自自我的焦虑,也还得面对社会的有色眼光,如公园中几个男职员称她是“妈虫”——韩国网络流行语,贬义,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养的生活。

金智英最终离开职场,重回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近代东亚女性解放的一个缩小版隐喻,即从曾经出离父之家,进入社会,最终却发现陈旧的社会与父权家族分享着相同的意识形态,最终产生了鲁迅所谓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而在鲁迅给出的两个回答中,其中之一便是回来。而当“娜拉”再次回来时,回到的往往便已经是夫之家了。


四.家庭:夫之家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研究中指出,在人类早期形成的外婚制度中,女性常常被当作交换的“物品”在两个部落间流动,从而奠定了异性婚姻制度内部的性别差异。而对于传统中国婚姻制度而言,它则始终是“家”这一组成“国”的社会基本单位的基础,即夫妻关系本身奠定了父-夫系家庭的建立,而男性继承人则保障了这一制度能够得以延续下去。

在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中,女性首先出走父之家,进入公共场域,接受教育与工作的机会,从而建构出自我意识与完成自我实现。而在这期间,正如李海燕在其研究近代中国爱情谱系的专著《心灵革命》中所指出的,“爱情”成为新青年男女追求自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一个典型场域。通过“自由恋爱”来宣示对于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反抗,从而进入一个由爱情而促成的新式家庭。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即对于传统婚姻制度而言,它与爱情之间并没有必不可少的联系,并且就如台湾学者欧丽娟教授在研究《孔雀东南飞》和《红楼梦》时所指出的,传统婚姻制度甚至会有意地排斥夫妻之间的爱情。在魏晋南北朝关于“公”、“私”的话语中,前者表示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后者则表示家族中各房的利益,因此才需要压制“私”——夫妻之间的私情——以保障家族的“公”利益。因此,爱情在其中往往成为威胁家族整体利益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时常遭到压制。

而伴随着近代爱情与婚姻的联合,看似改变了传统婚姻制度,但实则始终未能动摇其本质性的目的,即通过传宗接代进行父-夫系家族的再生产。爱情的加入只不过为现代婚姻盖上了一层玫瑰色的外衣,但就如恩格斯在其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家庭和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时所指出的,异性婚姻制度本身就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有关。而在西方自古对于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中,由于家庭被划入私领域,而导致其遭到遮蔽,并且也由此使得家务劳动被排斥在资本主义劳动范畴之外而划分入家庭内部的“杂事”这一自然领域中。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成为家庭主妇的金智英始终遭受到来自外界男性对其做家务所遭受的压力和辛苦的轻视,并且金智英通过把家务劳动和其他社会劳动进行对比发现,“不论哪个领域,技术都日新月异,尽量减少使用劳力,而唯有‘家务’始终得不到大家认同”(页136)。就如西方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在分析家务劳动时所指出的,把家务劳动排除在社会劳动之外,导致的结果其实是对诸多女性于家庭中的工作和付出的忽视与剥削。

而在这些劳动中,照顾孩子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耗费精力的工作。但传统社会却建构出“母爱”这一意识形态来覆盖在女性照顾孩子的这项家务劳动上。就如金智英渐渐意识到,当人们称她“母爱伟大”或是了不起时,其实却往往会导致“一旦挂上那样的头衔,似乎就会变得连叫苦都不应该”(页137)。在传统男性文人笔下所建构出的“母爱”实则内含着强烈的性别不平等因素,即它潜在地把照顾孩子划分在“女性-母亲”的属性里,并最终通过自然化而使其成为某种本质特征,导致人们难以质疑和反驳。

这一观念深入主流家庭意识形态并且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在小说中,当金智英和丈夫在讨论以后该如何照顾孩子时,金智英被丈夫话中的“帮忙”惹怒了。虽然丈夫或许无心,但也正是在这一无意识的话语中,我们发现这一家庭分工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金智英对丈夫说:“能不能不要再说‘帮’我了?帮我做家务,帮我带小孩,帮我找工作,这难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吗?”(页131)在丈夫“帮忙”的话语预设中,这些工作早已经被指定给了女性-母亲,而这一预设完全是社会文化和主流权力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而非什么天道自然。

