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西方的基督教发生了什么？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生于1814年1月1日，父亲洪镜扬，母亲王氏。家里有大哥洪仁发，二哥洪仁达、堂弟洪仁玕。

洪秀全7岁开始在私塾上学，成为几兄弟中唯一识字的人，家族中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洪秀全从15岁开始第一次参加府试落选，洪秀全第二次参加府试是22岁的时候，也就是1836年，这一次考试虽然落选了，但是这次洪秀全在广州遇到了西洋传教士，并从他们手中得到了基督徒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一书，不过当时洪秀全并没有认真阅读。

到第二年也就是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应试并再次落选。这次落选给洪秀全极大的打击，导致他回家以后重病一场，昏迷40多天，他本人自称梦中穿上了龙袍，住进了华丽的宫殿，具有了新的肉体，还认了神做他的父亲，并且神还启示洪秀全到尘世去斩妖除魔。从此以后，他的名字由洪火秀（族名洪仁坤）改成洪秀全，秀全两个字拆开来就禾（我），乃，人，王，就是我乃人中之王的意思。

洪秀全并没有甘心失败，在6年后的1843年再次参加了广州的府试，结果还是以落选告终。几个月后，他的朋友李竟方来洪秀全家拜访他，无意中看到了角落里的那本《劝世良言》，一看就着了迷，并再次推荐给洪秀全看。洪秀全看后，把书中内容与自己以前大病时的幻觉对比，梁发在书中讲到世间被恶魔控制，因而有了罪恶及毁灭的灾祸，只有信仰耶和华，才能够得解脱，进入天国。所以耶和华派圣子耶稣赎罪救世，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口中所说的和平（太平）跟梁发解释“天国”的段落相呼应，洪秀全觉得从前在梦中所得的异象原来都是上帝的启示。

于是洪秀全找来他的堂弟洪仁玕，私塾同学冯云山一起研读这本《劝世良言》，并且准备出游去传教，洪仁玕因为家人反对无法成行。洪秀全就和冯云山一起深入广西客家人聚居的区域，一方面读书，写作，教书，另一方面成立“拜上帝会”传播他所理解的原罪，救赎，悔改等等教义。

后来，洪秀全和冯云山分开并失去联系，洪秀全决定要加入教会，于是他到了广州，在美国浸礼会的罗孝全牧师身边学习了几个月的基督教教义，并且希望受洗。罗孝全牧师觉得他对神学的认识还不是很透彻，拒绝了他的请求。洪秀全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回到广西，继续自己的“拜上帝会”传教活动。

当时清朝政府正在取缔一切的秘密会社，他的“拜上帝会”也在取缔之列。于是洪秀全又逃到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洪秀全跟着德国的宣教士郭实腊学习研究基督教的教义，并且正式加入了基督教。

此时冯云山还在广西桂平继续传教，他和一个名叫张永秀的人一起继续往北进入广西北部山区，并且继续将规模扩大，将他们的“拜上帝会”规模扩展到了几百人 。

1850年，广西全省盛行瘟疫，洪秀全回到广西和冯云山会合，借瘟疫之机宣扬教义，信徒大幅增长。洪秀全等人除了给信徒分送自己著作的传道小书以外，也送给他们新约圣经。英国圣经公会获知后非常支持洪秀全的传教活动，于是筹款专门印送中文圣经来支持他。

后来，洪秀全又带着冯云山，李秀成到苗族地区传教，并在几个月中增加了几千信众。洪秀全信心大增，他一面传教，一面写作劝世文及赞美诗，分发给各地的教友以及民众。

从这些劝世文及赞美诗可以注意到，洪秀全比较注重旧约的经文，内容只是叫人反对偶像，专心崇拜上帝。并不注重新约圣经中耶稣舍身救赎以及基督徒悔改重生的基督教最基本教义。同时他们较为激进地破坏偶像的宣教方式，常常刺激当时百姓的风俗民情，甚至引发冲突。因此他们的宣教活动不但在民间产生了矛盾，也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清政府认为他们妖言惑众，宣布“拜上帝会”非法并禁止他们继续传教。

不过，在清朝政府的禁令下，他们继续努力进行传教活动。加上据说杨秀清会说预言，并且能用祈祷来为人治病，各地的人民于是不顾官府的禁令纷纷入会。洪秀全还制定出许多的教条，严格禁止教徒吸烟喝酒，更不许吸食鸦片，每七天礼拜，一切都依照基督教教会的仪式。

