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应该服务于民族吗？

玛丽·法芙罗/文

王立秋/译

MarieFavereau, “Should historian serve the nation?” https://www.leiden-islamblog.nl/articles/should-historians-serve-the-nation

无视当代的边界，是理解过去那些把人整合在一起的关系的唯一方式。直到今天，对人的历史的认识，在对太过于经常被预先设定的边界和民族概念发起质疑的时候，都还是复杂的。

记住这点是必要的，边界不总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国界从来不是自然的；它们是政治的表现。而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之一，就在于写作流动的交流空间的历史，这些空间，是直到最近，才被精确地切割为边界围出来的空间的。

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的后继，金帐汗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金帐汗国始于十三世纪，持续了三百年。它是多族群、多宗教和多文化的。随着游牧精英皈依伊斯兰，金帐汗国也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大枢纽。在这个繁荣的时代，伏尔加河沿岸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和村庄，吸引了来自安纳托利亚、中亚和埃及的游学的学者和匠人。

“帐(Hoarde)”来自蒙文的orda，这个词有两个意思，既指游牧民的营地，又指这个营地里的人。黄色是帝王之色，让人想起覆盖统治者王座的金叶和他宏伟的帐篷。帐包含游牧民放养庞大畜群、骆驼群和马群的草原。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业中心，定居的臣民和邻人都会来这里贸易。帐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它的边界。因此，自成吉思汗征服的时代起，这个词将就进入了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所有欧洲语言并非偶然。

在描绘中世纪世界的地图上，金帐汗国从巴尔喀什湖，一直延伸到了黑海，一个今天在政治上没有常性，当前正被俄国（包括鞑靼斯坦和克里米亚）、乌克兰、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分据的地区。

这些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法单独对金帐汗国的领土遗产提出要求——这样一来，它就势必侵犯到邻近的民族国家的领土。这个事实使帐难以使金帐汗国的历史符合民族的目的，也使得它在那些在现代民族边界的基础上思考的学术圈子那里，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学校的教科书都鲜有对它的研究，或者干脆把它从历史上抹去。

民族史学倾向于扭曲历史，以创造和散播服务于自身利益的陈词滥调。历史学家的第一要务，就是驳斥这样的喻说，回避像“鞑靼轭”这样不准确的术语，以鼓励人们去研究更加重要的问题：怎样处理集体的历史——当它跨越了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边界——这个概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像金帐汗国那样的（历史）实体留下来的遗产是什么？

现代的鞑靼人和其他生活在俄联邦的穆斯林人群认为，金帐汗国是他们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形成时期。他们的起源叙事，一直回溯到金帐汗国的统治者皈依伊斯兰的那个时代。的确，欧亚大陆草原、克里米亚和东欧的伊斯兰化，是金帐汗国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它意味着，多样的社群接受了使他们能够共同生活的规则、实践和社会仪式。在这里，伊斯兰是一股统一的力量，和一个社会整合的载体。

因此，金帐汗国是由乌克兰人、俄罗斯人、鞑靼人和其他人的集体的过去构成的，当时，他们都同时处在成吉思汗的后裔的行政之下。

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苏联时期，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尽管当时有强制的迁移，也禁止一切形式的政治表达。在1898年，他们在数十年的流亡与沉默之后，被允许回到克里米亚的时候，新的那几代人却发现，这片故土是那么地陌生。他们墓地被挖空了，清真寺也被拆除了，这就使他们没法在这里辨认出他们的家族曾经属于的故土。他们只有通过他们的父母的叙事来认识他们的遗产。

把过去还给那些失去了自己的过去的人，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他们通过发掘遗迹、钻研文本、阐明和传播关于形形色色的人群生活过的地方的文化的过去的知识来做到这点。与此同时，宗教也是一个对历史学家来说特别重要的现象，因为典型地，宗教也超越了边界。

金帐汗国只是一个例子。匈奴人、哈扎尔人、马穆鲁克人、克曼切人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关注。在把研究领域进一步推进、拓展到民族主义的规划之外，是大学的重要角色。它们需要为更多的国际交流提供方便，特别是在外交紧张的时期——因为，历史研究也是一个跨越边界的集体事业。