除此之外,金智英还遭到社会和男性对于她作为家庭主妇的鄙视和冷嘲热讽。但就如小说中所展现的,金智英成为家庭主妇是她不情愿而不得不的结果,导致这一结果的便是整个男权社会制度和传统性别不平等观念,但另一方面,社会和主流男性却又鄙夷被他们逼回家里的家庭主妇,认为她们是“妈虫”,“大酱女”。而在上野千鹤子对日本家庭主妇的研究中,她发现,其实家庭主妇本身并不是所有已婚女性都能成为的,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即只有上层阶级的已婚女性才能成为全职主妇,而对于中下层工薪阶层而言,女性大都需要工作来支持家用。但伴随着她们因为生育和照顾孩子离开职场,再重回职场往往很难,就如金智英所遭遇的尴尬,她最终不得不接受一些时薪很低的工作,并且全无正规的保障。导致这一问题的不是女性,而正是整个职场与社会结构所导致的。

从家庭到家庭,女性所经历的看似是一个上升和改变的人生过程,但最终却发现即使是因为爱情而结合的婚姻,以及其后的家庭生活,都依旧难以获得她们一开始所渴望的自由与平等对待。相比于父之家,夫之家中同样存在着层层叠叠的性别区隔和不平等,并且更可怕的是,在这些——无论是照顾家庭、生育与抚养孩子——家务劳动之上,人们用“爱情”、“港湾”和“母爱”这些美丽的词语覆上,来掩盖内部的差异和压制,甚至由此使得女性难以发出质疑和抗议的声音。


五.别人的声音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一开始,金智英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即总是模仿其他女性角色来对丈夫和公婆说话。并且她所模仿的女性也都是其成长过程中所认识的,如学姐或母亲等。在小说最后,精神科医生诊断其是因为产后抑郁导致的问题,只需要进行心理治疗即可。但在我看来,作者于此处的设计其实揭露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女性处境,即作为“他者”的女性最终只能够借助其他人的角色和声音来表达和说出自己的意见。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始终被建构为性别结构中的他者,由此成为“男性”这一主体的补充和界限,甚至是某种结构内部缺席的在场者。而伴随着男权意识形态在现代开始呈现出毛细血管状分布在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形成对女性无声无息的规训,最终使其失去自己的声音,而只能被强势的男性话语所建构与塑造。正是在这一状况下,金智英才开始利用其它女性——他者的他者——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破坏日常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和差异化对待。

在金高莲珠的评论文章《你我身边的金智英》中,她发现小说中金智英最典型的一个场景便是面对各种男性霸权时的“忍气吞声”(页168-169)。她虽然会反驳,但大都发生在心里,而从未真正地说出口。这一问题或许与金智英本身的性格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面对性别歧视(“对女性不友善”)这张巨大且无处不在的社会之网,她最终发现自己力量的弱小和无能为力,因此只能选择沉默,而渐渐地也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因此,她最终只能透过他者的角色来重新说话,而也正是这一模仿,使得她获得了说出真话的能力。

在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安托瓦内特.福克看来,这或许正是女性获得解放的机会,即利用“他者”的边缘性身份,说出真相,说出属于女性独有的经验和感受,由此建构出新的且更为多元和自由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我们不知道金智英最终会变的如何,作者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同时也留下了供读者反思和对此状况进行批判与反抗的空间。因为正是有像金智英这样普通的女性在看似日常和幸福的生活中发现了那个无时无刻不在的“刺”,才开启了人们对于几千年来历久弥新的性别制度中各种区隔、不平等、压制与伤害的警醒与反抗。


注:本文删减版发于深港书评,完整版首发微思客(wethinker)。此为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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