这时候，他们的势力逐渐壮大，洪秀全除了主持“拜上帝会”的事务，还结交当地人士创立起了一个“保良攻匪会”，名义上是保卫地方平安，实际上想借此抵抗官兵，以免遭到逮捕。

清道光末年，广西连年灾荒，百姓饿死者众，官吏只知道贪婪剥削，不顾百姓疾苦。各地饥民纷纷铤而走险，因此各地盗贼四起。当时的广西富豪韦昌辉借着“拜上帝会”的名义救济灾民，于是各地灾民及盗贼闻风而来加入，官府看到这个情况，唯恐发生意外，便将洪秀全逮捕入狱，并判处死刑。意外的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忠厚慈祥，不愿过多杀戮，又释放了洪秀全。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以“打倒满清，恢复汉族”为口号，在广西桂平的金田村举行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9月攻克永安后，分封东、西、南、北、翼诸王，各王均受东王杨秀清节制，1852年太平军离开广西攻入湖南，到1853年攻占了南京，于是改南京为天京并在此建都。

太平军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战斗力呢？一方面是因为清军腐败无能，战斗力低下，另一方面，太平军作为一支宗教化的军队，军人充满了宗教的牺牲精神，每逢战事，太平军战士总是勇往直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且太平军相信死后会进天国，可以享受永生的快乐，这说明一方面太平军得力于民族主义的号召，又加上有了宗教的组织以及训练，所以战争才会有如此快速的进展。

洪秀全在刚开始出兵所写的檄文中开端细说满人的罪恶，接着便说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拯救人民，你们官民人等，从前为满人所误用，现在应该弃暗投明，作天父的子女，并且说天父恩德高厚，果能敬天识主，莫不一视同仁。文字间既有民族主义思想又有宗教的精神。

当太平军要攻打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先派人张贴许多布告，宣传革命的意义，说太平军是承禀天父的旨意，来驱逐满族的妖魔，拯救天父的子女。凡是欢迎太平军的，就可以出迷途而登天国，这套话语很能迎合中国人心目中所谓的“真命天子”的思想。所以往往太平军还没有到达，就已经得到了民心。

再来看太平军所定的军律，更是处处充满了宗教的意味。例如军营规矩中的第一条便是要恪尊天命，第二条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以及所颁行的诏谕等等，几乎每一种仪式都是从基督教沿袭而来。而太平军所谓的十款天条完全是依基督教的十条诫命而立，这十款天条如下：

一，崇拜皇上帝

二，不好拜邪神

三，不好妄提皇上帝之名

四，七日礼拜

五，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

六，不好杀人害人

七，不好奸邪淫乱

八，不好偷窃劫抢

九，不好讲谎话

十，不好起贪心

又在每条天条的底下附上一首简单明了的七言律诗，比如第一条的底下说的是：

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自超升

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

其余各条底下也都有类似的诗，和现在的基督教会赞美诗很相似。

在这十款天条以外，还有很多的歌词，都要求太平军背熟，否则就要处罚。这种强迫式的宗教使得每个太平军战士都成了教徒。

太平天国一方面对基督教有强烈的认同，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真正的教义知识却又非常的贫乏。这是由于太平天国所奉行的教义都来自于洪秀全所撰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几本书，而这几本书中基督教的教义都是洪秀全篡改过的，例如，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说耶稣基督是神唯一的独生儿子，但是洪秀全却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这说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只是一个取材于基督教的中国本土宗教。它跟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是互相背离的。

香港的《中国陆上之友》在公元1851年3月第一次提到太平天国运动，引发了各派基督教传教士浓厚的兴趣。《中国陆上之友》在随后的5月23日又引用了一个传闻，这个传闻声称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明朝的后裔，而这个皇帝信奉了基督教。在他们所到之处大肆破坏偶像及寺庙。由此，西方的传教士对这个“基督教运动”逐渐地寄托越来越大的希望，他们期待这个运动能够帮助福音在中国的传播。

在此期间，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罗孝全牧师在公元1852年首次证实了洪秀全曾经在1846年在罗孝全的教会中学习过。1853年，洪仁玕到了香港，向西方的宣教士们介绍了许多上帝会以及太平天国的情况，当宣教士们知道太平天国的造反者竟然是基督徒，而且得知“拜上帝会”和新教的渊源以后，新教各派都非常兴奋。罗孝全牧师更认定太平天国运动将推动中国清除偶像崇拜，实现对外开放，令基督福音传遍全国。

英国的圣公会香港维多利亚主教史密斯在1854年新年祝词中曾经为太平天国运动祈福。并当众称赞洪秀全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以及领袖气魄，并且成功地让基督教成为伟大信仰的运动，并非政治暴乱。这种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公元1853年6月13日到达了高潮。

在这一天，有一个叫叶师帅的陌生人将一封据称是洪秀全的亲笔信千里迢迢的送到了广州的罗孝全牧师手里，这封信发出的日期是1853年3月21日，太平军虽然在3月19日就攻破了南京，但洪秀全却是在3月29日才进入南京，也就是说洪秀全还没有进入南京就迫不及待地送出了这封信。不仅如此，洪秀全在信中称呼罗孝全牧师为“尊兄”自称为“愚弟”，实在是客气到了家。这封信在广州那些外国传教士当中传阅，许多传教士因此受到了鼓舞，认为太平天国欢迎他们，需要他们去传福音。

随后不久，英国公使文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马沙利相继访问了天京（今南京），获得了大量的太平天国宗教方面的直接的讯息和当时已经出版的太平天国时期的书籍。

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境内有大批的西方传教士，其中部分到了太平天国访问过他们，第一位来到太平天国的外国传教士是戴作生，受到了太平天国的接待，并和他们进行了多场的辩论。最后都是互不相让的局面，当中主要的争论要点是洪秀全在圣经的哪一个地方承继了上帝的权威以及启示。因为根据圣经，基督是神，但是身为耶稣二弟的洪秀全究竟是人还是神？另一方面，传教士认为太平天国应该根据圣经的原则来做崇拜，但是太平天国认为宗教应该有许多的模式，就好像衣服一样互有不同。他们在礼拜六举行崇拜，并且没有正规的教堂以及牧师。

起初，西方的传教士对他们抱有很大的期望，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宗教革命，但是也有很多宗教团体持不同看法。伦敦的传道会在1853年发布的报告中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地违背了圣经。西方的教会试图以辩论的方法向太平军传讲基督教的讯息。

公元1854年，英国传教士麦华佗，包令的团队在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了30个包括宗教，政治，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太平天国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反问了50个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涉及了宗教。在这些问题中，太平天国勾勒出了一个有形的上帝，在他们的描绘中，上帝身材高大，长者红色胡须，穿着黑色龙袍。同时太平天国不承认三位一体，他们认为上帝就是上帝，耶稣是上帝的长子，而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除此以外上帝还有其他的亲生儿子。而且上帝和耶稣都有各自的配偶，也就是天妈和天嫂。他们认为圣灵并不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圣灵就是杨秀清，杨秀清和肖朝贵享有天父天兄附体的特权，他们附体时所说的天父天兄的那些圣旨，享有和圣经一样的权威。英国人看到这些回信以后，立即知道太平天国是个彻头彻尾的邪教组织。

和新教不同，天主教从一开始就对太平天国和上帝会不抱任何好感。最早谈到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法国遣使会江西的主教田嘉碧，他在1852年10月6日写给里昂以及巴黎布道会的理事的信中谈到了太平军从湖南到江西一带的进军，叙述了“拜上帝会”的传闻，这时候的太平军还没有抵达南京，这位传教士的叙述就相比基督教新教冷静的多。

在1853年1月和6月，天主教方济各会湖广教区的主教，意大利人里佐拉蒂，和天主教南京教区的主教赵方济相继发表了谴责太平天国宗教方面的文章。

1854年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葛必达成为第一个抵达太平天国管区的法国宣教士。此后的几年当中，他和另一位传教士当尼库尔成为谴责太平天国最为卖力的外国宗教人士。天主教和法国人之所以跟新教的宣教士态度迥异，一方面据说是因为天主教教堂有耶稣像和圣母像，被深受基督教新教影响的太平军当作偶像来扫除，有一些教堂和教徒受到了牵连。另一方面，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为了争夺信徒明争暗斗，天主教认定上帝会是新教的产物，因此产生恨屋及乌的心态。当尼库尔主教就曾经讽刺太平天国是新教胡作非为所产的畸形儿。

由于清政府加紧封锁，从1854年到1858年中，没有西方传教士进入太平天国的境内。

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早期曾经流亡香港，受到教会的接待并在韩山文和理雅各等人的教导下受了洗。后来更被伦敦布道会聘请为宣教士。

当时上海和香港有很多基督教新教的教会曾经资助过洪仁玕去南京，但是因为清军防守严密，所以只好留在上海，洪仁玕在上海闲暇之余写了一本新的教义书《资政新篇》。

1859年，洪仁玕终于辗转到达天京，很快传出他将出任太平天国干王和即将出任太平天国宰相的消息，这传闻又让基督教新教的教士们欣喜不已，他们相信洪仁玕是一个合格的教徒，不仅可以纠正洪秀全的宗教方面的错误，而且有望成为他们打开太平天国世界的方便之门。

美南浸信会的美国传教士高帝丕成为后期第一批抵达太平天国境内的外国宣教士，得到太平天国热情的招待，留下了良好印象。

跟洪仁玕有私交的艾约瑟，杨笃信等宣教士也抵达了太平天国境内的苏州，会晤了英王李秀成。一方面，他们对在太平天国境内的传教事业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他们对太平天国古怪的教义颇有微词。当时，这几位宣教士一致认为“拜上帝会”主流还是基督教的，信仰的过程中这些错误是对基督教的教义认识不清所导致的。只要日后加以正确的引导就可以了。而洪仁玕将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部分的工作。

1861年3月21日，艾约瑟第三次访问天平天国，洪仁玕邀请他去天京传教，并承诺帮他建立教堂，结果他去了之后却发现所谓的教堂无影无踪，洪仁玕的邀请根本就是一个空口许诺。洪仁玕本人更是已经了成为一个拥有很多妻子的“拜上帝会”的信徒。

艾约瑟和太平天国的要员也曾就洪秀全是否是上帝的次子，天父是否能下凡在杨秀清的身上，以及三位一体究竟是否存在等宗教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他直接上书给洪秀全本人，洪秀全既没有见他，也没有给他回信，最后不欢而散。

1860年10月23日，罗孝全牧师抵达天京，成为了唯一在天京见过洪秀全的外国人。罗孝全满怀希望地打算接收洪秀全许诺的18座大宅来开办教堂，但是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美梦破碎了。一方面洪秀全根本没有打算开放外国人进来传教，另一方面，洪秀全封的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些原本许诺给罗孝全牧师做教堂的大宅，很快就被分给了那些新封的官员而不够用。

接着，罗孝全牧师发现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和基督教实在不是一回事。虽然两者都有上帝和耶稣，可是洪秀全不承认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他认为圣灵不过是天上的风，在地上归已经死去的东王杨秀清管，而杨秀清是耶稣和洪秀全的亲弟弟，洪秀全所拜的上帝还有个了不起的孙子洪天贵福，他不仅仅是洪秀全的儿子，还过继给了耶稣，因此成为了洪秀全和耶稣的双料继承人。

罗孝全觉得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就上书请求洪秀全多读圣经。结果更令他惊讶的是，洪秀全居然把圣经改了个乱七八糟，里面所有有利于证明洪秀全的话都用大字加黑加粗，甚至把所有提到太阳的地方都标明太阳就是天王，说旧约圣经里面的犹太王麦基洗德就是洪秀全的化身。碰上无法自圆其说的就干脆注明“圣经有错记”。既然只有我洪秀全活着见过上帝，那么你们就按照我记录的上帝最新指示去做就可以了。

原本罗孝全牧师想要改造洪秀全，但是洪秀全想的却是改造罗孝全，让罗孝全来为自己的“拜上帝会”背书。这让罗孝全十分的苦恼。更要命的是罗孝全和洪仁玕不和，两人最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终于在1862年1月20日，罗孝全离开了天京。

从此，罗孝全转为激烈批评洪秀全，说他妄自尊大，亵渎上帝，说太平天国政务紊乱，不成体统，并且说上帝会根本就是异端邪说。

因为罗孝全曾经是洪秀全的老师，也曾经是上帝会以及太平天国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最热心的辩护者，他的反戈一击在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此后，除了始终坚信“拜上帝会”就是基督教的英国宣教士卢威廉，杨笃信等认为上帝会起码比清朝的偶像崇拜好一些。其他的西方宣教士不论任何宗派都对“拜上帝会”不抱以任何的希望。

西方宣教士与太平天国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可以用一句现代人常常对爱情的注解，那就是因误会而认识，因了解而分手。

对于西方人来说，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两个势力，一个是清政府，另一个是太平天国。原本太平天国对基督教有强烈的认同，一听到西方的教会也崇拜上帝和耶稣，太平天国就感到很亲热，觉得西方宣教士是洋兄弟，大家都是天父之子，天兄之弟，天下基督徒是一家。而且在太平天国的观念中，天父天兄和天王都是一样的，既然大家都拜天父上帝，拜天兄耶稣，就应该拥护天王洪秀全，这种观念中的天王就等于天主教当中的罗马教皇，而且比罗马教皇还要了得，应该是教俗两派共同的领袖。

在这个方面，中国人观念中传统的天朝上国这个骄纵的观念也掺和了进来，所谓的“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本来清朝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是这样看待国际事务的，可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吃了苦头，终于明白了一些近代国际关系的规则。但是当时的太平天国仍然不明白。于是，在太平天国的对外交往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听说来了“洋兄弟”，感到很高兴，以为是一家人，跟做敌人的“清妖”正相反，另一方面，又把他们当成是藩属，以为他们是来称臣朝贡的，于是要求西方传教士行三跪九叩的为臣之礼。

当时的西方各国已经政教分离，在国际关系上主要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对于列强来华谋取种种利益的行为，清朝反应已经算是很迟钝，太平天国的反应比清朝更加迟钝。一方面，太平天国没有主权的观念，甚至不知道外国兵舰在自己的江河湖道上行驶是要征得自己批准的，另外一方面，太平天国又不能像清朝那样保护列强在华的利益。

综合以上种种原因，西方列强宁愿跟清朝政府打交道，也不愿意跟太平天国打交道。所以，他们纷纷跟太平天国划清界线。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运动之一，在最强盛的时候，它的疆域曾经占有中国的半壁江山，实力扩展到了18个省份，实际控制区域高达23个州府，总面积超过150多万平方公里。同时，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排第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天国使中国的人口从原来的4亿锐减到2.4亿，洪秀全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类灭绝的悲剧。仅仅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这五省的人口，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死亡的就多达7000万，这就是太平天国带给中华民族最沉重的灾难。

在1980年代，德国著名作家，外交家埃尔文，魏克德曾经谈到洪秀全的基督教信仰的问题。魏克德在1943年第一次听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故事后备感惊奇，他感到纳闷的是：中国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中，是如何被基督教所吸引？而洪秀全那种怪诞的宗教，又是如何能够吸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且差一点要把清朝推翻掉，最后，魏克德得出一个结论，尽管洪秀全把他的使命追溯到上帝，尽管洪秀全认为甚至就是相信他就是耶稣的弟弟，但是根据资料判断，显然洪秀全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过基督教。魏克德的评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洪秀全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但是，历史上的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信徒认为自己就是基督徒，而且跟外国人信仰的是同一个基督教。虽然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不是19世纪中叶的来华宣教士以及魏克德所接受的那种意义上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成员确实接受并且利用了基督教当中的某些因素，并且把这些宗教因素转化成了他们进行反清运动的精神力量。

毕竟洪秀全是中国人，他在理解以及接受基督教的时候，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他一开始就称帝的做法上面。尽管对基督教曾经有所追求，但是对洪秀全而言，基督教只不过是他进行反清运动的思想工具而已。洪秀全真正关心的是要利用基督教的动员能力来推翻满清王朝，创立一个新社会，实现他的“天国之梦”。由于对信仰认识的偏差，导致了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国最终成为了异端。

同为广东人的“近代留学之父”容闳评价太平天国运动说：洪秀全并没有带给中国新的政治的思想，无论是宗教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没有从太平天国运动中得到什么益处。洪秀全的叛乱唯一带来的良好后果就是打破了中华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得中国人警觉，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国家。

新约《传道书》第三章1-2节当中所罗门王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从这段经文的启示我们知道，神要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时机，在太平天国那个时期还没有成熟。而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接受福音，我们也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们基督徒仍然要为中国的福音工作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